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受商命”：鼎革时期的核心观念

　　分析清华简《程寤》的这个记载，可以看出当时的受命观念还只是“受商命”。

　　从清华简《程寤》篇中，我们能够看到的文王时期周人的天命观念的特点，首先是继承殷商传统，依然遵奉“帝”，并称之为“皇上帝”；其次是强调其所承受的天命只是“商命”，而非统治天下的大命；再次是继承了殷商以“上”称“天”的用语，是篇所谓的“明明才(在)向(上)”，虽然比《尚书·盘庚》篇的意蕴更广泛些，但其基本意义则是一致的。周原甲骨卜辞的材料亦是有力的证明。这些文王时代的卜辞表明，当时周地立有殷先王的宗庙，并且文王亲自祭祀殷先王，文王还在祭典上接受商王朝的册封，这些材料都确证文王、武王时期曾经忍辱负重、接受商王朝的命令，以求周邦的发展壮大。

　　文王时期的这种受命观念，一直延续，武王时期犹然如此。

　　《逸周书·商誓》篇载周武王语谓：

　　今在商纣，昏忧(扰)天下，弗显上帝，昏暴百姓，奉(违)天之命。上帝弗显，

　　乃命朕文考曰：殪商之多罪纣。……敬诸!昔在我西土，我其齐言，胥告商之百姓无罪，其维一夫。

　　《逸周书·克殷》篇亦云：

　　殷末孙受，德迷先成汤之明，侮灭神只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彰显闻于昊天上帝。

　　《克殷》所载这段话，是周武王伐纣胜利后举行的典礼上由尹逸所宣读的策文，亦即向神灵进献的祝辞，主旨是向神灵汇报灭商的缘由，所记载的言辞只言商纣王的罪恶德行，不涉及天命之事。从上引这两段话可以明显地看出，周武王当时努力把斗争的矛头集中于商纣王一人，这很符合稳定政局的需要。他所理解的天命，只是以上天将商王朝的运命(“商命”)转赐于周。用周武王的话来说，就是“革纣之命”。周武王把自己的这个思想上推到其父文王，并非虚饰，而是完全符合历史实际的说法。

　　这种“受商命”的观念至周公摄政时犹提及。在克殷成功，大统已集的时候，周公曾发布文告，告诫殷遗民说：“肆尔多士，非我小国敢弋殷命”、“弋取殷命”与《程寤》的“受商命”，两者的意思是完全一致的。可以说，周文王时期所秉持的这种“受商命”而非承受天所赐予的统治天下之大命的观念，在鼎革时期是周人一直奉行的核心观念。

　　四、“文王受命”观念的历史发展

　　从周人“受命”观念的发展看，第一阶段是接受商王之命而为西伯，《史记·周本纪》云纣王赏赐西伯，“赐之弓矢、斧钺，得专征伐”，这就是文王受商命的具体内容。今本《竹书纪年》纣王三十三年条：“王锡命西伯得专征伐。”沈约注：“约案，文王九年大统未集，盖得专征伐，受命自此年始。”赵光贤先生指出，这是以郑玄说为据的说法。《今本纪年》所说“受命”即受商命，“大约是以郑玄说为依据的”。

　　郑玄的说法，见于《尚书·无逸》言文王“受命惟中身”的“孔疏”之语：

　　经言“受命”者，郑玄云“受殷王嗣位之命”。然殷之末世，政教巳衰，诸侯嗣位何必皆待王命?受先君之命亦可也。王肃云：“文王受命，嗣位为君。不言受王命也。”

　　汉魏时期儒者对于《无逸》篇“受命”说已有不同的理解，郑玄以为是受商王纣之命，王肃认为是文王继父位即可，未必是受商王纣之命。唐儒孔颖达则同意王肃说，认为“受命”即接受文王之父的任命。然而，古本《竹书纪年》载“文丁杀季历”，是季历早在文丁时就被杀掉，所以不可能在纣王时由季历授命文王为西伯，王肃和孔疏的说法实误，郑玄说还是正确的。关于文王“受商命”的问题，正如宋儒王十朋所云：“文王非受命于天，受命于商也。文王自羑里之囚还而纣以弓矢斧钺赐之，使得专征伐。自是而后文王始居方伯、连师之职。五侯九伯得以征之，于是有遏宻、伐莒、戡奄之事。自受专征之命至九年而卒。然则文王受命者，是受商命以专征伐，非受天命以自王也。”应当指出的是，“文王受命”的内涵是受商王之命只是大姒之梦以前的周人观念，这以后其内涵发生了重要改变。

　　“文王受命”说发展的第二阶段虽然也称为“受商命”，但并非接受商王之命令，而是从上天那里接收商王朝之命(国祚)，而这正是《程寤》所揭示的主题。专家曾经结合清华简《程寤》篇，指出“可确证‘文王受命’之‘命’是天之命，是代商受邦受民之命”，这是正确的认识。

　　除清华简《程寤》之外，“受商命”说的另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天亡簋》。铭文记载了周武王伐纣灭商之后，返归西土时在嵩山之巅祭祀的情况，铭文称赞周武王功勋，说：“丕显王乍省，丕肆王乍庚，丕克得衣(殷)王祀。”意即伟大的王以文王为榜样，勤奋的王继续着文王的事业，所以能够得到殷王祀天之权力。武王祭天于嵩山之巅，表明他已有祭天之权力，是得天命的表示。但所得天命，乃是“殷王祀”。东周以降的学者常将祭天礼作为天子的特权，典型者即《礼记·王制》所谓“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这种观念有悠久的渊源，可以追溯到远古部落首领兼可与天地交通的大巫之职守，从而掌握祭天之权。所以说《天亡簋》得言武王“得殷王祀”，实际意思是指将殷王朝取而代之。这跟所谓的“受商命”的意思是一致的。

　　此外在《尚书·周书》诸篇中，“受商命”之说亦被每每提及。《尚书·牧誓》篇载武王伐纣的誓师之辞，历数纣王恶政，武王自谓“惟恭行天之罚”(恭谨地执行天的惩罚)，实际是讲自己得天命而行事。再如《尚书·君奭》篇载周公语谓：“天降丧于殷，殷既坠厥命，我有周既受。……天不庸释于文王受命。”(天给殷降丧亡之命，殷已经坠落了其命，我们周已经接受了殷王朝之命。……天是不会舍弃文王所承受的殷王朝之命的)。周公这里所讲明的意思正是文王从天那里接受了殷王朝之命，此篇又讲了文王所以能够接受殷王朝之命的原因是文王高尚的德操“迪见冒闻于上帝，惟时受有殷命”(文王之德被上闻于上帝，所以才能够受有殷命)。

　　“文王受命”说的第三个阶段，就是将文王的“受商命”扩而大之，宣示接受上天所赐予的治理天下的大命。这个转变是从周公摄政时期开始的。这个阶段的受命思想，并不否定“受商命”之义，而且还会提及此义，但重点已经转向将“受命”的范围扩而大之，不再局限于从天帝那里接受商王朝之命这个范围，周公曾强调其所受命为“无疆大历服”(疆界无限的千秋万世的宏大基业)，又说“惟王受命，无疆惟休”(文王所受的命，是无边的福祉)。因为天所授予的王朝大业在时空上皆无疆界，所以又称为“丕丕基”(巨大无比的基业)，并且说周文王和武王，“并受此丕丕基”(一起从天那里接受这大大的基业)。周公讲的“丕丕基”，在《康诰》篇里有这样一个说明，“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厥民”(天就大命文王，殪戎殷，受其命，受其邦国和其民众)，不仅王朝之运命被天转授予文王，而且商王朝所统治的邦国和民众也转给文王来统治。显然周公的这个说法里的“命”的范围，比之于笼统地“受商命”要具体而且扩大了。

　　周公一方面强调天所授予周文王的基业巨大，又强调此乃天之“大命”，而非一般的“命”。《尚书·君奭》篇载周公语，谓“其集大命于厥躬”(天将大命集聚于文王的身上)，还勉励召公奭“乘兹大命”(守护天所降下的这大命)。周公所以将“受商命”变为“受大命”，是因为平定三监之乱以后，周王朝的影响日隆，王朝昌盛，诸邦国咸服，所以要将“文王受命”的内涵扩而大之，成为受天之大命。他在和召公谈话的时候，把这个意思讲得很清楚。他说：“我咸成文王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意思是说，我努力不懈怠地全面完成了文王所开创的功业，一直勤勉。所以直到海边日出的地方，没有邦国和民众不服从的。在天下平定、王统大集之后，周公曾对天下诸国发布诰辞，强调诸国之命乃周人所赐，是周人“大降尔命”，“惟我周王，灵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简畀殷命，尹尔多方”，意即是我们周王善保了你们，能够用德政佑助管理你们，效法神灵的天。天教导我接受天赐的福佑，简择了商王朝之命，来统治你们天下诸国。周公对于天下诸侯的诰辞表明，他所言的“文王受命”已经是统治天下万国的大命。

　　总之，“文王受命”的内涵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在文王时期主要是“受商命”，即接受商王之命，有“专征讨”之权；在大姒之梦以后，虽然亦称“受商命”，但已经变为取商命而代之的意思。这种观念一直到武王时期依然如此。到了周公平定三监之乱、周王朝大定之后，虽然也提“受商命”，但重点已经是在强调接受天所赐予的统治天下之大命。以上就是“文王受命”观念发展的三个阶段。

　　这最后一个阶段的观念，乃是周公之后延续了有周一代的王朝正统观念。成王时期的《何尊》铭文说：“文王受兹大令(命)”，康王时器《大盂鼎》铭文云：丕显文王受天有大令(命)。共王时器《史墙盘》铭文更把“文王受命”说发挥得淋漓尽致，说道：“曰古文王，初戾龢(和)于政，上帝降懿德大屏，匍有上下，(合)受万邦。”意思是说古代的文王，他开始执政时就政事和谐，上帝降下美好之德让王朝大定，所以文王能够遍治上下，接受天下万国的臣服。宣王时期的《毛公鼎》将武王加入受大命的文王之后，言“丕显文武，皇天引厌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厉王更进一步，宣称“前文人其濒才(在)帝廷陟降，申绍皇上帝大鲁令(命)”，接受上天伟大丰厚之命(“大鲁令”)的已经不止文王武王，而且是所有的周先王(“前文人”)了。西周晚期的《师克盨盖》铭文依然称“丕显文武膺受大命，匍有四方”。直到春秋中期，王朝卿士王孙满还底气十足地向“问鼎”于王城之下的楚庄王严辞道：“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正是在这个“天命”面前，不可一世的楚庄王不得不率兵撤回。周人所宣示的“文王受命”观念，在第三个阶段里已经与文王在世时所宣示者有了不少的距离。“文王受命”观念的变化乃是周王朝政治发展需要的结果。占王朝正统地位的社会观念的背后必然有政治因素的影响，这应当是古代中国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

　　五、附论：从清华简《程寤》看《逸周书》成书时代问题

　　我们可以把清华简《程寤》篇作为一个小小的窗口，来窥视一下《逸周书》的成书时代问题。

　　《逸周书·程寤》篇载：“大姒梦见商之庭产棘，小子发取周庭之梓树于阙间，化为松柏棫柞，寤惊，以告文王，文王乃召太子发占之于明堂。王及太子发并拜吉梦，受商之命于皇天上帝。”和清华简的记载相比，《逸周书》所记减少了大姒和文王因惊恐而祓攘的事实，略去了文王“攻”祭商神的环节，而直接言“并拜吉梦”，此乃两者大异之处。这种情况说明了什么呢?揆诸当时形势，周文王殷勤事殷，对于商王朝毕恭毕敬，不敢表露其取殷而代之的内心，大姒之梦引起文王惊恐，不敢断定祸福吉凶，这是符合当时形势的，而《逸周书》所载只一“并拜吉梦”而过之，实不若清华简所载接近历史真实。可以推测，清华简的《程寤》篇是早出的古本，而在《逸周书》中者，则是经过改编之后的作品。

　　《逸周书》的成书年代问题，专家虽多有所论，可是在清华简《程寤》篇面世之后，更有了新的审视角度和材料可以研讨。《逸周书》七十一篇，就其主体内容来说，大致分为三类，一是通篇纯属叙述史事(或以述事为主)之作，此以《世俘》篇为典型；二是通过述史而阐理之作(以阐理为主)；三是，不述史而只论析某种道理之作。这三类作品的时代大体上可以肯定的是，第一类的诸篇成书时代最早，应当是西周时代的作品；第二类应当是春秋时代的作品；第三类则较晚，可能成书于春秋后期或战国前期。《逸周书·程寤》篇本在七十一篇之数，汉宋时代的文献或类书多有称引。大约在南宋时期亡佚。今得清华简，我们可以窥见它在战国时期的全貌。关于《程寤》篇的时代，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推测。首先，从内容上看，《程寤》篇是以述史为主的文字，但其旨趣是通过文王之口讲述必须重用人才方可完成灭商大业的道理。其次，关于人才的说法也值得注意。《程寤》所重视的人才尚非春秋后期至战国时期非常流行的“贤才”，而是如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等自商奔周的有识之士，以及吕尚这样的周地人才。再次，从篇中辞语看，是篇中末段有“保监非时?何务非和”等反问辞语，这种用例亦见诸西周后期及春秋时期的文献用辞，如《尚书·吕刑》“何择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诗经·小雅·节南山》“何用不监”、《何草不黄》“何草不黄?何日不行?何人不将”“何草不玄?何人不矜”、《鄘风·雄雉》“何用不臧”、《国语·周语》上篇“何事不济”、中篇“何事不彻，何任不堪?”、下篇“非国何取”、《鲁语》上篇“何恃而不恐”、《晋语二》“非乱何入”、《晋语九》“何为不增”“何为不告”等，相反，在战国时期的文献中却极少这种用例。总之，从这些方面分析，可以推测，《程寤》篇应当成书于西周晚期或春秋初期的史官之手。这篇文字所述史事的可信度是较高的，可以肯定，《程寤》篇所载大姒之梦的说法渊源有自，并非后世向壁虚拟的无稽之说。

　　《逸周书》的史料价值，近年多经学者研究而为世所重，如《程寤》篇载文王妻大姒之梦，汉代及汉以后文献每多称引，可见其篇甚古，今清华简发现有相同的文字，说明清华简所见当即久佚的《程寤》之篇，必当是先秦古籍。《克殷》《世俘》是记载武王伐纣的第一手资料，肯定为西周时代的作品。《商誓》《度邑》《作雒》三篇写武王开国、周公平定三监之乱及营造洛邑之事，清儒谓“文笔简古而周密，非周初良史不能为”，是有道理的。《皇门》篇载周公诰辞，应当是周公摄政时代的作品。《祭公》一篇，记周穆王和卿士祭公的谈话，文辞深奥，清儒或谓其为“西周真古书，渊懿质挚必出于当时良史之笔”。李学勤先生将《祭公》与西周彝铭及战国简帛文献相对勘，多次指出是篇“实系西周文献”，清华简第一册有《祭公之顾命》一篇，是为今本《逸周书·顾命》的祖本，足证李学勤此前判断之精确。再如《尝麦》篇述西周法律制度，应当是周穆王时代，或者说是西周早期的作品。《芮良夫》篇记载周厉王时期芮伯谏王及诫百官的言辞，此篇内容与《诗·大雅》、《竹书纪年》等所记芮良夫的史事相合，并且文辞较古朴，明儒胡应麟说此篇“辞气绝类成宣间，非战国时人笔也”，必当是先秦时代作品。清华简有《芮良夫》一篇，述此篇撰作之意谓：“周邦骤有祸，寇戎方晋，氒(厥)辟御事，各营亓(其)身，恒争于富，莫治庶难，莫恤邦之不宁，芮良夫乃作再终。”与《逸周书·芮良夫》相一致，可证今传本之时代虽未如清儒或谓的必出于芮良夫之手，但也不会晚至战国中期以后。

　　总之，从以上各篇的情况看，《逸周书》中确有不少西周时代写成的篇章，另有不少篇章虽非成书于西周时期，但亦当是春秋战国时人的述古之作，也保存了不少西周时期的史料。关于《逸周书》的性质，清儒朱右曾说它“上翼六经，下笼诸子，宏深质古……《克殷》篇所叙，非亲见者不能。《商誓》《度邑》《皇门》《芮良夫》诸篇，大似《今文尚书》，非伪古文所能彷佛”。李学勤先生指出：“现在看来，《世俘》、《商誓》、《皇门》、《尝麦》、《祭公》、《芮良夫》等篇，均可信为西周作品。”这些都是很道理的说法。要之，我们以上所提及的《逸周书》九篇(从《度邑》到《芮良夫》)的记载，其所述西周史事及思想，虽然不能一概全信，但也不能全然否定其宝贵价值，特别是一些公认的、可靠的、着作时代属于西周时期的篇章，更是不可多得的材料。从以上分析来看，清华简的《程寤》篇应当和《世俘》《度邑》有同等重要的价值，是比较真实反映历史实际的宝贵资料。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晁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