3、寻找打开窖藏的秘钥

　　要进行杜诗的校注，“聚粮”的重要一环即是见微发覆的功力，这要求不止通贯文史，且应当对于天文、地理、医卜星象等都要有所了解。但是，杜甫毕竟不会像李汝珍《镜花缘》那样借文学之杯装博物学之酒，他的专门知识，呈现在诗文中的往往只有片言单字。注释工作需要的正是透过这些关键字词，向上一层，抉发出学术史上的大问题，谢先生曾比喻说：“一旦破译某个关键字词，就如同拿到一把秘钥，可以打开被锁住的一块窖藏。”(《唐诗与唐史论集·自序》)

　　世人皆认可杜甫“读书破万卷”的博学，那么他的天文、地理、算学等根柢又如何呢？谢先生通过对《不归》诗“数金怜俊迈”“数金”一词的考释，揭示出了杜甫对数学的重视。在校注《唐兴县客馆记》中秋分大馀、小馀的确切涵义时，谢先生注意到杨伦《杜诗镜诠》的时代仍坦承“未明”，后人例皆避开这一问题不谈，通过基于历法学的演算，《校注》最终证明杜甫依据的是唐开元年间颁行的《大衍历》。由杜甫在施行《至德历》期间仍依前朝《大衍历》推算历时这一特殊角度，也得以进一步窥探其“忆昔开元全盛日”的内心世界。在校注杜甫为继祖母所作《卢氏墓志》时，谢先生注意到杜甫特意谈及下葬取穴等问题，其中涉及久已失传的唐代葬法，前人多不详其所谓。谢先生参考学界对敦煌文献卜葬书的专门研究，利用墓志中提供的唯一数据“西北去府君墓二十四步，则壬甲可知矣”，与宋代《地理新书》中所列墓地规格一一比对，证实了杜氏大墓完全依唐代六甲八卦冢葬法，由此再进一步窥探杜甫在继祖母不能与夫合葬的情况下尽力为其美言的良苦用心。

　　在校注杜诗的过程中，谢先生不单要清理历代聚讼的学术公案，给出自己的看法(如庞公、庞德公之讹)，还需要直面前人有意无意忽略的学术难点，小心求证，审慎立论，从而实质性推进杜诗的研究进展。诗歌或诗人所涉及的历史，不只是大的历史背景和事件，更有数不清的历史细节。这些历史场域，反映在诗文中可能只是只言片语，甚至一个词、一个称谓。不过一旦抉发其覆，就能走入新的学术之境。杜诗中用“杂种”一词指称安史叛军，也曾被学者作为粟特人在唐代被称为“杂种胡”的重要史料。受此论说影响，粟特人在叛乱前后的动向和作用，乃至在唐史中的活跃表现，引发了很多讨论，在当代唐史研究中已蔚为显学。谢先生通过《留花门》诗注以及《“杂种”与“杂种胡人”》一文，仔细辨析了“杂种”一词的涵义及相关史料，认为唐代并无“杂种胡”的固定称谓，安禄山在叛乱中不但没有利用其粟特人身分，而且有意淡化或回避其粟特人出身，这与他在突厥环境中长大不无关系。这一论断的提出，直接动摇了史学界关于安禄山种族及出身研究的基础，有待文史学者的评议与回应。

　　注杜自宋至今，更仆难数，后出之作，有前人注本可资参鉴，考辩更易精核，去取更易谨严。不过，面对层层积累的前人众说，需要加倍地“殚精神，需岁月，尽汇群籍，以折其衷，说始有当”——这似乎是注杜工作在当下所遇到的“幸福的烦恼”。《校注》中的创获之得，不仅在于对诗史诸问题的匡谬正误，还体现在以博物学的视域对杜诗中的隐含的问题进行了多角度探求，上举诸例，可窥一斑。

　　打开窖藏的秘钥的取得，亦有赖于系统治学方法的推进。通观《校注》全书，谢先生一以贯之的注释方法即是经学研究所谓的“本证法”，以杜诗证杜诗，以杜甫同时代的唐诗证杜诗。复次，陈寅恪先生在论《哀江南赋》、元白诗、钱柳因缘诗时多次揭橥“古典今典”合一之方法论；谢先生在注白诗、杜诗时又从另一向度强调辨析初典(义近“古典”)与近典的关系，认为注诗不但应注古典(原始出处)以及本事(今典)，亦应当留意其时代毗邻的近典(前贤时彦)，从而将释证古典、近典、今典同时纳入关照之范围。《校注》一书对杜甫所用近典的释证是很独到的，这一层面的考察也勾勒出了杜甫知识结构所涵纳的前代史事以及六朝作家。关于《校注》治学方法的总结，可参考卷首《凡例》的相关陈述。

　　4、结语：文学是满怀真诚的

　　谢思炜先生曾说，文学从来都是亲近正义、表扬高尚而且满怀真诚的。杜甫的真诚，有时见于“一卧沧江惊岁晚”的孤冷，有时见于“众雏烂漫睡”的温情，有时则见于“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的椎心之痛。杜甫是初盛唐一百馀年的文化和文学成就哺育出的诗人，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人生实践中体会到了儒家所要求的伦理自觉、人性关怀的意义，诚如宋人所谓“真得孟子所存。”杜诗对社会理想的表达以及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昭示了唐代社会道德意识的复苏，儒学精义的复苏。因此，走近杜甫，学识愿力只是一个方面，还需要的是对秉持古儒精神的士人有思想和人格上的共鸣，萃取少陵诗文中普世的思想价值。

　　《易经》有相应之说，禅宗有啐啄之论，杜诗真诚的境界，天然地要求校注者以真诚的态度处之。谢思炜先生的《杜甫集校注》，其谨严与敬重，读者初读之下自有体会，笔者想着重指出的是，《校注》全部凭谢先生一人的功力完成，即便是像查找资料、借阅文献这样的事务，也亲力亲为，从来没有命学生晚辈代劳。徐希平教授认为，谢思炜先生独力完成《杜甫集校注》，其着书方式延续了自宋代赵次公、蔡梦弼以迄清代仇兆鳌、杨伦等“以一己之力注释研究杜集的传统，具有人文学科的鲜明特征。”(《谢思炜教授<杜甫集校注>简评》)古人所谓望月仰屋，对砚沉吟，其中甘苦，非笔者所能体会其万一。《杜甫集校注》于2012年完成并交稿，又经过数年的等待，终得付梓。当收到本书的封面题签时，谢先生不无感慨地说：“此书可待成追忆，可奈双鬓已苍然。”一位学者对杜诗的全部真诚，尽在此中了。

　　(文/李成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