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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中国近代化转型的发生，学界有两个假说最为着名，一为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提出的“冲击—回应论”。何谓“冲击—回应论”？概括地说，就是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只有在经历19世纪来自西方的“冲击”之后，产生了“回应”，才会出现近代化转型。显然，“冲击—回应论”的前提便是“中国历史停滞论”：必须坚持认为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停滞状态，缺乏内在的近代化动力，“冲击—回应”的模型才有解释力。

　　另一种假说是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率先提出“唐宋变革论”。持“唐宋变革论”的学者相信，宋代中国已经出现了近代化转型，表现在政治、社会、经济诸个层面。如果说，唐朝是中世纪的黄昏，那么宋朝便是现代的拂晓时辰。“唐宋变革论”不但为宋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也可以给我们讨论中国的近代化转型带来启示。按照“唐宋变革论”的思路，显然中国的近代化转型是内生的，是传统文明自发演进的结果。

　　中国大陆研究晚清近代史的学者，不管是秉持“反帝反封建论”的正统学派，还是亲西方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大都或自觉或不自觉地受了费正清“冲击—回应论”的深刻影响，换言之，在反思传统的立场上，他们的观点是高度一致的。

　　最近读到晚清近代史研究方家雷颐先生一篇介绍中国近代公共空间的文章，文中说：

　　在传统中国，公共空间毕竟非常有限，更不“自觉”，如中国的园林可谓历史悠久美不胜收，但不是皇家园林就是私家花园，从无“公园”；奇禽异兽向囿皇家林苑或私人庭院，从无公共“动物园”；中国历来不乏嗜书如命的藏书家，几大藏书楼至今仍是文化史上的美谈，但不是皇家馆阁就是私人藏书楼，从无公共“图书馆”；文物古董从来是文人学士的雅好，好古博雅者甚众，但不是皇家珍藏就是私人摩挲把玩之物，从无公共“博物馆”；从来只有传抄朝中诏令章奏的官办“邸报”，从无现代意义上公开传递信息的报纸。而这类“公共”，都是在西学东渐影响下，非常晚近才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使我们的“公共空间”得到不小的扩展，可谓“获益匪浅”。

　　雷颐先生想来也是赞同费正清“冲击—回应论”的。他对于中国近代公共空间的形成的分析，放在晚清的特定历史时空下，也言之成理。然而，如果我们拉宽视界，从更长的历史时段来看公共空间的形成，却会发现，雷先生所说的种种“公共空间”，其实都内生于传统，都出现在宋代，而且是“自觉”的。

　　宋代中国不仅有皇家园林与私家花园，还有数目众多的公共园林，这类公共园林通常叫做“郡圃”，为政府所修建，定期或常年对公众开放，任人游玩。南宋《嘉泰吴兴志》记载说：“郡有苑囿，所以为郡侯燕衎、邦人游息之地也。士大夫从官，自公鞅掌之余，亦欲舒豫，乃人之至情。方春百卉敷腴，居人士女，竞出游赏，亦四方风土所同也。故，郡必有苑囿，以与民同乐。”这段记载非常清楚地表明：宋代的郡圃，是“邦人游息之地”，“居人士女”都可以前来游赏，跟今天的城市公园并没有什么不同。

　　而且，“郡必有苑囿”，大一点的城市都建有这样的公园。我们可以这么说，宋代是修建郡圃的鼎盛期，不管宋朝之前，还是宋朝之后的地方政府，都未能像宋代士大夫那样投入极大的热情建造郡圃。为什么宋朝地方政府会投入巨大的热情建造公园呢？用宋人的话来说，是为“以与民同乐”、“与邦人同其乐”。这应该就是雷先生所指的公共意识的自觉。

　　宋朝也有公共性的“动物园”。北宋皇家林苑玉津园，便是一个动物园，当时番邦诸国进贡的珍禽异兽，都豢养于玉津园。但我们说玉津园是动物园，却不是因为里面饲养了很多动物，而是因为每年三四月份，玉津园对市民开放，市民们可以进入玉津园观赏珍禽异兽，洪迈《夷坚志》提供了一个例证：宋徽宗大观年间，“宿州士人钱君兄弟游上庠，方春月待试，因休暇出游玉津园，遇道士三辈来揖谈，眉宇修耸，语论清婉可听，顷之辞去”。可见在开放期间，一般士庶是可以进入玉津园浏览的。

　　玉津园里面饲养的大象，每年四月份会送至应天府的养象所放牧，九月再送回玉津园。应天府养象所也是一个对外开放的动物园，市民可入内观看大象表演，不过需要支付门票钱。但今天的城市动物园还不是一样收门票？

　　中国当然也不是“从无公共图书馆”。宋时，天下各州县都设有官立的学校，民间也建有大量书院，不管是学校，还是书院，一般都配套有藏书机构，这些藏书机构的藏书一般都向当地读书人开放，有的藏书楼还请允许图书外借，说它们是“地方图书馆”也不为过。

　　晚清叶德辉《书林清话》记录的一个细节，可以让我们了解到宋代地方图书馆的借阅规则：“北宋刻大字本《资治通鉴》卷中有‘静江路学系籍官书’朱文长印，第六卷前有朱文木记曰：‘关借官书，常加爱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仍令司书明白登簿，一月一点，毋致久假。或损坏去失，依理追偿。收匿者闻公议罚。”可知宋元时期，读书人向地方图书馆借书，需要登记，最长可借读一月，丢失或损坏图书则必须赔偿。而在18世纪末之前，欧洲的图书馆还长期用铁链将图书拴住，禁止外借。

　　相对而言，宋代的“博物馆”公共性质并不明显，或者说，宋代还没有出现近代意义上的公共“博物馆”。不过，宋朝的三馆秘阁收藏有大量图书以及古器、琴、砚、图画等藏品，兼有“博物馆”的一部分功能。更重要的是，每年夏季，宋朝都会举行为期约二三个月的“曝书会”，“曝书会”期间，三馆秘阁会展出藏书、古器、琴、砚、图画，供词臣学士观赏、抄录。也就是说，宋朝三馆秘阁的藏品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只是不可与现代博物馆相比。

　　至于“公开传递信息的报纸”，其实在北宋时也已出现了，叫做“小报”、“新闻”。宋朝小报并不是“传抄朝中诏令章奏的官办邸报”，而是市场化的民办报纸，刊印的内容一般是办报人自己刺探来的时政消息，以及约写的意见评论。严格来说，宋朝小报属于非法经营，但朝廷一直拿它没办法，到南宋时，小报的规模更加壮大，每日一期，“遍达于州郡监司。人情喜新而好奇，皆以小报为先，而以朝报为常”，经营小报的人竟能“坐获不赀之利”。宋朝大都市的早晨，每天都有人卖新闻小报。

　　明清时期也有传播于民间的报纸，但基本上都是翻印“京报”的内容，没有自己采写的消息与言论。如果说，明清京报只是传统的邸报，那宋朝小报可以说更接近于近代新闻报纸。

　　当宋人在建造郡圃、刊印小报的时候，显然，费正清所说的“西方冲击”还不知道在哪里呢。我这么说，当然并不是为了吹嘘“祖上曾经阔过”，我无非是想说明一个道理：近代化并不是什么外来的异己之物；近代化的需求与动力内在于我们的传统中。

　　可是，既然如此，既然早在11~13世纪的宋代中国就已经产生了近代化，那为什么到了19世纪下半叶，中国的近代转型还会一波三折、以致需要西方来“冲击”一下？我的解释是，宋代之后的元明清三朝，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回向中世纪的倒退，比如宋人建造郡圃、刊印小报的传统就中断了。

  （文/吴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