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有文官党派纷争，外无武官英雄崛起，恰逢战事众生缭乱，体制上政治制度内部牵制消耗、外力无法使出，南明之倾根源可溯。

　　《南明史：1644—1662》(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6月出版)的目的是回答“明朝为什么会灭亡”这一问题。由此出发，作者司徒琳所讨论的是明朝世袭君主统治失陷后18年的历史进程中所映射出来的溃败根源。书中通过大量的史料梳理，主要把明朝由强变弱的原因归结为“文武之间无法取得统一和协调”“大臣们在如何作为皇帝的辅弼问题上陷入了困境”。作者同时注意到以上两点并不是仅有的两个把明朝引入灭亡的原因，近代经济变迁的也是原因之一，但朝廷内部冲突造成抵制外力的失败仍是明朝灭亡主要的原因，而这内部冲突的根源，在朱元璋太祖从一开始设计官僚制度时就已埋下。随着时间推移，文官内部的党派纷争、在外武官战斗力沦为平庸，内忧外患，大厦将倾。

　　以下文字受权摘自《南明史》第三章，《第二次抵抗：鲁监国与隆武政权》。

　　在杭州未能支撑起一个监国政权之后，浙东和福建二地差不多同时建立了南明朝廷。这两个朝廷都鼓动长江流域抵抗清军占领(多半是象征性的，但也有一些实质意义)。虽然两个政权在若干方面都不一样，各有其特点，两者之间有争执，但是他们在军事行动及最高决策方面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这些问题也是整个南明时期的特征。

　　1645年7月的第二个星期，满洲贝勒博洛夺取了杭州；同时，清军很快越过钱塘江口(按：严格说来，这条江水只有在分隔杭州、绍兴二府的下游一段才以“钱塘”为名；但本书为方便起见，将自杭州西南直到衢州的整条江水都称为钱塘江)。进入了浙江最富庶的两个府：杭州湾南岸的绍兴和宁波。两地的明朝官员也是闻风弃职而逃，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情形一样。清朝官员接管了两府以及几个县的衙门，当即受到当地某些耆宿的欢迎，其他居民甚至还来不及组织任何抵抗活动。但是也和以前的情形一样，清朝的剃发易服令在该地区一经颁布，民众的反抗怒火立即爆发。7月31日，余姚首先发生了反抗清朝官员的暴动，然后迅速波及会稽、鄞县、慈溪。数天之内，清朝在浙东的薄弱统治已被去除。“礼乐之邦”的浙东，其人民一向以直道传统而自豪。与南直隶南部的情况相比，浙东的士大夫不久就表现了高度的社会凝聚力以及有效的领导才能。

　　各类明朝官员和社会领袖看到了这一自发的抵抗潮流，于是设法觅得逃离了山东的王庄、被命徙居浙江台州的鲁王(朱以海)。他们请求鲁王出山，使这一地区的复明运动有明朝帝室以资号召。鲁王答应了，他立刻被送往绍兴府城，于8月底或9月初称鲁监国。早在鲁王未到之前，募兵、义兵、官兵水陆各军的将帅已在四处奔波，围绕浙东建立起一条弧形防线，从钱塘江中部的严州府起，直至位于宁波附近定海的水军据点，在桐庐和临山之间，营垒最密。(本章所述，见地图6。)忠明之士希望，构筑了这样一道壁垒，在富阳和海宁的对岸还有进攻的据点，他们就可以和浙西和南直隶南部的同胞连成一气，使清军难以防守杭州。

　　另有一位明朝藩王，原来的王庄在河南，新近指定他住在广西某地，此时他正途经浙江。这位就是唐王(朱聿键)。当首次有官员请他即监国位时，他推尊其从父辈的潞王。但是潞王政权一旦瓦解，已抵达钱塘江中游的唐王就接受了前弘光朝礼部尚书黄道周的正式“三劝”，于7月10日在衢州宣布，愿为下任监国。总兵郑鸿逵放弃了在镇江的长江防区，此时正匆忙移师回原籍福建，因奉唐王离衢州，过仙霞关入闽。

　　唐王沿路在每一站——浦城、建宁、水口，行为得体，俨若明主，让百姓看来确像他们的贤君。他称赞福建第一有实力的武人南安伯郑芝龙(郑鸿逵之兄)准备周到，使这一政权得以成立。7月26日，唐王抵达省府福州城外，当即(甚至在他正式即监国位前即已)任命一批大学士、尚书、侍郎及其他各类官员，并说明新朝廷各项原则。三天后，唐王入福州城，称监国，威严赫奕，俨若帝王。8月18日，即皇帝位，建元隆武，定福州为临时国都，以其弟嗣唐王位。

　　新皇帝立即下令，将登极诏颁布到江西、南直隶徽州地区及浙江西南部，并向那些地区内他隐约觉得可能成为复明领袖的着名人士，颁发大量的征聘和任命诏书。他原想立即自西北方出关，举行“亲征”，以阻止清军的推进。即位仅七天之后，即有人劝阻，不可仓促行事。于是隆武帝多少定下心来，着手在福州建立朝廷，进行更充分的军事准备，但是仍表示要及早“出关”。

　　不过，鲁王与隆武朝廷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随后就发生了一系列南明史上最痛心之事。1645年10月初某日，隆武政权得知，在浙江也有一个与之匹敌的朝廷，于是立即遣使者赍隆武登极诏前往绍兴。使者抵达后，鲁政权官员深感为难，各人看法不一。鲁王起先愿意下台，以成全其在福建的“皇叔父”(论辈分，论年纪，唐王都要早一世)，几位德高望重之士也敦促绍兴朝廷，要以大局为重。但是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张国维情绪激愤，申述反对的理由：福州路远，“恐鞭长不及”；而浙东的抗清运动本甚脆弱(尽管英勇)，一旦监国撤销，即会瓦解，在此关头，若移忠于他人，君臣之间的信任便会出现裂痕。鲁王为此说辞所动，其他官员也感到必须团结一致，拒绝隆武的登极诏书，于是使节被遣回，所获的答复一如张国维意旨。最后，虽然鲁王手下不少文武官员私下要求或接受隆武的职位、官衔，鲁王的朝廷却没有正式谋求两方面作实际的协调，于是彼此间的“水火”关系加深了。1646年2月，隆武帝向“皇太侄”发了一封私人长信，情辞恳挚，对于鲁王拒不认他为皇帝，深表不满，声称他之所以更有权当皇帝，决不出于利己之心；并央求鲁王戮力同心，共图恢复；至于计划在鲁王境内采取军事行动，他说那是出于战略原因，不得不如此，保证不会向鲁开仗。但是，这封信是否曾到达绍兴，现在还不清楚。这一年的暮春，隆武帝派遣一位御史携带大量白银，去犒劳驻扎在钱塘江畔的军队。但这位御史并没有受到鲁政权的保护，终为骄兵所杀，凶手也未绳之以法。夏初，隆武帝拘禁了一位鲁王遣闽使臣，并予处死，其可能的原因是：此人被疑为与郑芝龙勾结，图谋不轨。这两个朝廷都真心谋求复明，却不能合作。对这事的解释揭示了中国东南部的某种地理因素，更重要的是暴露了明朝方面的一些长期弊病。首先是地缘政治因素：几条大山脉阻碍了浙闽二省人口稠密地区的直接交通，即使在最好的时期，福州和绍兴之间也不可能有快速的通讯联络。福建虽以海上贸易闻名，对邻近省份的交通却极为不便。不过，在鲁与隆武的对抗中，不能说福建更为排他。浙东的抗清情绪特别高涨，与他处不同。在鲁政权被迫离开大陆避往海岛以后很久，该政权小小的领导核心(每人都来自“清流”重镇的浙东)比南明政权其他领导层更为团结一致，更愿献身于共同事业。要把满洲这条狼拒于门外，浙东没有丰富的物质资源以为凭借，也并不实施严密的组织纪律，确实可以依靠的只有其人民抵抗“胡虏”的同仇敌忾之气。因此，考虑到福州的地缘政治因素以及绍兴的社会心理因素，张国维之类官员不愿接受隆武阵营的号令就不足为奇了。对浙东抗清运动而言，不受隆武号令虽有危害，但在开始时，若与突然取消鲁王的合法地位相比，毕竟为害较轻。

　　但福建和浙江终究是大明帝国的姊妹省份。为什么现在对这一原则只是口头说说而已？简单说来，没有一个占优势的力量中心能以武力实行这一原则，不论是真用武力还是引而不发；没有这样一个力量中心，中国的政治传统对于力求彼此以敌体相待的同样合法的政权，很难给予指导。隆武帝深知，福州不是，也不可能成为另一个南京或北京。他尽量设法离开闽江流域，试图把江西、两广、湖广乃至四川的文武官员置于他的统辖之下，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但是由于下面所说的原因，他无法出兵北上，即使仅是越过北纬29度也不行。尽管在老百姓心目中，大明还是很有号召力，但是没有了采取军事行动以及维持秩序的能力，号召力并不能带来实际的效果。

　　闽浙之所以不能合作，双方君主的个性亦应考虑在内。两人都是出于个性而坚持自己的立场，尽管各自的个性相反。考察一下两人不同的领导方式，还可以看到一个共通处，即贯彻明朝始终的辅佐皇帝问题。鲁王体弱多病(尤其有气喘病)，他的朝廷靠近为恢复明室而战的前线，但是在当时及以后数年，他决不因恐怕危及自己和家人的性命而撤离。他的为人宁静、仁慈、温和，他的作用大体局限于循规蹈矩地主持朝仪，一切谋划决策，则放手让文武臣僚去做。他并没有超凡的眼光、智力与领袖才能，但是与人相处时非常热情诚挚，能和跟随他的人结成亲密关系，而又不失体面。这些特点使文臣对他颇有好感，但是无助于果断的决策，也无助于控制武人。

　　鲁王在居于绍兴的一年中，任命了几位大学士，但是其中多数在前线各岗位，仅有一二人在鲁王身旁处理文书。张国维肯定是大学士中最重要而且最具影响力的一人。但是他几乎未像以前的首辅那样发挥丞相的作用。与此相似，尚书、侍郎等官虽已指定，各部机构实际并未建立。总之，浙东文臣领袖精诚合作，鲁王也不专断，但是鲁政权缺乏组织结构。当来自隆武朝廷的挑战升高之际，尽管鲁王不能拒绝他的热情支持者的央求，但很难说他们达成了一致看法，也不能说在此问题上政府已有决定——显然，没有任何决定自始至终执行过。鲁王只是默许各人对此问题可凭良心行事。最后，问题堆积，内斗加剧，质疑他人是否忠心成了积怨之府，并被任意利用，以诋毁某些能臣。

　　与此相对照，唐王是明季宗藩中真正与众不同之人——生活刻苦，体魄强健，精神旺盛，果决有为，受过治国之道的良好教育，关心公共事务。这些特点使他在崇祯朝成了一个惹是生非的藩王，那时他坚持鼓吹扩大宗藩在政府和国家防卫中的作用，但是现在这些同样的特点使他看来几乎是一个理想的君主。此外，他在早年曾经受过特殊的磨炼，因此足以担负复明皇帝的艰难重任。

　　唐王的大部分生活的确是在狱中度过的。他从三岁到二十八岁，与其父亲一起被监禁在唐藩王庄的私狱之内，因为其父失宠于其祖父，即当时的唐王。当朱聿键从监禁中获释，并被允准承袭其父被不正当剥夺的爵位之时，河南正受到“流寇”的威胁，北京则受到剽悍的满洲人的逼迫。他试图应付危机，在其王庄建立了防御体系，并在1636年出师“勤王”。这些举措破坏了明朝对宗藩的禁令，他于是再次入狱。这次共九年，被锢于凤阳的高墙(这是为行为不轨的宗人所设的监狱)。在这次监禁中，他受到了非人的对待，能够活下来，靠的是贤妻的自我牺牲以及河南几位有关官员的斡旋。最后，弘光朝廷实行大赦，他才以庶人身份自凤阳高墙获释，被安置到南方远处。他如今在福建，饱受挫折的自尊心和潜在能力似乎已在皇帝这一职务中找到了最后的表达和实行的机会。唐王把全副精力用于如何当好皇帝，他发誓要步武太祖，把北虏驱逐出去。他把政府的不振归咎于贪酷的官吏。有几位颇得人心的福建官员，被外来人士指为贪污。他就把这些人处决了。此事可能是过于仓促了。他希望为官僚和民众树立一个清廉的榜样，衣着朴素，饮食简单，拒绝建宫殿，不准为他准备豪华的别院，宫内执役的人也很少。此外，他只有一位仍无子嗣的曾后，却拒纳任何妃嫔。曾后也受过良好教育，在内外事务上，都是皇帝信赖的最亲近顾问。不过，若是贡献有价值的书籍，他乐于接受，视同珍宝，尤其是历史和治道之书；甚至在“亲征”时，都要载运数千卷书。

　　唐王相信，能拯救明朝的，正是他这位藩王，因此不能设想，他会放弃帝位，让给另一个人，尤其是这另一人是他的晚辈，又只是一个监国，而他自己则是皇帝，而且即位时间也更早。当然，为了外交和战略的原因，他致书鲁王是很客气的。但是他对“皇太侄”的态度并不宽宏大量，而且心存不良。这种态度后来更为明显，还发泄到不够机警、不知对隆武明确表示效忠的鲁王使者和其他人身上。隆武帝虽然过去一直维护宗室的利益，现在也公开保证，要为成了孤儿或流落在外的所有次一级的宗藩恢复爵禄，但是他对于和自己一样显露领袖才干的宗藩(例如在赣东北领导抗清的那些人)，则小心提防，并心存轻蔑。有一位不幸的靖江隆武帝虽对宗藩中的潜在对手心存疑惧，对其他人却大度包容，急于吸引才略之士为其服务。他授人官位时，不太蹈常规，也不太循资格。想博得一官半职的庸才，常会上一些鼓舞人心的奏疏。隆武帝易为所动，对这些人加以赏识。皇帝的这一性格，王，不知有鲁，也不知有隆武，在遥远的广西省自称监国，形同儿戏，以失败告终。此人被戴上镣铐，从桂林一路押解到福州。他的主要支持者在福州被处死，他本人也受到审讯，爵位被夺，瘐毙狱中。唐王以此儆戒其他宗藩。一方面使隆武政权任用的人遍及好几个省籍，因而比鲁监国政权更有全国性的规模；另一方面，则导致冗员过多，许多人不能称职。最着之例是隆武的内阁。隆武帝总共任命三十余人为大学士，虽然其中有些人没有到任，另一些人被派往战场，但是还有许多才智杰出之士伴随皇帝，无所事事。这些人之所以无所事事，在于皇帝本人处事果决，又有文学长才，亲自撰写差不多所有的诏书和晓谕，极少垂询那一群他自己搜罗来的大学士。

　　这当然是人才和人力的浪费。更为可悲的是，皇帝虽然精明，但还是需要一二位机敏的政治家以备顾问，也即需要类似宰相那样的人，不仅程序上应如此，制度上亦为合法。隆武帝确有许多顾问，却没有真正的顾问。他基本上是一个热情洋溢的人，他的思想往往忽而如此，忽而又如彼，因各种可能的情况而异。因此，他的许多上谕和诏书，常常彼此抵牾，自相矛盾。不消说，那个时代本身的特征就是动荡不安，即使是最稳健、头脑最清晰的人来担当隆武帝的角色，也不可能不感到困惑，不引起混乱。在弘光朝，谋求权势的大学士行使“体制上”所不允许的全权；在鲁与隆武朝，则是不作决策的人物来到君主身旁。不论是哪一种情况，由于明朝体制缺少宰相职务，本来就极困难的局势更为恶化了。

　　隆武帝在战略问题上最为反复无常。部分原因是：他一接到来自与他竞争的那些省份(浙江、江西、湖广)的消息，不论是好是坏，就感到不安，要采取行动，在没有充分权衡是否可行以前，便发布命令。但是另外还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当时福建的战略地位甚为复杂；另一个是有关福建境外发生的事，很难获得迅速而准确的情报。相形之下，鲁政权的情况则颇为简单：不是敌人来，就是我们去；不是渡过钱塘江，就是越过杭州湾；而且浙西和长江三角洲(与鲁政权真正有关的仅有的两个地区)的形势发展很容易辨认清楚。但是隆武帝若要把政府所在地从福州移往易于进攻的地点，就需要长远的筹划。移徙时首先应到何处，而后又是何处，需要考虑的诸因素尽管并非不可捉摸，却也是游移不定的：从湖广到南直隶的各个战场，清军和明朝抵抗力量的相对实力，内部团结及进展情况如何；这些地区内忠明军队“迎驾”的能力怎样；鲁王政权在杭州阻拦清军的潜力，干扰隆武军队推进的潜力又如何；闽军若是长途跋涉，进入陌生地区，所需军队人数、训练程度、给养多少，以及士气情况等又怎样，诸如此类。

　　隆武帝的第一个目的是沿着原路返回，也就是通过仙霞关，经由江西东北部，沿钱塘江而下，收复杭州，然后从杭州进逼南京。但是有几件事立刻使这一战略的吸引力大减。他得知，在宁国、徽州地区以及这条路线西北方的天目山区，清军兵力强大，咄咄逼人。另外，钱塘江沿岸实力最强的两位明军将帅朱大典和方国安，虽然保证既忠于鲁王也忠于隆武，却彼此憎恨，不可调和，在战事中不能指望他们的合作。第三，尽管隆武帝提出请求，鲁王的朝廷拒不对他作正式的承认，因此后者动向难测。还有，水师总兵黄斌卿原来已受封爵，并受命大张旗鼓地进入杭州湾，与原定沿钱塘江而下的官军形成钳形攻势；现在他却在舟山群岛停了下来，不肯再前进。一旦没有了海上策应，要向杭州或南京进攻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但是1645—1646年冬明军在江西和湖广抗清的胜利(见第二章)，使隆武帝考虑进军“湖东”的第二个计划，也就是一旦越过仙霞关或分水关，即折向西北，在鄱阳湖东岸，与从江西南部经由赣江，以及从湖广中部经由长江而来的两支明军会合。然后这支联合的水陆部队可在南昌、九江击败或接收金声桓部，进而沿长江直下，向南京发动一场水上进攻。

　　隆武帝希望尽量扩大其统治范围，对于江西、湖广各抗清首领，迅速地封官晋爵。福建朝廷任命万元吉为驻吉安的南赣总督即为一例。隆武帝还派遣闽军越过仙霞关和杉关，以此尽力增援江西东北部组织薄弱的抗清力量。这次行动中执行最力、收效最大的领袖人物是监军张家玉。此外，湖广的何腾蛟、堵胤锡以及名义上在他们手下的明军将帅，隆武帝承认其官职，并予以提升；不仅如此，大顺将帅如李锦、高一功、郝摇旗诸人，也获得了爵位、高级军衔，乃至皇帝起的名字。部分湖广军队出境援助江西西部的抗清军，主要也是由于奉隆武帝的征召。隆武帝曾一度希望，在鄱阳湖地区进行一次协同作战，以加强三省之间目前仍脆弱的合作。但是1646年春，清军在江西采取了几次军事行动，把现存的明军抵抗力量限制在南端的赣州地区。而对何腾蛟来说，湖广局势仍很危急，也不可能考虑出省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