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6年4月10日，贵阳孔学堂阳明心学与当代社会心态研究院正式成立，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致贺词，副省长何立出席、致辞并为研究院揭牌。其间，召开了以“阳明心学与当代社会心态问题”为题的高端理论研讨会，张厚璨等相关领域知名学者先后作了主旨发言，进一步就如何建设研究院、如何开展阳明心学与当代社会心态问题研究、如何进行阳明学研究与贵州现实社会的切入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之后，本刊开设专栏，连续刊登学者们在会上的精彩发言。

吴光

　　专家简介：吴光，1944年10月生，浙江淳安人，历史学硕士。现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兼任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暨学术委员，全国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专家委员会委员，浙江省儒学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浙江复兴国学研究院副院长、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华文化研究集刊》主编，《儒学天地》主编等职。

　　这次我们学会的张俊生会长本来要来，他来主要就是祝贺阳明心学与当代社会心态研究院的成立，但是由于临时有事，我和钱明先生就代表我们学会到这儿来了。

　　第一个任务，代表张会长和浙江省儒学学会，对阳明心学与当代社会心态研究院的成立，表示热烈的祝贺。

　　今天徐书记讲到了，阳明心学与心态问题的联系提出来的时间不长，正式提出来是去年。我去年8月份至9月份在这里进行研修，然后我们举行了第三届全国儒学社团联席会议，张会长和我们一起。在会上，陈敏尔书记就提出“能不能进行心态学的研究，把阳明心学和心态学研究结合起来？”当时我的看法是，把阳明心学和心态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是可以的，但“心态学”可能还言之过早。但是，阳明心学和当代社会心态问题的研究，确实是一个大的题目，需要深入地去做。之后，贵阳孔学堂还召开了几次有关的讨论，学术界同仁也确实是非常积极地和贵阳孔学堂一起推动阳明心学和当代社会心态问题的研究，努力建立研究院的机制。现在研究院是从制度上建立起来了，这是对这个理念很好的落实。经过不到一年的时间，心态研究院就建立起来了，确实很值得祝贺。希望这个研究院日益壮大，影响力日益扩大，能够做得越来越好，对阳明心学和社会心态问题的研究，有比较大的推动。

　　第二，关于阳明心学和社会心态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我也没有一个深度的思考，只是感觉到这个问题很重要。陈敏尔书记提出来，确实是有现实的社会背景。现在从干部到群众，从最高领导人到一般的普通老百姓，可能心态问题都是经常面临的问题。阳明心学对于解决当代的社会心态问题，有没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我认为，它是有一定关系的，而且是有一定指导意义的。

　　阳明心学，大家都知道，它不是一个心理学，阳明心学是一种社会哲学或者道德伦理哲学，它是和道德伦理和社会政治为一体的一种思想体系和思想形态。心态问题，它既是个人的心理问题，也是一个社会性问题。心态问题和阳明心学，虽然性质有所不同，但它们实际上有密切的关系。比如阳明心学的修养方法，它的核心价值观对指导解决当前的社会心态问题，是有积极的意义和重要的作用的。

　　谈到阳明心学，我们应该要进一步深入理解它的根本精神。关于阳明学的结构问题，我们连续讨论过很多年。但是我感到讨论阳明学结构问题，许多理论家总是从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去谈，很少从明德、亲民、民本的角度去谈。其实，阳明的弟子黄绾在谈阳明学结构时就是讲三点，即致良知、知行合一和亲民思想，这是阳明学说的三大组成部分。但是我们过去的研究，对明德、亲民、民本的思想，其实是阳明致良知、知行合一思想的实践层面的落实，这方面往往不把它作为阳明学结构的重要部分，其实应该把它列为重要的部分，我们由此去理解阳明学的根本精神。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讲到，阳明学的精神有四个方面，一是道德理想，二是人文精神，三是兼容并包的精神，四是力行实践的精神。但最重要的，我觉得首先是他的道德人文精神，就是确立以致良知为核心的道德理想和知行合一为指导的力行实践的精神。所以说阳明学的根本精神，在我的理解，就在于他的道德人文和知行合一。从道德人文精神来讲，就是确立良知的本体，确立以民为本的实践方向。从知行合一来讲，就重在笃行。知和行的关系，是一个辨证的关系，但最终还是都在“行”上面，王阳明最终还是确定笃行，这是他的根本精神。

　　黄宗羲在解释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的时候，他说“知之就是行之”，那么“致良知就是行良知”，就是一种力行实践的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多次讲到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特别强调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是把思想转化为行动，我觉得这是总书记对知行合一理解的亮点，就是把思想转化为行动，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再进一步探讨王阳明的良知学或者阳明心学，我觉得跟以往的心学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提“心”字本体，即良知，良知就是天理，所以我把阳明心学概括为阳明良知学或者良知心学。

　　阳明良知心学的当代启示，我认为有几个方面：首先，最起码提倡大家要凭良心做事，要本着良知去行事，那就要树立一个敬畏意识，提倡一种底线的思维。最近我看到网上柏杨的一篇文章，他说因言获罪摧毁了大多数人心中的诚信。确实是这样，过去的反右派、文化大革命，它破坏了人们心中的诚信和信仰。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丧失了最起码的敬畏意识和底线的思维。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提倡重建敬畏意识。有人说中国人没有信仰，其实中国人的信仰就是在敬畏意识中体现。

　　敬畏什么呢？孔子讲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从我们几千年传统到现在来讲，我们可以强调敬畏，首先敬畏天命，就是一种客观的规律；其次敬畏道德，中国人历来强调敬畏道德理想，对仁义礼智信这些基本道德都是抱着敬畏的态度，因此就不至于胡作非为；三是敬畏历史。孟子讲“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实际上是对历史的一种敬畏，这比现在敬畏地狱各种刑罚还要更加实际一些，更加能够容易约束人们，尤其是当政者的行动。再就是敬畏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可以说，我们过去信仰的失落、道德的滑坡，造成的也是一种民心的转移，反右派及后来的文革都是失去民心的。现在我们应该要重新确立敬畏意识，要把民心找回来，这是一种底线思维。不必要很崇高的高大上，但是最底线的思维是需要的，基本的道德、基本的法律、基本的规则制度是需要的，我们要树立的是这样一种敬畏意识和底线思维，要遏制现在良知失落、道德滑坡、利欲熏心、知行脱节的趋向。

　　第三，对治国理政的至高意义。总书记的讲话一再引用了儒家思想，为政以德、政在得民、得民心者得天下。王阳明特别强调，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这就是王阳明的明德、亲民的民本思想。可是我们现在有许多官员天天讲代表人民利益，但是他怎么去代表的呢？有时候反而是损害人民的利益，官和民争利，不顾民生，比如说拆围、强拆，有时候拆掉了人民赖以生活的来源。我到浙江的农村就碰到这样的问题，村民们就对强拆非常的反感。所以要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这样才是一种以民为本的思想。

　　最后，对阳明心学和当代社会心态研究院如何办院提出两点个人的建议。

　　第一点建议，研究院研究员要采取一种流动的体制，以项目为中心进行招标。在项目研究的后期，可以采取到研究院来进行短期的驻院，最后完成他的项目。但是总体来讲，是采取一种流动的体制。大学的研究员都到这里来驻院，有时候效果不见得很好。我到新加坡东亚研究所做了两年研究，我觉得那里的流动体制就非常好，聘任一到两年，你前面有所准备，在驻所期间就是完成你的后期成果。所以，我建议采取流动机制，以项目为中心来招聘研究员、短期驻院的办法。但是，在评选项目的时候要比较慎重，不能随便提一个项目就同意，还是应该要经过专家的评审。

　　第二点建议，如何深入研究心学和心态的关系。我觉得还是应该要以王阳明的致良知、知行合一作为指导思想，进而要落实到解决当代社会实际问题，包括治国理政问题，比如说官员的心态问题、群众的心态问题，这种研究不是空洞的理论性研究，而是要落实到解决当代社会的实际问题的研究上。当然，不是否认基础性的理论研究，基础性理论研究也是需要的，但我觉得这个心态研究院，就是应该要既有理论也有实际，对实际要有一种指导性意义。

　　这就是我个人的看法。谢谢！

  （文/吴光）

　　(本刊编辑根据吴光先生主旨发言速记材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