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韩国儒家书院申遗的消息，虽然没在中国国内激发太大反响，但书院在当代中国的井喷式发展，却是不可不注意的现象。

　　古代的书院就其办学体制而言，多为私学，即民间独立主办，但也有不少官方主办、民办官助等。列数两宋至清末的显官名士，大多出身于各地书院，很多甚至还在书院授课，比如从应天书院走出的范仲淹、王安石、欧阳修、晏殊、邵雍、司马光等，又比如从岳麓书院走出的王夫之、陶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白鹿原》中的朱先生安贫传道于白鹿书院，就是传统读书人与书院不解情缘的生动写照。

　　岳麓书院船山祠

　　教书传道、穷经治学、藏书出书、祭祀圣贤，是传统书院的几大显着功能。尽管受清末教育改制的影响，散布于全国各地的数千家书院日渐式微，民间书院独立办学的传统也因此中断近百年，但最近一二十年来，随着传统文化的回归，各种形式的现代书院如雨后笋出，古老的书院，也从沉寂遗迹中获得了生发新芽的各种可能。

　　那么，如何看待现代书院的兴起背景？如何甄别书院的根本属性？在大中小学校已经全面覆盖国民教育主体的大环境下，新兴的书院群体还能有什么作为？日前，中国书院学会会长、曾执掌岳麓书院二十余年的朱汉民教授接受了凤凰国学的独家专访。

　　朱汉民教授接受凤凰国学专访

　　凤凰国学：当代书院和传统书院在现在中国的文化大背景下如何发展？我们看到了现在各种形态的书院，包括基于不同体制也好，还是基于不同目的创办的也好，这些书院确实很多，甚至有些“书院”其实只是书店。不管是什么性质，我们注意到当代的书院已经有很多了，而且还在不断增加、壮大，那么您觉得当代书院在我们今天的教育体制、教育格局下，能够发挥哪些作用？

　　朱汉民：最近大概一二十年来，当代中国又开始兴起了创办书院的热潮，大量的新书院出现。那么如何来看待这些新书院呢？我是这么来看的。

　　首先，现代书院的兴起和传统书院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现代社会已经发生变化了。传统书院的目的非常简单，就是在传统教育体制下补充当时官学的不足，通过创立书院来培养人才，或者作为一个学术交流、文化交流、读书修身的场所。而现在是一个商业社会，中国从古老的中华文明过渡到现代文明，经过了社会转型、逐步迈向现代化，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许许多多的书院。

　　我认为这些书院有几种形态。一部分是和中华文化复兴同步的。随着中国现代化转型这个目标逐步实现，接着而来的就是文化复兴的问题。现代化不是完全的西化，而一定是有自身文明印记、有自身文化传统的现代化。古代书院的兴起是为了解决一些社会问题，比如之前提到的官学不足，那么现代书院的兴起同样是基于一些社会问题，比方说，大家对现在的教育有些不满意。我们的现代教育体制是晚清新政以来，教育改革之后所创办的，在仿效西方教育体制、模仿欧美模仿苏联等等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其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所以有些人对这一体制不满意。既然不满意，那怎么办呢？大家自然就想到古代的书院，它在中国传统社会非常有价值，而且是历代教育家把他们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教学方法融入体制的一种学校，那么大家自然而然就想到恢复书院来弥补现在教育体制的不足。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占到相当一部分的比例。当然在这一动因下形成的书院也各有不同，有的是小学，有的是蒙学教育，也包括一部分成人教育。

　　岳麓书院学规

　　除了对现行教育体制不满意之外，另一原因是为了复兴中华文化。我们在传统文化教育这一块是严重不足的，需要弥补，那通过什么方式来弥补呢？大家也想到通过建立书院，来弥补现在的教育、包括成人教育之不足。由于先前对传统文化片面的否定，我们在体制内的教育下，对优秀传统文化并不是非常熟悉。

　　这两种原因都是带有要复兴，要继承书院这一优秀的传统，为现代的人才培养、文化交流、传统文化的继承而服务的目的。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别的原因。

　　书院是一个美好的东西，是一个美好的理想，不排除有一些人是借用书院的名号来达到其他的目的。比方说一些公司希望办会所，但是叫会所又不好听，所以他们很喜欢用书院这种名称，会在里面摆一些书，但这并没有书院的功能(比如教书育人)。书院的功能就是文化的积累、文化的传播、人才的培养，是有特定功能的。现代兴办的书院，必须具备这样一些功能，我们认为才是真正的书院。

　　当然书院肯定要讲授传统文化，但不是讲授传统文化的就一定要叫书院。除了讲授传统文化之外，也可以讲授现代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但既然称之为书院，我认为传统文化教育这一块是比较核心的东西，而那些为了达到商业目的的“书院”就完全不具备这样的功能，仅仅是借用书院的名称，变成会所、咖啡馆、商店、茶馆，摆放一些书，那是为了烘托文化氛围，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去。当然也有很多不叫“书院”的场所，也会摆放很多书。所以我认为，对于那些叫书院的名称但是不具备书院的功能的，我们可以把它排除出去，至少在我们中国书院学会的会员单位当中是不存在的。

　　但是有一种商业机构和文化教育结合起来的，我认为这种是应该鼓励的。其中有一种很有意思，比如说房地产公司做社区，做一个社区建筑群，每一个建筑群它需要一个文化设施，有个比例，比方说多少栋楼盘中间一定要有配套的文化设施，例如做图书馆，而且在图书馆里面需要做些交流活动，那么很多房地产商就马上意识到能不能就建一个书院。很多做设计的来找过我，我是鼓励他们这么做的，因为这种文化场所承担了社区文化服务的工作，也就是说每一个社区一定要有一个文化交流的场所读书，或者请人来做做讲座，或者搞搞培训、礼仪或者经典阅读、古典文学欣赏等等。尽管它可能是商业目的，但这种商业目的能够同样达到文化服务的目的，我认为这是应该值得鼓励的，而且它可能更有可持续发展。所以我认为包括我们有志于做书院的人可以跟他们合作来做这样一些工作，因为这个能够达到继承和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让文化为社会大众服务的目的，有造血功能。很多人，很多学者自己想做个书院，结果碰到很多困难，反而不如这种商业结合的更有持续性。

　　位于岳麓书院内的中国书院博物馆

　　凤凰国学：我们当代的一些书院其实也是在补“官学”之不足，也就是说体制内的教育的不足，那您觉得这种书院在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会不会变呢？还是会延续现在的这个样子？

　　朱汉民：现代书院要想持续发展下去，一定要很好地实现书院自身的功能。那么这个自身的功能是什么呢？我认为第一个，就是补充现代学校教育的不足。补学校教育之不足，当然有两种形式：一种形式就是在现代大学里面增设一些书院，它所承担的功能就是从事传统文化(或者综合素质)的教育。现在有好些大学正在试探用书院制的方式来弥补现在的院系，因为过早分专业，知识有缺陷，不注意人文教育、人格培养，只讲专业讲知识，不太重视人文。个人的综合素质、人格培养，可以通过书院教育来弥补。所以有人就联想到西方教育里面的学院制度(像英国的学院制度)，主张把学院制度和现在的中国书院制度结合起来。我认为这是有一些相近的地方，所以这是体制内的弥补。

　　还有一个就是弥补学校外的教育之不足，社会教化。过去西方的很多社会教化是靠教堂来做的，到了周末，大家就去教堂了，社区教堂就承担这样一些社会教化功能，比如化解人们精神上、心理上的困扰等等。中国没有像教会那样深入到民间的，我在想，书院以后是不是有可能通过社区书院、乡村书院做一些事情。昨天李亚鹏在说，他在做书院的工作，比如在北京做书院，做一些文化素质教育，但是他发现到乡村去效果是最好的，乡村的需求远远超过城市，他说今后可能花更多的精力办乡村的一些书院。因为农村很多地方其实精神文化需求还是蛮强烈的，这就需要一大批志愿者。现在好多做乡村儒学的，到乡村、进社区讲授一些经典、传统文化普及等等。我认为这两个(社区书院、乡村书院)都是可以弥补的。

  （文/朱汉民 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