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武帝渐渐地更为注意南赣，即赣州道。他一开始就和南赣的领袖联系密切，派遣几位最得力的官员前往南赣协调彼此的事务，并从广东方面予以援助。当清军在江西向南扩张势力时，隆武帝愈益担心，一旦赣州也失守，进入福建(也包括自福建退出)的所有陆上通道都会被堵死。但是，他能否前往赣州，何时前往，抵达后又往何处去，都是未定之数。如果江西局势好转，他可能沿赣江而下发动攻势，以恢复明朝对江西全省的控制。他也可能以湖广的长沙为“行在”，从长沙谋取河南，准备将来进攻北京！但是另有一些人担心，赣州可能是(或看来是)退往广东的一个中间站。

　　此外，随明朝的危机而来的严重社会动乱，使得穿过福建西南部甚为危险。福建、江西、广东三省交界地区，一向难以统治，如今大股盗匪再度猖獗，人数也大增。其中有些人和江西的明军领袖虚与委蛇，另一些人则对广东惠州、潮州二府以及毗邻的福建汀州府各地大肆劫掠。这类劫掠行为和汀州其他地区激烈的农民暴动有关，暴动的成因则是当地“土豪”长期来用大斗收取佃户田租以行欺诈。1645—1646年间，各种社会抗争和目无法纪现象遍布福建全省，上述一切只是其中规模最大和最剧烈的而已。福建局势是如此不稳，隆武帝有鉴于此，既怕离开，又想离开，进退维谷。隆武帝要考虑的情况是如此错综复杂，因此，他对自己的行动和准备采取的行动总是举棋不定。1645年9月初，他在福建登极还不久，即被劝说不要北上。而后他决意要在10月7日“出关亲征”。但是以后一再延期，直到次年1月22日才得以出征。他又在溪水上游的建宁“驻跸”，迁延观望。到了3月，才折回到靠近西南通道的延平。在这期间，他关于亲征的下一目标的种种指示中，只有一个指示是始终一贯的，即决不会再回到福州。福建财源有限，难以支持大规模的战事。隆武帝因此颇费踌躇。社会不安也因此加剧。隆武朝初期确曾估计到，要在1645—1646年冬为各主要关口及其他一百多个可能进入福建的通道配置足够兵力，并在来春向江西和浙东发动进攻，所需兵员为二十万，所需支出为福建及两广岁入总和的两倍以上。无论就人力还是就岁入而言，都是没法办到的。后来又有一个更冷静的估计：扼守主要关口，维持内部治安，需要四万兵力，最低限度的给养则每年要耗费八十六万两千两。但是一旦发动进攻，武器、盔甲、马匹、营帐、运输等开支总数就要高达一百五十六万两。隆武帝即位伊始就指示，所有收入应当首先满足军事需要。一位官员声称，福建每年税入应当有一百二十万两用于军费，但是实际税入本身看来也远远达不到此数。零星的记载表明，隆武朝廷向广东、广西至少征收了十六万三千六百两，另外有二十六万两则来自福建的捐助。但是当军费宣布为一百五十六万两时，隆武帝悲叹道，三省现有财源加在一起，也不能达到此数。此外，在隆武旗号下不时向其他省派兵作战所需的费用，还不包括在这个数字之内。

　　不消说，因不断的征税，福建经济的每一角落都被搜括到了。百姓弄得一贫如洗。一心想行仁政的隆武帝不愿正式提高基本税率，他甚至以为，受盗贼蹂躏地区的赋税非宣布蠲免不可。但是租税常常强制“预借”，人民受到高压不能不“捐助”，实际税率因而大为提高。官职也是按级论价，与弘光朝如出一辙；官衔、功名事实上可以售予任何人，尽管这种做法受到皇帝的谴责。

　　于是倡优厮隶，尽列冠裳。……其黠者倩轩盖，雇仆役，

　　拜谒官府，鞭挞里邻。……然犹苦饷不足。

　　各县仓谷发充兵饷以济急。各府、县库银，乃至“恤民库”银，则成了方便的财源。这类库存本是公共积累供备荒之用的，人民希望国家予以看管，而现在却被国家挪用。此外，最沉重的负担落在以闽江为中心、包括福州和建宁的福建“上游”地区。晚明时代，对外贸易扩展，因而这一地区，与以九龙江为中心、包括漳州的“下游”地区相比，在商业化和随之而来的公共财富方面，差得很远。陆上运输并没有多少进展。使人员和物资能通过西北部各关口的各种设施，若要输送大军，则不堪负荷。

　　不过，若要更为全面地了解隆武时期的后勤问题，必须对大学士黄道周和南安伯郑芝龙二人所起的作用与形象作一考察与比较。这两个人是隆武朝最重要的官员，他们之间的冲突以及异同之处，充分反映了明季文武之间的不协调。要使文武双方和衷共济，连皇帝本人也觉得没有指望。

　　16世纪末17世纪初，中日贸易蓬勃发展，尽管双方政府都予以限制。郑芝龙的早年生涯，就是在这冒险犯难、相互竞争的中日贸易中充当一名伙计及知晓多种语言的通译。他首先以巨盗着名，特别善于把手下人组织起来，号令严明，看来颇能发挥社会领袖的作用，还不时表示愿与政府当局合作。1628年，福建的明朝官员用以海盗制海盗之术，使郑芝龙投顺。其后他在明朝军事机构的卵翼下，一路升迁，像其弟鸿逵一样，官至总兵。在这几年里，他逐渐成了中国东南各港口及沿岸水域的霸主。他是那时代一位传奇人物，与其子日后的情形相似。

　　隆武帝得到这样一位实力人物的支持，起初大为高兴，满怀感激之情。早在弘光朝，郑芝龙就被封为南安伯，隆武帝不久又加封他为平彝侯，以表彰他翼戴福建新朝廷之功。隆武还破格准许郑芝龙使用非正式的“勋辅”称号，表示他与大学士同列。郑芝龙是武臣，而户、兵、工三部尚书皆为文官，但是隆武帝出于上述同一心情，授芝龙以全权，处理三部有关当前军事的事务。当时福建朝廷的事务，几乎都和军事有关，因此，虽然三部名义上由文官掌管，但事实上事务都受郑芝龙节制。郑芝龙不仅是重要的将帅，还是一个显赫家族之长，以及一个势力庞大的政治—贸易组织的首领。隆武帝因此在开始时让郑氏家族及徒党占据了大量文武职位。没有子嗣的隆武，甚至象征性地收芝龙长子、一表人才的郑森为义子，赐国姓朱，赐名成功，并以驸马体统行事，外加许多特权和职掌。

　　当然，不可能人人都像隆武那样喜欢郑芝龙。文官们反对这位盗贼出身的将帅扩张势力，社会领袖则指责他常强行征收钱粮，弄得许多人甚至连正税都拒缴。随时光的流逝，皇帝本人也对依赖郑芝龙感到后悔，甚至怀疑到他的忠诚。首先，隆武离开福州(后来是建宁)“亲征”的计划一再延迟，因为在郑氏节制之下，军事准备似乎永无完成之日。其次，隆武帝最初曾任命郑氏组织中两名最有实力的次级领袖郑鸿逵及其族侄郑彩为前锋“左右翼”，为而后在浙江西南及江西东北的亲征扫清道路。但是这两人行动拖沓，从未远出仙霞、分水、杉诸关之外三位郑氏将帅的因循与怯懦似乎与日俱增，隆武帝对此也愈

　　感不快。这时有一位官员指出，郑氏长处在于海战，不在陆战，派遣郑氏军队深入内陆，对付精锐的清军骑兵，“是犹驱羊而御狼也”。而郑氏的海上力量是北人(指清军)无法匹敌的，因而较明智的办法是派遣这股海上力量去占领舟山、崇明各岛，并从海上攻击长江三角洲地区。这一说法或许是正确的，不过，郑氏显然从来就不愿意使用其海上力量为隆武的大业而战。要是有谁从海上进逼南直隶，郑芝龙反而常加以破坏。

　　因此，隆武帝的大愿原来是“出关”，现在仍想“出关”，但原因却变成急于摆脱福建财源的限制，摆脱郑氏的固执态度。他不能直接向郑芝龙发怒，就把怒气发泄到跟郑芝龙关系密切的那些人身上，不时粗暴对待他们。这种愤怒心情使隆武到了真假莫辨的地步，特别在处死陈谦这件事上。陈谦是鲁监国派来的最后一位使臣，郑芝龙和他一向有交情。隆武不分青红皂白，把他杀了。这类事件表明，隆武帝怀疑郑芝龙有叛逃意向，可能也是出于想当然。

　　传统的历史着作对郑芝龙偏见太深，很难作出客观的评价。在一定范围内，郑芝龙的为人当然是干练狡黠，雄心勃勃，性格强悍。他当然希望，支持了隆武帝，他自己在福建的势力便能范围更广，影响更深。但是，他的海上力量来之不易，获利甚多，他显然不愿意为了使朝廷迁往另一个省而发动一场战役，把自己的力量消耗掉或牺牲掉。他未能及时把隆武的战争机器用于战场，可能确实是有困难。但是他的虚与委蛇一定另有原因，即他自己的利益和皇帝的目标在根本上不能调和。无论如何，那时的明朝皇帝严重依赖这位武人的非正规军队和半私人组织，其代价是惨重的。

　　隆武朝最受尊敬的文官是黄道周，他的看法和郑芝龙截然相反，但是最后两人所为都没有多少实效。他原籍闽南漳州府，在天启、崇祯二朝是东林党的领袖、“清流”大业的中流砥柱，因而很早就誉满全国。他的仕途自然并不顺利，有一段时间，甚至因敢言而入狱。但是他在闲居期间到东南的书院讲授经典与哲学，一大批文官领袖和社会领袖都是他的学生。他在弘光朝接受了一个不重要的官职，但在1645年春借故离去。同年夏，南京陷落，他正巧在浙江。7月底，他劝唐王就监国位。其后短期内仍留滞浙江，直至8月26日才抵达福州；但抵达后立即担负了他自己所谓隆武朝“司晨鸡”的角色。

　　杭州成立短命的监国政权时，黄道周给潞王上了一道奏章，从中可以看出，在他心目中，一个中兴政府应是怎样的。他当时以为，南京的陷落完全是由于文官的优柔寡断，以致人民信心丧失，而不是由于各驻防地的将士不愿作战或是放松警惕。因此他建议，十天之内应采取七项行动，“使(满洲)闻之，以为圣人复出；江南父老见之，以为礼乐复兴；而后天下事事可为也”：(一)召集各地官员调查民间情况，监国并亲往杭州各处召问百姓，蠲除其苛政；(二)监国亲临郡学，赐耆老以帛、米、肉；(三)召集各郡县教官，询问考试选举事，并亲自召问其特达自着者；(四)召集南京逃回的各文武官员，询问弘光帝的确实消息，禀告先帝，并宣布祸国诸臣的罪状；(五)征集附近诸郡耆宿臣僚，听邻近各省抚按推荐叙用；(六)亲率百官阅视杭州各军，其小弁有技勇者予以赏赐，并命掌兵大僚分汛厄塞北面各要害之处。这就是博洛军离杭州只有十天路程之时黄道周所提出的各项要务！

　　浙江的经验显然使黄道周增强了军务紧急之感，他在福州也就不再提及理想的圣贤举措。相反，他一抵达就上疏隆武帝，自请率军出征，耀旌旗于西北边的关外，以安定人心，不使天下人以为，朝廷将偏处福建，碌碌苟安。此时黄道周年已六十，从无带兵经验，而且也无兵可带，身边仅有四千五百两白银供军需之用。他抢在隆武帝亲征计划之前，于9月14日(抵达后仅两周半)离开福州，溯江而上。但是他深信，凭他在百姓中的令誉，一路上可以聚集足够的兵员和给养，或许还可能在一个月之内直接攻击南京。

　　臣只手赤身，无大兵重饷。又以迂阔，为此间巧佞者所

　　轻，维陛下宽其前途，宏其刚愎，同此如水臆，共此文章

　　灵，臣诵之起舞，感叹再四也。

　　但是“识者早知时势之难，一出必不返矣”。

　　犹如一幕悲剧的最初几场，黄道周的愿望多少是实现了。他从福州带出的银两，有一半以上为同情的官员所捐助，在延平、建宁与崇安，他又从予以合作的地方官员的府库中“借支”了五千余两，当地士绅则捐助了一千四百五十两。此外，他漳州家乡的亲朋子弟率当地义勇和他会合，组成了十二营，约四千六百人。他从未自兵部(亦即郑芝龙)得到一兵一将之助，也从未自兵部得到后勤支援。他明白，他在崇安时已得到的一万八百九十两，已耗尽了这“上游”的余润，而率领这样一支军队出关，从事两个月的战事，还需要此数之半。而且当时又下着大雨，他的兵士在泥泞中行进维艰；而后他允许士兵喝暴涨的河水，差不多所有的人都病倒，有些甚至死亡。

　　黄道周有鉴于如此情形，不忍把这些未经多少训练的兵士带入更为艰险的境地。因此，当他终于推进到广信府(这是进入江西东北部、南直隶的徽州府及浙江西南部的交界处)时，只能满怀失望地在闽江上游停了下来，直到11月中旬。从该地看来，形势更为险恶。他原来寄希望于一些抗清中心，而现在不论是从这些地方传来消息还是音信杳然，都是凶兆。虽然有位史家说，黄道周在广信募集了一万余人，纯属自愿，道周又亲笔书写教谕以为赏赐，在他们看来，这比皇上诰命更为珍贵；但是黄道周本人抱怨说，当地人既吝啬又无决心，士绅募集的奴仆和慕义者不足三千人，未经训练，装备极差。

　　若仅以四千病卒，半月之粮，亦未敢径趣金陵之下；若与诸达官贵人苟且夷犹，阻江自守，则臣有所不忍为也。

　　黄道周于是深感力不从心，然仍希望依靠江西“穷巷孤村”的“处处团结”以及浙江忠臣义士之气。他派遣诸营进入邻近各地，并于11月底首次试图夺取婺源。他帐下只有一千二百人(虽然他曾告诉朝廷，这次攻势若要成功，至少需要三万六千人)，与大占优势之敌几次遭遇之后，兵力愈益削弱，士兵愈益不振，终于他本人在1646年2月9日或10日被俘，4月在南京被害，一同被害的还有几位忠心的部属。

　　黄道周际此艰困境地，一直哀叹，自己缺乏治军长才，和他一起救援徽州忠义之士的诸臣，也是“各贵介，不知兵，以兔搏虎，不足为怪”。尽管如此，他还是不尊重武人，经常斥责他们无能、怯懦、投机取巧。凡叙及黄道周在隆武政权中所起作用的记载，鲜有不提到下述一事的：一次，隆武帝赐宴大臣，黄道周与郑芝龙发生了争执，一个是南安伯，一个是大学士，谁应居上座，黄道周援引祖训，终于获胜。南明这一幕戏剧以后所展现的种种场面，都有此题材。黄道周本人的话可能更为说明问题。他说，真“豪杰”投奔广信，想在他帐下投军，而他授予这些人的官职不过赞画、守把、游击；他们见此，投劄于地，说自己从朝廷取得的官职，可以高至参将或副总兵。但是黄道周考虑，这样做是否会越出他自己在疆场的职权，而且他也不愿意这些无功之人利用他处境的艰难以获取高爵。他的这一态度表明，在南明时期，“清流”与反对职业军人这二者之间是密切相关的。虽然隆武帝坚决不想让自己的朝廷像弘光朝一样，为“清流”与“阉党”双方余孽的冲突所左右，但是他无法调和文武，也无法打破“清流”即文、“逆党”即武的想法。

　　隆武帝登极初便已强调，文武的作用是同等重要的，二者必须协调。他还表示，愿亲自体现文武一致，不可或缺。他一面聚集皇皇典籍，撰写朗朗上口的上谕，以炫耀自己的学问，同时又像理想的将帅一样刻苦自砺，精神焕发地尽力效法中国历史上马上得天下的皇帝，尤其是公元1世纪为中兴汉室而东征西讨的光武帝。但是随时间的流逝，他对武人越来越感到失望，指责他们既贪婪，又桀骜不驯。当时，整个社会正在彻底军事化，隆武帝不幸觉察到了这一点。他不顾各种艰难危险，也不顾郑芝龙的反对，坚持要在福州实行科举考试，试图以此来阻止这一社会趋势，但只是徒劳。在南明历史中，实现文武平衡的最适当人物非隆武莫属，但是此一平衡不能仅由皇帝一人所作的姿态而达成，不论他是何等的真诚。

　　鲁王治下的浙东，文官领袖与武人之间也有冲突，形式略有不同，但同样严重。鲁王的军队开始时约有二十余万，成分复杂，甚难协调。文官统辖下的，有民兵、义勇以及富室支持的各营义师；在武人麾下，则是清军攻入南直隶南部后南逃或退回浙江原驻地的各支官军。文官方面的领袖是：鄞县钱肃乐，复社成员，前刑部员外郎；余姚孙嘉绩、熊汝霖，二人都是活跃的“清流”党人，一为前兵备佥事，一为前户科给事中；绍兴于颖，前知府，现任宁绍道台，曾与刘宗周紧密合作。武人方面的领袖是：方国安，弘光朝长江中游的总兵官(现在在其辖区卵翼马士英、阮大铖)；王之仁，定海水军总兵；郑遵谦，武科出身，后为军官，原来聚集在许都周围的“侠义”人物(见第一章)现在受他统辖。1645—1646年间，清军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水上抵抗力量已逐步占了上风，此时从北方又来了原明水军残部，搅乱了上述两方面南明守军的阵脚。但是，如果鲁王军事组织内部的问题得以解决，而不是任其恶化，清军的入侵是可以制止的。

　　且不说互相冲突的各人性格所引起的紧张，在战略战术方面看法也不能一致。不过，在文武双方阵营的内部都有这种情况。唯一显着的例外是熊汝霖及另外几位“清流”志士他们事先既无多少准备，也无多少协调，却一直不断地投入战斗，绝不考虑伤亡。更为严重的是下述情况：当具有“逆党”背景的人被授命负责后勤时，“清流”中的东林党人就对他们猛烈抨击，武人领袖则予以反击，指责这些文人阻挠军事。与此有关的还有一件事，更具有破坏性，即“分饷分地之议”。浙东资源有限，不敷所需，此一冲突因而更为严重。

　　如上所述，鲁王政权的组织并不很健全；中枢亦从未设立户部，这与明朝财政和军需方面非中央集权化的一般趋势是一致的。展开军事行动所依据的是下述并不严格的原则：官军驻在哪一府，就从该府的税入得到供给；募兵、义勇来自哪一县，就依靠该县的捐助。职业军人对这样的安排特别感到不满，要求所有为战事而积聚的银钱物资由他们掌管，至少兵部手中的财物要由他们掌管，然后按战略需要进行分配。“义勇”(按：为某一大业而战即是“义”。这里所说的“义”还有一层意思：士兵所跟随的，若是与晚明政治中“清流”有关的人，亦即是“义”)领袖对此中央集权却表示反对。他们不信任武人；恐怕武人垄断一切，排挤文官领袖，将所有兵士置于官军领导之下，从而破坏浙东特有的抗清精神。他们还担心，若是自己和家乡士绅的个人联系因此切断，捐助便会枯竭，全局便会受累。有几位文官甚至建议，文官与武将的指挥彻底分开。而后的情况是：官军和义勇的各支部队互相争夺各自驻地附近府县的正供、捐助和征派，井然有序的后勤计划绝无可能实行。

　　在这样的情况下，不消说，要纠正鲁王政权各支部队长期以来各自为政的局面，很少有可能。1645—1646年冬，这种无秩序状况更变为一片混乱，同时，日益严重的物资匮乏，使官兵窃取原定供应义勇的粮饷。以后鲁王军队普遍饥荒，许多“义勇”部队被遣散归里，官军则靠劫掠勒索为生。这就是1646年春末满洲人决定继续南进时南明前线的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