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沈家庄先生在澳门大学国际词学研讨会

　　沈家庄，浙江绍兴人，出生于湖南洪江，文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当代宋词专家，诗人，现旅居加拿大温哥华。曾任教于湘潭大学、广西师范大学，现为加拿大中华诗词学会会长，中国韵文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词学研究会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韵文学刊》编委，《新诗潮》主编。在《文学遗产》、《文学评论》、《中国社会科学报》、《光明日报》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五十余篇，在《诗刊》、《中华诗词》、《人民日报(海外版)》等发表新旧体诗词三百余首，在袁行霈主编《历代名篇赏析集成》、唐圭璋主编《唐宋词鉴赏词典》、《元明清词鉴赏辞典》等文学辞典发表赏析文章一百四十余篇。着有《宋词的文化定位》、《竹窗簃词学论稿》、《宋词文化与文学新视野》、《宋词三百首注析》等，主编《中国古代十大喜剧传奇》、《中国古代十大悲剧传奇》等。2008年于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开讲《千古名士潇湘行——屈原、贾谊、陶渊明、李白、杜甫》。

　　沈先生在《宋词的文化定位》等着作中提出，文学发展演变的动因与社会文化心理结构机制的各个部件紧相联系，那对于宋词的研究角度也会涉及到多个学科，角度很宽泛。

　　沈家庄：是的，正由于“社会文化心理结构机制”是一个很宽泛的系统，所以我在专着《宋词的文化定位》中将当代词学研究系统分列出十四个子系统，而在阐释学系统中，又从方法论上分列出社会学的、历史学的、哲学的、心理学的、语义学的、艺术学的、鉴赏学的、美学的、结构主义的、符号学的等不同视界和论域的阐释角度和方法。我觉得这种阐释学方法论的多元视角，给词之文本解读注入了新激素，从而更新词学研究面目，使得作家研究、风格流派研究亦随之出现多方位、多视角拓展的繁盛局面。这种发散性的文学研究视野与思维，比照传统文学史研究仅用史学眼光来知人论世等，就有了比较大的改观。尽管以史学眼光研究词史，仍不失为一种“做史”的路数，但如何摆脱传统社会学的羁绊，不为单一的经学观念所囿，不受朝代更迭、皇朝变换的外部逻辑拘束而写出一部全新的词史，词人群体研究和新的风格流派论已经昭示了可观的前景。

　　实际上这也涉及词学理论研究的问题。与传统词学相比较，新的词学理论研究突破历代词话直观的、评点式的、非逻辑的批评模式，将词话、词评、词论、词集、序跋等综合起来进行系统的理性研究，用力甚多而论列甚详。关于“词别是一家”“雅正”“清空”“质实”“沉郁”“重拙大”“意境”等概念范畴的辨析和美学界定，均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但是，毋庸讳言，大多理论研究成果还停留在诠释学阶段，即对传统词学理论概念范畴进行文艺学抑或美学的诠释。新的词学理论体系如何建构，至今尚未广泛引起关注。于是，做词史者，或是风格流派研究者，亦唯传统的理论术语或词学概念是从，拿这些固有概念往风格或作家、流派身上套用。传统术语和概念诚然不能一概拒斥，但在审美观念和价值取向上总得做一些调整。

　　我认为在整个词学系统中，当代较热门话题要数美学研究和文化学研究。自美学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显学崛起于中国大陆学界，尔后渐次进入艺术阐释学各领域，词之美学阐释，便将词学带入一个辉煌的兴盛期。从词作之美学品鉴，到作家审美个性研究；从风格流派与群体审美好尚之关系的考查，到不同时代社会审美习俗对词体形成演变之影响的辨析。随着视域的拓展，研究的深入，词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明显地更新着格局，千年传统词学终于挣脱经学、文章学及庸俗社会学的桎梏，焕发出新时代的光彩。同时学者们又逐渐认识到，审美评价并不是万应灵药，审美价值标准也不是品评文学艺术高低优劣的唯一准的，审美研究当然也不能永在词学研究领域独领风骚。因为，许多词学研究的问题在美学中找不到解决途径，尽管对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之关系考查能提示词之艺术表现与作者心灵契合的某些复杂机制，但是在人的本质存在、人的生存机制、人的社会文化心理机制影响下的文化价值取向等问题面前，美学就显得无能为力了。所以我觉得，研究者要在宏观的词史视界突破性阐释或解答诸如此类问题，正是文化学研究的任务。

　　2014年沈家庄先生在丽江茶马古

　　钱钟书先生说：唐诗与宋诗的区别，“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 您在书中论及“宋型文化”，其划分依据也是类似的吗？您提到南宋很多词人“以诗作词”“以文作词”，与钱钟书先生讲的“学人之词”是一回事吗？

　　沈家庄：钱钟书先生的《宋诗选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时代古典文学选本的范例。人们在读《宋诗选注》时，能够读出宋诗史的文脉和宋代诗歌流派之形成演化之大要，而诗人个体之艺术风格，也大略能够由编选者精到的遴选而得以彰显。钱先生以“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来论说唐诗与宋诗之分别，可谓别具眼光，是有着独创力的理性思考。但是所谓宋诗的“体格性分”，据我理解还是从诗本身的体裁个性以及诗人禀性层面提出问题，因此跟拙着论宋词提到的“宋型文化”说可能有较大的差异。宋词，以语言符码作为文化载体，载负起“宋型文化”的这一显着特征，在中国文体史中，以独特异彩而成为一代文学的标帜。宋词对“俗、私、野、邪”的价值认同，是“宋型文化”中世俗文化观念的突出表现，是宋代社会文化环境、文化情势所决定，同时，又复渗融于此环境和情势，凸现出宋代文化的平民性格。

　　2015年沈家庄先生在巴黎塞纳河畔

　　在我看来，“宋型文化”的基本特征是：一、庶族文化构型；二、主流文化的儒道释交融、合流及世俗化倾向；三、平民文化兴起。如果按照文化三内涵的划分，这三者主要属社群文化(或制度文化、伦理文化)和精神文化(或表达文化)范畴。当然，宋代特殊的物质文化(或技术文化)对这三者的决定、制约作用是客观存在的。如宋初土地制度的改革带来了农业经济的发展进步；商品经济的繁荣和交通运输制度的改良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昌盛等，已为学者反复论证说明，这里不再赘述。而有关宋代制度文化特别是精神文化方面的研究，往往出现以偏概全或一叶障目的论断，宋词研究也就亦步亦趋，陷入一种固有观念而不能自拔。

　　若论宋代制度文化，言者往往说“重文轻武”“守内虚外”“积贫积弱”“冗官冗兵”，造成北宋文官优厚的待遇、享乐的生活，宋词得以在歌筵酒席间繁盛。于是国力日弱，以致北宋亡于女真，南宋亡于蒙古，宋人在一种压抑和柔弱的文化氛围中生活，词以婉约为宗，缺少阳刚之气。若论宋代精神文化，又往往强调宋儒理学的威势，似乎整个宋代学术思想由道学家一统。殊不知，儒学在北宋并未成为独尊，倒是在疑古新变的思想潮流中上下沉浮，改变面目，在这样的文化生态下，才出现中国十一世纪王安石的变法。在南宋，道学亦未得势，甚至被官方当作“伪学”而禁止——这庶几是宋词得以繁盛的社会文化因素之一。当然，道学在南宋以来对词之题材风格的影响显而易见，其主要原因恐怕还是民族救亡的斗争，感召着仁人志士的社会良心和责任感。毕竟二程学术，只是北宋一家门户，没有形成风潮，南宋朱熹学术的真正影响，也是明清以后的事。

　　我感到钱钟书先生所说的“学人之词”，严格地说不属于词学论域系统，而是属于“士大夫与文学”这个论域。宋人谈词只有“本色”和“非本色”说，或者“诗余”说等，后来又有“婉约”“豪放”说，“正宗”“别派”说，等等。当然，钱先生说的是苏轼、辛弃疾他们，如陈亮、张元干、张孝祥甚至张炎、蒋捷等一批品官阶层的学者型词人。但是“学人之词”仍然比较含混，如欧阳修，是大学者，而他的词，就跟以上学人大异其趣。又如姜夔，是文人，但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人”，还有吴文英、史达祖……是否把他们归类于“学人”，就颇令人踌躇。所以钱先生提到的“学人之词”有其特定语境，它并不是对词人划分类别或群体，只是一种说法，甚至带有一些随意性。至于我所谓南宋很多词人“以诗作词”“以文作词”，则是认为宋词到了南宋初期乃至以后，创作维度、价值取向、审美好尚等向传统诗学的回归与转向。

　　沈先生认为宋词的“新声”在于其“俗”，但像南宋姜夔等人，却一向以“清空骚雅”着称。二者有什么联系？传统意义上，有个区分诗、词风格的说法是“诗庄词媚”，姜夔也有很多爱情题材的词作，这些也可以称作“以诗作词”吗？

　　沈家庄：宋词之“俗”，其内涵应包括世俗、通俗、朴率、自然等数端，其中“世俗”应是“新声”的突出个性。宋词所反映的世俗民情、世俗观念与世俗生活，是其作为“新声”的文学本质所在，是其区别于历代正统诗文的文学新价值。宋词首先是世俗的文学，无论言辞纯雅抑或通俗，其本质都是世俗的。语言之典雅只是作品的外在表象，尽管许多宋词(特别是南宋词)言辞典雅或介于雅俗之间(文学史论域所谓“词的雅化”)，而我们仍然不能在这个意义上确认宋词“雅”的品格。

　　晏殊认为自己的词跟柳永的词不同，就在于晏词没有“针钱闲拈伴伊坐”之类俚俗言语，这恰是仅以语言之雅俗作为词之个性标准的偏颇。如果就词之世俗品格而言，晏殊词与柳永词同属表现新文化观念价值倾向的“新声”。因为晏殊词多是为酒筵歌席所作的艳词，反映世俗生活，所表现的主题多半是为红颜知己而发的人生叹惋，呈现出世俗观念。《珠玉词》中还有不少寿词，系祝寿庆典的应酬之作，世俗功用更其明显，尽管有些词作言辞雅丽，但是仍属世俗“新声”。南宋的姜夔也一样，文学史把他划归于“江湖诗人”群体，他没有进入品官行列，只做过幕僚，充其量是一个在野文人，而这就是姜夔脱不掉的世俗禀性。

　　当然，语言通俗也应是衡量文人词与市民词的标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体现出晏殊词与柳永词的不同个性；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凸现出宋词是宋代精英文化与世俗文化交流互动的中介。强调这一点非常必要，因为晏殊作曲子词这件事，本身即反映了士绅阶层向世俗文化趋同的事实，而他遣词造句力求文雅和典丽，可见仍不能放弃士绅阶层的观念，要维护上层文化传统而与下层世俗文化保持一种距离。这是绝大多

　　数文人词共同的特征，也是南宋姜夔的文化价值取向。柳永则不这样。柳词当中不仅世俗民情、世俗生活的内容大大增加，语言也力求市井化、俚俗化。柳永不用矫饰性的语言，也不必故作矜持，我们说他是“市民词人”，不光是就其词作的世俗文化个性立论，还在于他欲彻底挣脱士绅文化观念的那种反叛意识、平等思想和平民趣味。这就牵涉到柳永对作为“新声”的曲子词“私、野、邪”三个特质的认同、理解及表现了。

　　宋代以来词学传统观念中有“艳科”说、“主淫”说、“小道”说、“诗余”说，此类观点，实质上也应该属于“词别是一家”说的意见。也就是说，宋人已经发现词体不同于以往“文以载道”的正统诗文，而是别派、另类。所以相比较而言，诗显得“庄重”而词显得“妩媚”，这是非常突出的区别。宋词中“艳情”和“羁旅行役”占了很大比例，多属“媚”的范畴。读作品，如“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的对视，如“佳人妆楼颙望”与“我凭栏干”“正恁凝愁”的牵肠挂肚，如“弄笔偎人久，描花试手初”的缠绵，如“走来窗下笑相扶。爱道‘画眉深浅入时无’”的融洽无间，此“媚”乃平民世俗爱情生活的写实。至于“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的一见钟情，“几回魂梦与君同”的思念深切，“拼今生，对花对酒，为伊泪落”的一往情深，亦无不透露出“媚”的特色。而宋代艳情词所表现的此类“媚”，正是宋代平民文化的审美范式，也就是“新声”的标准写照。

　　姜夔词所谓“以诗为词”“清空骚雅”，我想也得从宋词整体美学风貌考察。从美学形态而言，宋词是介于“俗”和“雅”之间的一种文学样式，而其文学本质属性是“俗”。此所谓“俗”是“俚俗”和“通俗”，也就是拙着常讲的“本色”和“平民化”。而“雅”，则是词的“文人化”和“贵族化”，直言之，即“诗化”。所以说，南宋词的“诗化”，一方面表现在题材上的家国意识、政治怀抱，另一方面则表现为趣味上的崇尚骚雅。姜夔词倾向于后者，尽管有“黍离之悲”的《扬州慢》，但这类词作与他同时期的辛弃疾相比较，那真是少得可怜了。姜夔大量词作是写给女朋友的，有名有姓的歌姬，经常出现在其词作中的就有二位。但是在语言表达方式上，

　　委实是“清空骚雅”也就是“诗化”了。故其语言风格，不仅与柳永的本色直率迥2017年4月，异，与周邦彦的骚雅也有别。但其表述的内容，却大多数仍属“艳情”。这就是姜夔的所谓“以诗为词”，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姜夔词的风格或者说整体审美特性，“庄”而实“媚”。

　　沈家庄先生于加拿大UBC大学

　　我们看敦煌曲子词，从作者身份到作品风格，在唐五代时候就已经很平民化了。与这些作品相比，宋词的“新声”体现在哪？

　　沈家庄：1900年敦煌石窟藏经洞发现《云谣集》杂曲子，一般称作“敦煌曲子词”，顿时在学界引起轰动。诚然，这个发现改变了传说李白创制的《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和《忆秦娥》“箫声咽”为“千古词曲之祖”的陈说，也动摇了《花间集》是文人词的鼻祖之定论，而界定“词乃起源于民间”。我们说，正是因为“曲子词”从其产生起，便带有“平民化”和“世俗化”倾向作为内在气质，它才能够在唐诗繁盛的士族文化生态下异军突起，仪态要眇，摇曳生姿，并逐渐由民间繁衍，引起朝野士大夫的关注和青睐。所以，敦煌曲子词的发现很重要，它揭橥了宋词平民化的滥觞，标志出宋词平民化的文化根基和源头。宋词的“新声”，也就不仅仅是音乐曲调与唐五代相比发生了纷繁复杂的变化，而是在作者群体的文化价值认同和审美兴趣之变迁和转移等诸方面都有所呈现了。

　　宋词作为时代“新声”，是宋代文化观念新变的表征，也是“宋型文化”新异于传统文化之产物。中国文化研究者一般认为，唐宋之际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这次文化转型肇始于唐玄宗天宝末爆发的安史之乱，经晚唐、五代，到宋代基本定型，而形成代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文化范式的“宋型文化”。我认为所谓“宋型文化”有三个基本特征，其中第三个特征就是“平民文化”兴起。如果说敦煌曲子词所表现的平民性仅仅只是萌芽，那么宋代的“新声”则表征平民文化“兴起”而在文学上集体发声了。

　　拙着曾论说平民文化的主要特征为：蔑视礼法，轻贱皇权，重财轻德，享乐玩世，关注现实人生，以日常生活所需为追求，热衷个体意识之实现，以及平等公正的社会待遇。在行为上，往往显露出解放思想的冲动、发展个性的要求和表现自我的欲望。词从隋唐产生之日起，便从母体带来民众化、世俗化的平民文化特色，经晚唐五代战乱后礼崩乐坏的时代潮水浸润，更加固了其“为文学之一体”的这种悖逆皇权、悖逆礼教、悖逆道统和文统的平民特性。宋词对晚唐五代词的这种文化接受，是宋代文化接受中唐以来文化观念和价值向度转型的一个支脉，也是中唐以来中国古代文化转型所结出的一个果实。

　　宋代艳情词所表现的平民文化观念，构成宋词作为“新声”的突出色彩。羁旅行役题材，大都为迁客骚人所赋，从作者成员看，有旧贵族、有品官、有寒士，也有平民。作品表现的生活态度、人生喟叹、价值观念，却共同体现出厌倦仕途和疏离政治的市民心态。这是由于贵族和品官一旦遭迁谪，便与市井平民增多接触。不仅逆旅馆舍中、歌筵舞席上与歌儿舞女的交往会产生情爱，因而认同平民的文化观念和价值向度，并且地方的民间习俗和风土人情，亦浸润着他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宋代的“庶族文化构型”，就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文化价值选择的基础上，而宋词就胎育在这样一个文化母体中。这是北宋人谓宋词为“新声”的文化内涵之一。

　　理学对词学的影响是怎样的？

　　沈家庄：宋儒中一部分恪守祖宗成法的明智之士为遏制人欲、复兴礼法、重序人伦，而进行天人之际和道德性命之学的形而上探讨，遂使肇端于柳开、石介，兴于周敦颐、邵雍、二程，集大成于朱熹的理学思潮得以完备和系统化。须指出的是，理学虽属精英文化大传统，但其人伦规范和礼制思想，却主要针对平民而发，这是历来被思想史研究忽略的一个问题。即是说，理学虽为少数文化精英的理性创造，虽是学理性文化成果，却生在宋代特有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代表士绅阶层对全社会群体人格、观念、行为的选择和塑造，其中主要规范对象是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平民。

　　理学家常常站在平民的立场发表政见，表述庶民的理想、愿望和要求，这也是理学在宋代未能成为官方学术，甚至在南宋中期被当作“伪学”而受禁止的原因之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南宋词出现由平民化向士绅化复归的倾向，即由俗文学向纯文学靠拢的势头。由姜夔到张炎，词的雅化和诗化过程，反映了这一文化选择的微妙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南宋词的复雅过程，主要表现在语言的雅化和抒情的含蓄内敛，在题材选择和主题确定方面，大抵仍保留宋词平民文化的俗文学性格，这在姜夔、吴文英等词人的创作中尤为明显。

　　因为宋词之题材所关心的中心问题乃是人的价值、人生的意义、人的行为、人的心理与精神世界。而两性与爱情，正是人的生命过程中最值得关切的永恒话题。因为平民所关怀的人的本质，就是人的存在。人就是要为他的价值而存在，传统文化强调群体价值，平民文化强调个体价值。而爱情题材的文学作品，可以说在中国古代是最能凸显个体价值诉求的文字化叙事，其中的欲望诉求、情绪体验、男女间情感之失落或超越，无不打上了追求个体人格价值的印记。宋词体现了宋人发展到十一世纪时所确立的社会关系及其人生理想。宋词的繁盛，表明宋代文化特质的更新：宋人已经实现社会文化价值体系由“外宇宙关怀”向“内宇宙关怀”的转化，这个大趋势不可逆转，不可撼动。

　　在沈先生看来，宋词和后代词(比如清词)相比，其最显着的特征是什么？

　　沈家庄：跟后代词相比，宋词最大的特征就在于，宋词所承载的是宋代的社会文化生态，所反映的是宋人生活的本色。这是其他任何时代的词都无法比拟、无法超越的。因而宋词有北宋词、南宋词之分。而且南北宋的词作，无论题材还是艺术风格，都表现出各自的不同。当然也有相同的，那就是南北宋词人都在用曲子词这一文学样式咏唱着情爱和爱情这一主题。

　　还有一个明显不同就是传播方式，北宋词在歌筵舞席间传唱，南宋词逐渐变为案头文本和文人唱和，所谓“羔雁之具”。但是一直到姜夔，仍然可以看到唱词的故事，而且今天仍可以看到姜夔自己度曲的白石旁谱。但是南宋以后，唱词而歌的记载就很少了，元代的音乐之神嫁给了“曲”这种文体。宋词和清词相比，这个话题很有意思。清代，无论词人数目还是词作数量，都大大超过宋代，但是词却不能够成为“一代之文学”。因为在清代崛起的、能够称得上“一代之文学”的文学样式，无疑是小说了。

　　(本文系沈家庄先生笔谈，经沈先生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