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学者，韦力有很多头衔：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特聘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国学传播研究院学术委员、全国古籍评审工作专家委员会专家……而他最喜欢的称呼，也许是“藏书家”，最爱干的事，也许是寻访藏书楼。

　　“一定有前辈寻访过古代藏书楼，可惜没留下系统的记录。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我基本调查清楚了古代藏书楼的现存情况。”韦力说。在十几年前出版的《书楼寻踪》中，他记录了80余座藏书楼，连门牌号都记了下来；在今年出版的新书《书楼觅踪》里，又有160余座藏书楼被重新发现。

　　私家藏书楼始于何时？韦力以自己的寻访经历判断，是秦代的二酉洞。秦始皇焚书坑儒，大儒伏胜冒死抢出一千余册典籍，历尽艰险，藏于湖南沅陵县的一处山洞中，经学火种得以保存。后人用“书通二酉”来比喻读书甚多、学识精湛。韦力把二酉洞看作伏胜的藏书楼，也是中国私家藏书楼的开端。

　　有这样一个略显悲壮的开端，中国的藏书楼在滚滚的历史长河中总显得风雨飘摇，尤其到了清代，藏书集于大成，也毁于旦夕。但关于藏书楼的传奇从未消散，藏书楼，是文人的精神家园，也是文人的精神坚守。

　　藏书家对民族历史的传承有汗马功劳

　　寻找藏书楼，是一个费时费力费脑子的大工程。韦力一般的策略是，先查藏书楼的名字，查到后接着查地方志和地名办，了解大致方位；然后找当地朋友了解，那一带有无遗迹，老街区是否尚存；查完资料，串出一条线，最后韦力会亲自去一趟，跑上十天八天，一条街一条街地打听。

　　韦力说：“古代没有影像，可是中国人对民族的历史如此熟悉，都是源于文献。我们要感谢书的保留者为此付出世代的心血，让后人得以读到这些书。我们为中华民族的历史骄傲，却常常忘了把历史留下来的藏书家们。寻访藏书楼，是向藏书家致敬，他们对民族历史的传承有汗马功劳。”

　　韦力所找到的藏书楼，四分之三都处在江浙一带。清代藏书家徐时栋，并不算最知名，但论执着，他可能排第一。

　　徐时栋建的第一个藏书楼，名叫“恋湖书楼”，后改名“烟屿楼”，藏书量达十万卷。然而，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天国攻宁波，徐时栋带全家避难，把书藏到了建岙山的金岩山洞内，却不知怎的被附近寺庙的僧人烧来取暖，损失惨重。

　　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军攻入宁波城，“烟屿楼”第二次受损。当时，徐时栋为了“备份”藏书，还在宁波城西门外建了一个“城西草堂”，可是同治二年(1863年)，“城西草堂”失火，藏书被烧了个一干二净，“劫灰十万卷”。

　　至此，大部分人可能对藏书已然没有信心，但执拗的书生就是不认命，三毁三建，又在“城西草堂”旧址上再起藏书楼，命名为“水北阁”。终于，这座藏书楼无灾无难，直到徐时栋去世后，仍完好保存了38年。

　　徐时栋“屡败屡战”，却并没有将藏书锁起来秘不示人。同治七年(1868年)，他参加了《鄞县志》的编写工程，为了方便工作人员查阅古籍资料，他干脆把编辑部搬到了自家的“水北阁”中。

　　和徐时栋一样，很多藏书家藏书，并不仅为了“藏”，而是为了更好地“用”。甚至，清末的启蒙也可以说是从藏书始。比如，康有为，现在年轻人的第一印象是来源于高中课本的维新派领袖，但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一位藏书家。在“万木草堂”，他搬来了藏在南海老家的古籍，还大量购买西学着作，供弟子们学习。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所有财产被查抄，藏书的一部分被焚烧，据传多达300多箱。

　　中国实业和慈善事业的开创者、曾经的中国“首富”盛宣怀，在江苏常州建有藏书楼“愚斋”。他的藏书观非常开放，认为贻之子孙不如公诸同好。在日本收书时，他在日记中写道：“余志在备将来开办图书馆，公诸同好，与收藏家不同，故和汉新旧，不拘一格。惟山海壤流，愧无以裨助学界尔。”

　　1910年，位于今天上海淮海路附近的“愚斋图书馆”落成。可惜，目录尚未编完，盛宣怀就病逝了。此后，盛家后人将愚斋藏书全部捐给了民国政府，再由政府分藏于由盛宣怀参与创办的南洋公学、圣约翰大学和山西铭贤学校。

　　他抢救了《四库全书》，他的藏书楼无迹可寻

　　韦力说：“藏书楼的命运和人一样，聚散离合。”

　　纵观历史，藏书楼的毁坏无外乎四种原因：第一种是朝代更迭。战火硝烟，书与藏书楼俱遭灭顶之灾；第二种是家族兴衰。在古代，书是重要财产的一部分，虽然祖先抱着“子子孙孙永宝之”的美好愿望，但若子孙不肖，藏书四散，也无可奈何；第三种是达官贵人的强取豪夺。有的藏书家名声太大，藏书颇受觊觎，文人终究挡不住权贵；第四种比较特殊，是有系统地毁书，太平天国曾设立专门的“烧书官”，挨家挨户烧书、烧书板，而太平天国的主要活动范围又在藏书最为兴盛的江南，文人渊薮，蒙此大难。

　　最让韦力念念不忘的一座藏书楼，是“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的江南丁氏八千卷楼，鼎盛期，这里曾聚书20余万卷。这座藏书楼也许远没有私人藏书楼天一阁和皇家藏书楼文渊阁那么赫赫有名，然而，如果没有丁氏兄弟，藏《四库全书》的江浙三阁，将彻底烟消云散。

　　《四库全书》成书后，分藏于“北四阁”与“江浙三阁”。然而，乾隆皇帝没有想到，仅仅过了70多年，咸丰十一年(1861年)，“江浙三阁”中的最后一座，杭州文澜阁，在李秀成破杭州后亦遭焚毁。

　　第二年，在杭州城西避难的丁申、丁丙兄弟，在逛书店时偶然发现，用于包书的纸张竟然是落难的《四库全书》，纸上乾隆的御印清晰可见。丁氏兄弟决定：要一页一页地把文澜阁《四库全书》找回来。

　　半年后，他们共找到8689册，占文澜阁藏本的四分之一，剩下的四分之三，他们决定抄。从宁波天一阁、卢氏抱经楼、汪氏振绮堂、孙氏寿松堂等十数个江南藏书名家处借书，丁氏兄弟招募了100多人，以八千卷楼为“办公地点”，抄了2.6万余册。经过七年努力，终于使文澜阁“琳琅巨籍，几复旧观”。光绪八年(1882年)，文澜阁重建，丁氏兄弟把补抄后的《四库全书》全部归还，八千卷楼归于宁静。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丁氏后人因生意经营不善，不得不将全部藏书低价售予江南图书馆(现藏于南京图书馆)。

　　书散了，藏书楼也湮没于历史。据史料记载推断，八千卷楼的位置在现在的杭州上城区直大方伯巷92号边上。民国时期曾任浙江民政厅长的阮毅成在《三句不离本杭》一书中记述，自己曾多次往访丁氏故居，“花树山石尚有存者，然乏人管理，极为凌乱”。所以，至少在1945年时，八千卷楼尚存。1947年11月11日，国立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建立，由此推断，八千卷楼消失于1945年~1947年间。

　　现在，八千卷楼的遗址上有一棵挂着“树龄117年”铭牌的广玉兰树，据说是丁丙当年亲手种下的。韦力并没有将八千卷楼收录于《书楼觅踪》里，但他经常跟人念叨：“丁氏兄弟救了《四库全书》，现在却连他们的藏书楼都恢复不了。”念念不忘，愿有回响。

　　有人藏书，有人散书，唯有斯文不灭

　　韦力在书中记录的藏书楼，都是找到的结果，还有很多，去找了，但什么也没有。更让韦力难过的是，“有的藏书楼没有被列为文保单位，去的时候由于旧城改造，已经变成了一堆瓦砾”。当地人对站在废墟前懊丧不已的韦力说：“你不早来，前两天还在呢。”

　　藏书史研究学者范凤书曾在《中国私家藏书概述》中统计，全国着名的藏书家有4715位。到了韦力寻访的时代，所余不足十分之一。“我不能阻止大的进程，只能拍一些照片留存下来。如果有一天，我们又重新重视古代藏书楼，又想重新恢复建造，至少我有翔实的资料可以提供。”韦力说。

　　什么时候重建藏书楼，我们不知道。不可否认，随着时代变迁和技术发展，藏书楼的社会实用功能已经消失，1912年以后，藏书以公共藏书为主，即便藏书楼仍在，但没有了图书馆的功能，和名人故居一样，更多是供人凭吊与参观。

　　韦力说：“说到斯文不灭，相信这个词的人，都是乐观主义者。这本书记录的，只是我眼中的中国书人书事。”

　　在历史上，绝大多数藏书家都为了保全藏书不遗余力，但其中也有一个另类，他爱书，更爱散书，他就是清代着名诗人袁枚(1716~1797)。有资料称，袁枚建于随园内的“所好轩”，藏书最多时达到40万卷，是除了南浔刘承干以外的第二大私人藏书家。

　　才子散书，散得大张旗鼓，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散书记》：“天下宁有不散之物乎，要使散得其所耳，要使于吾身亲见之耳。”这位“随园主人”表示，散书第一要散得有价值，第二要自己亲眼看见。

　　至于为什么要散书？袁枚解释，古人藏书如此费钱费力，最终也因为各种原因被毁，既然如此，不如给皇宫，那样更保险，不如给朋友，朋友还感谢我，我也开心。说干就干，袁枚把自己的藏书一部分给了正在征书的《四库全书》馆臣，另一部分给了亲朋好友，很快，六七成书就这么四散了。

　　随园位于今天的江苏省南京市上海路与广州路交叉口。韦力找到位置后，发现此处已经变成了通体玻璃幕墙的随园大厦，只留下了随园的名字，而无一丝旧迹可寻。不过，袁枚若在世，可能也不会太过介怀。

　　乾隆十四年(1749年)，30多岁的袁枚就辞官到了南京，买地建园。当时的有钱人建园林，都喜欢用高高的围墙把私产圈起来，而唯独袁枚的随园没有围墙，任人自由出入。这位才华横溢的才子卖食谱(《随园食单》)、卖着作(《随园全集》)，赚得不亦乐乎，甚至吸引了来自琉球的客人前来买书。

　　这样放达的藏书家，让藏书的历史又多了一种更为现代的思路。

　　(文/蒋肖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