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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所有看过《清明上河图》的朋友，都真真切切领略到了北宋东京的市井繁华：街道交错纵横，民居鳞次栉比，商铺百肆林立，酒楼歌馆遍设，招牌幡幌满街，商旅云集，舟楫往来，车水马龙。这一切，恰如《清明上河图》的一则题跋所言：“观者见其邑屋之繁，舟车之盛，商贾财货之充羡盈溢，无不嗟赏歆慕，恨不得亲生其时，亲目其事。”

　　让我们感受到城市繁华气息的画面，不仅仅是繁盛的邑屋舟车，以及居华屋的士大夫、乘舟车的富民、财货盈溢的商贾，还包括那些底层人物，比如赶着毛驴往城里送炭的乡民、在码头搬运货物的脚夫、修车的工匠、给顾客修面的刀镊工、街边摆地摊的小商贩、给人家送餐的饭店伙计、低头拉纤的纤夫、水手、轿夫、车夫……这个数目庞大的群体，套用今日某些专家与媒体的话，大概属于需要清理的“低端人口”。

　　这些宋朝的“低端人口”，脱离了土地与户籍的束缚，从四面八方流入大城市，或成为官私作坊的工匠，或成为大户人家的佣人，或在街边摆小摊子，或在街头卖艺，“求觅铺席、宅舍、钱酒之赀”。

　　如果他们肯努力，再加上一点点运气，并不是没有机会改变命运，升入更高的阶层。南宋时，有一个叫做王良佐的小商贩，“居临安观桥下，初为细民，负担贩油。后家道小康，启肆于门，称王五郎”。从一个“负担贩油”的细民变成了开店的小老板。还有一个吴十郎，“新安人，淳熙初，避荒，挈家渡江，居于舒州宿松县。初以织草履自给，渐至卖油，才数岁，资业顿起，殆且巨万”。

　　“低端人口”得以在城市立足、发展，是因为城市能够接纳他们，给了他们一个栖身之所，为他们提供了自食其力的机会。在宋代，一名城市底层人，不管是当佣工，还是摆街边摊，每日大约可以赚到100文钱至300文钱。这个收入水平，可以让他们与家人维持基本的生活开支。

　　宋代大城市的房屋租金非常高。北宋元佑年间，御史中丞胡宗愈租住“周氏居第，每月僦直一十八千”，月租18贯。这个住房开销是城市底层人月收入的五倍，“低端人口”显然住不起这么昂贵的豪宅。但宋朝京师“店宅务”提供的廉价公租屋，日租金低至15文钱；在开封附近的澶州城内，那些位于后街小巷的“闲慢房屋”，“每间只赁得三文或五文”，租金非常低廉。一名日收入100文钱的“低端人口”，完全可以解决在城市居住的问题。

　　宋代大城市的饮食也很昂贵。开封的高级酒楼，“酒器悉用银，以竞华侈”。但开封城内也有廉价饮食店，如卖菜羹的饭店，“兼卖煎豆腐、煎鱼、煎鲞、烧菜、煎茄子，此等店肆乃下等人求食粗饱，往而市之矣”；有些小酒店销售的下酒菜，如“煎鱼、鸭子，炒鸡、兔，煎燠肉”，每份“不过十五钱”；散酒店的酒也是“不甚尊贵，非高人所往”。如果自己在家做饭，成本更低，大约20文便可以解决一名成年人一天的温饱。

　　城市接纳了所谓的“低端人口”，“低端人口”也参与创造了城市的繁华。我们在《清明上河图》看到的市井繁华，从某个角度来说，正是那些“低端人口”在人们看不见的底部支撑起来的。

　　我们都知道，北宋的开封、南宋的杭州，都是人口过百万的超级大都市(想想同时代的西欧大城市，人口不过10万左右)，这么多人口每日需要消耗的物资，不可能自给自足，也不可能完全靠政府调拨，很大程度上还是需要市场来供应。宋代商品粮供应的市场机制已经非常成熟了：“米船纷纷而来，早夜不绝可也。且叉袋自有赁户，肩驼脚夫亦有甲头管领，船只各有受载舟户，虽米市搬运混杂，皆无争差”。作为“低端人口”的肩驼脚夫构成了城市商品粮市场供应网络的其中一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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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展开《清明上河图》，就可以看到一群这样的肩驼脚夫，正一袋一袋将粮食从米船扛往“塌房”(货栈)，码头上还有一名老者，在给肩驼脚夫发放筹签。这是码头的计酬方法：搬运一袋货物发一根筹签，收工后凭筹签数目结算工钱。北宋开封的市民能够便捷地从米铺购买到粮食，离不开每一名肩驼脚夫的辛劳。

　　包括肩驼脚夫在内的宋朝“低端人口”，源源不断地往城市运输物资，以满足市民的生活之需，同时，他们又将城市的代谢物——比如垃圾、粪便运走。南宋时的杭州，“户口繁夥，街巷小民之家，多无坑厕，只用马桶，每日自有出粪人瀽去”；“人家有泔浆(泔水)，自有日掠者来讨去”；“亦有每日扫街盘垃圾者，每支钱犒之”。这里的“出粪人”、“日掠者”、“盘垃圾者”，都是城市的清道夫，他们每天将城市时刻产生的代谢物收集起来，然后用船运走。

　　如果我们生活在宋时杭州，将会看到：“大小船只，往来河中，搬运斋粮柴薪，更有载垃圾粪土之船，成群搬运而去”。“斋粮柴薪”从城外运入城内，“垃圾粪土”从城内运出城外。具体动手搬运“斋粮柴薪”与“垃圾粪土”的，都是所谓的“低端人口”，因为“高端人口”不屑于从事这类卑贱的职业。假如没有“低端人口”，谁给城市掏粪？

　　宋代城市的商业十分发达，几乎所有的生活用品都可以从市场中购买到：冠梳、鞋袜、衣箱、化妆品、器皿、火柴、木炭、蜡烛、玩具、鲜花、狗粮、猫粮、食物、饮料、报纸、书籍……。在这些商品的市场供应链上，除了大商巨贾，还有无数小商贩，他们或摆街边摊，或走街串巷，或沿门叫卖。每一天，宋朝城市在小商贩的叫卖声中迎来日出：“趁朝卖药及饮食者，吟叫百端”；又在小商贩的叫卖声中降下夜幕：“顶盘担架卖市食，至三更不绝，冬月虽大雨雪，亦有夜市盘卖”。正是无数个这样的无名小商贩，创造了市井间的烟火气息与繁华景象。

　　宋朝的城市也不排斥小商贩。你去看《清明上河图》，不管是路边、街边，还是河市、桥市，到处都可以见到架遮阳伞、摆小货摊或者推着“串车”叫卖的小商贩，似乎不用担心被“城管”驱逐——宋代城市是设有“城管”的，这个机构叫做“街道司”，他们在京城的街道两旁竖立了许多根“表木”，只要在表木连线之内，便可以自由摆摊。《清明上河图》的虹桥两端，就立有四根表木，桥面两侧，都是小商贩摆设的摊位，都在表木的连线之内，中间留出通行的过道。这样，既照顾了商贩的生计，也不致妨碍公共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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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宋时候，每一年的元宵节，到了放灯的最后一夜(通常为正月十八日)，临安府尹照例要出来拜会市民，他的身后跟着临安府的吏员，背着大布袋，里面装满了“官会”(纸币)，每遇到在杭州讨生活的小商贩，便给他们派钱，每人数十文，祝他们新年生意兴隆。这叫做“买市”。数十文钱的“利市”，微不足道，但小商贩们从中可以感受到一个大都市的温度。

　　当我们感叹《清明上河图》展现的北宋东京市井繁华时，请相信，这份繁华也是“低端人口”参与创造的。如果我们将《清明上河图》中的“低端人口”抹掉，我敢说，这幅名画将黯然失色，不再有生气，不再有繁华景象。

　　原标题：如果将《清明上河图》上的“低端人口”抹掉，这幅名画将黯然失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