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其人其书其学，在中国思想史、学术史、文学史上是一个极特殊的景观，甚至可以说是个异数。抉发人心世道的说理文章，文辞竟然这样优美，想象力如此丰富，意象这般瑰丽，先秦诸子中，找不到第二家。也许只有屈原的《离骚》差可比并，但《离骚》是韵文，《庄子》是散文，文体不同。鲁迅称《史记》为“无韵之《离骚》”，《庄子》应该是真正的无韵之《离骚》。恰好庄子和屈原都是楚人，庄、骚的华丽繁复的文体，反映出我国古代长江文化区域和黄河文化区域不同的文化色调。

　　中国传统学问讲求考据、义理、辞章，庄子已开学人辞章优美的先河。史学家陈寅恪论《再生缘》的文体曾说：“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此论用来解庄。恰切至极。庄子辞章之美，来源于思想的自由。庄子所追求的是自由无碍、自然无恃的人生境界。“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构，日以心斗”(《齐物论》)，这种烦恼人生，庄子最不能接受。“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齐物论》)，这种不能自主的被动人生，也为庄子所厌弃。他把因不能自由生活所引起的种种人生困境，给定一个名称，叫做“天刑”。他的正面主张，是“乘物以游心”(《人间世》)，即顺应自然律，保持心灵的自由。这种境界的最高表现，是“无己”、“无功”、“无名”(《逍遥游》)。但“三无”之中，“无己”最重要，所以庄子又称“无己”为“吾丧我”(《齐物论》)。而做到这一点，也就解决了人生的最大最后一个问题——生死问题。“大块教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我生者.乃所以善我死也”(《大宗师》)，“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生死、无终始者为友”(《天下篇》)，从而进入庄子的最高人生理想境界——“至人”的境界。

　　庄子和老子都是道家的代表人物。但我的看法，庄子并不是老子衣钵的承继者，而是另辟天地，自立宗旨，于道家的哲学有独立建树。老子和庄子，同样都是道家的创辟人物，他们试图解决的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互有不同。老子解决的是“天人”问题，庄子解决的是“人我”问题。而孔子，则解决的是“人人”问题。“人人”关系，受制于社会变迁，所以儒学多变，大家知道的，儒学有三期或四期之分，也许四期的说法，不无道理。汉代的董仲舒倡“天人合一”之说，是不是也含有弥补先秦儒学主要解决“人人”问题而忽略“天人”问题的不足之处？儒家当然也讲天，但孔子讲的天，有一个模模糊糊的人格神在，不纯是自然之天。庄子之天，则纯乎自然之天。道，孔子、老子、庄子都讲，但孔子重人道，名言是“天道远，人道迩”。老、庄重天道。老、庄的道，也有区别。老之道，很有点像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庄之道，则像康德的“自在之物”。道是高度抽象的绝对，无论康德、黑格尔、老子、庄子，都是如此。但康德、黑格尔的绝对是死的，老、庄的绝对是活的。老子的命题：“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如果这一命题停留在“天法道”的阶段，就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或者康德的“自在之物”没有区别。但后面还有“道法自然”一句。庄、老之道，因自然而活，因自然而获得生命。

　　庄学本乎自然，其学说建立在大干世界干变万化的基础上，不求永恒，只述相对，反而使自己的哲学意涵具恒在意义、儒家一意求永恒，守“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律条，反而常常发生危机。最大的危机在晚清。危机之根源，在儒学的依托物是社会的经济与政治结构。老之学是超离于社会的经济政治结构之上的绝对律令，无需随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变化。庄之学不仅超离社会，还超离个人，因此也无需随时趋变。儒学在诠释中获得生命。老学和庄学不必诠释就可以流传。晚清以还社会结构的变化，造成传统儒学价值的塌，以传薪续命为己任的新儒家，故有“花果飘零”之叹。

　　而传统儒学与东亚的经济起飞是否有直接或间接的互动关系？或者说，中国的儒家传统与现代性是否相关？这类话题正在为许多学者所关注并因此而争论不休的时候，庄子哲学已经为现代人迷惑缠陷、为外物所困的遭受“天刑”的处境，提供精神解脱的普遍性资源了。西方思想界近年极重视老庄学说，原因就在于此。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老子是超越一切东儒西哲、往圣今贤的人类最高智慧的结晶，老子哲学是不受时空限制的哲学的哲学。在现代和后现代社会，政治将不再主宰一切，权力也不能决定一切。知识，世俗化了；知识分子，边缘化了。人类向往个体自由的精神，需要庄子哲学来点燃并打开自闭的牢笼。庄子主张个体精神自由，并不伤害社会；老子冀图权力者学会“治大围，若烹小鲜”的本领，减少政治动荡，尽量保持社会的完型。如果说儒家是维护社会的整体秩序，道家则是希望保护个体生命良性运动的自由秩序。

　　庄子所追求的这种个体生命的自由，见诸生活，是一种享受；诉诸人生，则是一种审美。中国学术，不能无孔子、孟子，也不能无老子、庄子；中国文化，不能无儒家、释家，也不能无道家。我个人不赞成传统文化的儒家中心说，但并不低估儒家的思想的、哲学的、政治的历史作用。中国历史上，儒学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占统治地位的学说。儒学弘明正大，但宋学的理性之美，同样令人爱慕。释家和道家，特别是道家思想，其对社会、对个人的影响不可低估。儒释道三家、三派、三教的相拒相融，互动互补，是中国传统思想与文化的特殊存在状态。我们固然应该从社会结构中去寻找思想形态的归根结底的原因，同样，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与经济结构的变迁，也可以从儒、释、道三家的互补互动中得到可靠的消息。

　　我因为研究学术史.所以格外喜欢庄子的《天下篇》。“天下大乱，圣贤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比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其述晚周百家之学，明通如此。我倾向于认为《天下篇》是《庄子》“内篇”的后序，因此也有可能出自庄周自己的手笔。是耶非耶？质之高明。

　　(载2001年1月17日《中华读书报》，其节稿载香港《明报月刊》2001年第1期)

　　刘梦溪先生，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委员会暨学位委员会主任，艺术文化学暨中国文化史和学术思想史方向博士生导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文化》杂志创办人兼主编，北京大学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所兼职教授；曾任南京师范大学专聘教授，文艺学学科博士生导师；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学府访问学者；亦曾创办《世界汉学》杂志。

　　研究方向为思想文化史、明清文学思潮和近现代学术思想。

　　近年主要着作有《传统的误读》《学术思想与人物》《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中国现代学术要略》《论国学》《牡丹亭与红楼梦》《国学与红学》《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陈宝箴和湖南新政》《陈寅恪的学说》《当代中国之传统与现代的变奏》《马一浮与国学》《现代学人的信仰》《将无同：现代学术与文化展望》《红楼梦的儿女真情》《学术与传统》等。亦曾编纂《现代学术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