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山水 罗尔纯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在中国日益推进，“生态”这个词语逐渐成为社会生活中的热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言说也开始得到发掘与关注。

　　生态的基本意思是生态学，是英文术语ecology的翻译。究竟是哪位学者最早做出此翻译，今天已很难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翻译非常出色，从某个侧面展现了中国传统的生态观念和生态意识，对于大众理解生态审美的深层内涵具有较大的启发意义。

　　生态的含义

　　在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生态”是一个不算生僻的词语，基本义项有两个：一个是动宾词组，“生”的意思是“生长”或“生出”，“态”的意思则是“样态”或“情态”，所以“生态”的意思就是“事物生长出样态或情态”；另外一个是偏正词组，“生”为形容词，意思是“活生生的”或“生机勃勃的”，“生态”的意思就是“事物生机勃勃的样态或情态”。这两种意义上的“生态”之所以都具有一定的生态意蕴，是因为它们传达出了一种自然生命观。这种自然生命观与今天的生态观念基本相通。

　　首先看第一种含义。明人顾璘曾经写过如下诗句：“层岩叠嶂通幽冥，草木生态俱含情。”(《顾璘诗文全集》)诗歌描绘了在幽静的深山里，繁盛的草木无不生长出动人的情态。另一位明人杭淮则写道：“浮云生态自朝暮，碧草余葩满郊甸。”(《双溪集》)这是描写天上云朵从早到晚不停变幻的样态或情态，容易让人联想到“二八月看巧云”这样的俗语。

　　古代典籍中更常见的是第二种意义上的生态。首先想到了唐代诗人杜甫的诗句：“瞵鸡野哭如昨日，物色生态能几时。”(《晓发公安数月憩息此县》)这是一首感时伤怀诗，慨叹那种活生生的美景情态不能长久。这种意义上的生态较多地用于艺术评论，特别是用于评价绘画的特色和艺术成就。例如，宋人刘道醇在《五代名画补遗》中，认为有画家钟隐的花竹禽鸟画达到了神品，最爱画的白头翁、斑鸠等“皆有生态”。宋代佚名的《宣和画谱》记载郭元方善画草虫，“信手寓兴，俱有生态，尽得蠉飞鸣跃之状。”清人孙岳颁《佩文斋书画谱》记载画家姚月华所画芙蓉匹鸟，“约略浓淡，生态逼真。”这些言论都是在说，画家能够将所画事物生机勃勃的情态、神态，用卓越的艺术技巧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

　　山水册页之六 张大千

　　以“良知”观生态

　　其实，“生态”的上述含义可以合在一起，将之理解为“事物生长出来的生机勃勃的样态或情态”。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事物的那种“生机勃勃的样态或情态”并非现成的、凝固的、具体的东西，而是由人的“灵明”来感应和呈现。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对此体会最深。

　　王阳明游南镇时，一友指着岩中花树向他提问：“先生您曾经提出‘天下无心外之物’这个命题，但是，咱们眼前这棵树上盛开的花朵，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与我们的心有何关系？怎么能够说这树花不在我们心外呢？”这个疑问是阳明心学的最大难题。王阳明这样回答：“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王文成公全书》)这个回答其实区分了花的两种状态，一种是处于“良知”感应之外的花，它近似物质意义上的植物，这种意义上的花当然是客观存在于人心之外的。但是，王阳明关注的是花的“颜色”，这个“颜色”不是物理意义上的或红或白，而是“容颜色泽”的意思——花的容颜色泽，只有经过人心之良知感应，才能呈现出动人的光彩。这种意义上的“颜色”，真正的含义正是“生机勃勃的样态或情态”。

　　从王阳明这个典型例证可以说，没有人的“良知”，就不会发现万物的“生态”。包括王阳明在内的中国古代圣贤一贯强调“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孟子·梁惠王》)这既是他们对于万物呈现各自“生态”的前提条件的体认，也是对于人的使命的倡导。宋徽宗尽管不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但其绘画“寓物赋形，随意以得，笔驱造化，发于毫端，万物各得全其生理。”(《广川画跋》)“万物各得全其生理”这个命题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待，一个角度是万物：天地万物都应该全面地展现与生俱来的生命之理，其“生理”来自道的大化流行；另外一个角度是人，人的使命就是“赞天地之化育”(《中庸》)，帮助天地万物各得其所，全其生理。

　　万物皆有生命

　　德国哲学家康德在美学名着《判断力批判》中曾经提到“生命感”，主要指人在进行审美判断后的愉悦感以及人类两种先验能力(即想象力与理解力)之间的自由游戏所带来的自由感。遗憾的是，康德受时代局限，将自然视为完全由因果律控制的机器，自然事物基本都是没有生命和灵性的物质，因此，他的“生命感”与人类之外的自然事物无关。

　　中国传统的生态言说表明：中国古人认为不但人有生命，自然事物包括花鸟虫鱼同样也有生命，其生命的样态和情态也展现着生命的神奇和魅力。所以，在中国传统美学中，引发人们审美感情的不是物理学意义上的“物质”，而是审美意义上的“物色”或“物性”。前者如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所写，是自然事物那种富有生命感的形态；后者则是郭象哲学所表达的天地万物各自具有的“自性”，也就是事物自身具有的天然本性。

　　明代袁宏道在解释“趣”的时候，曾经举例“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叙陈正甫会心集》)。这里的“色”是“山光水色”的“色”，这里的“态”是“意态由来画不成”(王安石《明妃曲》)的“态”，二者互文，可以互换。山水其实也有其“意态”，感召着人们的诗情画意，所以古人才认为：青山不墨千秋画，绿水无弦万古琴。这样审美意义上的青山绿水，绝不是自然资源意义上的山水：山意味着矿藏或木材，水意味着电力或淡水资源。清除自然山水的“意态”和“情态”，将之视为物质性的、可开发利用的、可进行市场交换的“自然资源”——这就是现代工业文明的基本观念，也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这也从反面说明，中国传统生态言说具有深厚的生态意蕴，值得高度关注和深入诠释。

　　生生之道

　　中国传统生态言说背后隐含着“生生本体论”。《易传》明确提出：“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这种哲学观念认为，宇宙中有一种神奇力量，一直不停地化生、孕育着天地万物，中国古人将这种力量称为“道”。就生生特性来说，这种道也就是“生生之道”。从最终本源来讲，包括花鸟虫鱼在内的天地万物都是生生之道的产物。中国艺术家即使在描绘最细微的事物比如草虫的时候，也总是试图呈现其“生机”或“化机”，也就是生生之道化生万物的那种神妙的机制或机理。生生之道化生万物的基质(或材质)被古人称为“气”。“气韵生动”由此成为中国艺术美学的最高追求。而这些美学术语或命题，都与“生态”有着内在的密切联系。

　　在生态学诞生之前，人们只是朴素地认识到有机体与环境之间有着一定的关系。生态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科学范式，是因为它深刻地揭示了有机体与环境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人类是地球生态圈(即生物圈)中的成员之一，理应与生态圈中的其他成员发展一种共存、共生、互惠、互益的关系，共同构建生态命运共同体。要做到这一点，人类必须首先改变自己对待自然事物的观念和态度。中国传统的生态言说告诉今人，自然事物可以“生长出生机勃勃的样态、情态、神态和意态”。种意义上的“生态”，正是自然万物各种生命样态与生命价值的具体体现，人类理应对之尊重和欣赏。

　　原标题：“生生之道”道“万千”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教授 程相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