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师范大学南门进入校园，左侧的一块黑色石碑令人瞩目。石碑上镌刻着的八个大字，“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是这座重点高校的校训，由启功先生拟就并题写。当年，启功先生受邀撰写校训，初拟草稿为“师垂典则，范示群伦”。刚落笔，就感觉不是很满意。一是稍嫌艰深，“文意”太足，“古意”太浓；二来显得有些平板，过于静态，跟时代的风潮不太合拍。于是再三斟酌，最终圈定了“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这八个字，承接“师垂典则，范示群伦”的思想与内涵，又更加通畅晓白，富有时代气息，不但紧扣“师范”二字，而且蕴含了学与行、理论与实践、做学问与做人、做一般人与做老师之间的辩证关系，准确地道出师范院校办学的理念与方向，深得全校师生的首肯。这八个大字被启功先生以带行书笔意的规范楷书写出来，又镌刻在立式的黑色石碑上，矗立在校园之内，文辞内容、石碑制作和校园环境融为一体，显得平易、雅致而又崇高。校训石碑业已成为这座高校的一道风景，这八个大字也成为一代又一代人民教师的座右铭。
从“师垂典则，范示群伦”到“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可以窥见文艺创作的一条准则，那就是要尽力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保持动态的均衡，既有传承又有创新，既要符合“旧”的规范又要适应“新”的趣味。
植根传统：明确“从哪里来”
所谓传统，并不等于所有的历史存在，而是由社会完全承认的优秀成果重新建构而成的。时光飞逝之后，历史得以充分沉淀。一部文学史，哪些作家需要长篇幅的重点论述，哪些可以占据一个小段落，哪些只能是一笔带过，基本上是有定论的。传统能够通过自身告诉我们，文艺创作的标准是什么、主流是什么、方向是什么。传统的含义确实难以清晰把握，但它就像一条澄之不清、扰之不浊的大河，所有的文艺探索只有时刻身处其中才能行得更远，一旦有所偏离，便有可能被风浪拍打在沙滩上，化为尽管美丽却已然没有生命气息的贝壳。
今天已经习惯了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里的“优秀”不仅在于限定，更具有强调的意味。由于传统凝聚了丰富的生活经验，汇集了历代的优秀成果，渗透了高尚的审美情感，自当成为文艺领域的创作典范。比如，人们在走路时如果迈出左腿则扬起右手，而迈出右腿后必然伸出左手。京剧表演讲求以舞台形态吸引观众，其中，“子午相”便高度提炼了人的活动方式，要求演员在亮相时，面部、眼神、胸部、双臂、腿脚的摆放位置应处于不同的方向，从而达到收放适宜、开合有度而又能互相映衬的效果。假如身形、面部、手眼、脚步都摆放在一个方向上，便显得呆板。京剧大师谭富英先生不光嗓音甜脆酣畅，扮相更是出众。高度程式化的表演，他能够运用得不露痕迹而臻于化境。相传，在他的票价是一块钱的时候，就有观众评价说：“谭富英这一亮相，就值八毛钱。”
近现代以来，社会环境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在反对落后、学习先进、革新图强的过程中，“传统”一语在逐渐词汇化的同时，也被赋予了过时甚至腐朽的意义，不知不觉中增添了与“现代”相对立的色彩。比如说，当代的书法创作越来越追求作品的形态变化和风格新异，由最初的“碑学”而“民间书法”，又至“现代书法”“流行书风”，再到“非汉字书法”“乱书”等，各种书法探索思潮层出不穷，并纷纷冠之以“现代派”。同时，受市场经济大潮追求短、平、快节奏的影响，一部分文艺工作者失去了艺术追求的坚定信心和必要耐心，企图能够缩短艺术成功的周期，于是在创新的名义下，生产了一系列奇奇怪怪的作品。妥协于艺术创作的现状，文艺界提出标准多元化的说法，试图调和各种不同的文艺现象。这一做法在开拓了人们视野的同时，也造成了创作和认识的困惑。打个比方说，一斤古代相当于十六两，今天被认定为十两，其间存在的重量换算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但是，如果一斤有时等于四两，有时又等于七两，这就糟糕了，隐含着混乱的趋势，可能逐渐消解文艺的本质属性。文艺创作只有根植传统，才能坚守文艺的基本标准，认清文艺发展的主流，始终铭记自己是从哪里来的。
着眼时代：明确“要干什么”
作为文化的集中体现形式，文艺作品主要通过形象化的方式来感染人、鼓舞人、教育人。文艺创作，无论作为思想意识层面的一般认识，还是专业层面的深入实践，都是对现实社会中一切现象、成果的能动反应和有效反馈。因而，文艺创作应该着眼于时代，解决“为什么”“做什么”和“怎么做”的问题。在1955年国庆节之际，齐白石老人经过周密的艺术构思，创作了着名的《祖国万岁》作品。画作以苍劲的力道、浓重的笔墨、精准的勾勒描绘了万年青的形象，果实累累而浓艳欲滴，枝叶苍翠又欣欣向荣，作品的意象、个人的情感和节日的氛围实现完美的统一。
文艺应该以健康向上的姿态体现个人的健康生活、高尚情操和理想追求，促进人、自然与社会的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和持续繁荣，激励国家、民族的进步与正义事业，探索对人类自身、宇宙万物的终极关怀、思考和诉求，在时代中起到“正衣冠”“明得失”“知兴替”的作用。
很多时候，文艺创作需要以专业的精神付出艰苦的努力，由此很容易滋生出“为艺术而艺术”的狭隘理解。这些认识可能会因为离开了赖以生存的环境，而使文艺创作丧失应有的生机和活力。具体说来，文艺工作者在着手创作之前需要认真思考自己为何要进行创作，当前总体上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也就是时代背景，在这个基础上再来考虑作品的“形式”，精心打磨。也就是问问自己到底“要干什么”。2014年，为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欧阳中石先生将历代名家关于美德的名言整合一体，以“德”统领全篇，深溯“德”之本源，厘清“德”之应用与发展，书写成《中华美德古训》。由于这部作品有自己壮硕的“根系”，又长在时代新鲜的空气中，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一经问世就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欧阳先生以实际行动践行了他“作字行文，文以载道，以书焕采，切实如需”的见解，阐释了文艺创作应该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关系的问题。
对接传统与现代：明确文艺健康发展的路径
《论语·子路》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当代中国经历了“庶矣”“富矣”，正处在一个历史关节点上。要实现真正的“教之”，必须加强文化建设，坚定文化自信。正如十九大报告指出的，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就要求我们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过程中有效处理好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
朱自清在评价闻一多的贡献时说：“他研究中国古代，可是他要使局部化了石的古代复活在现代的人心目中。因为这古代与现代究竟属于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而历史是联贯的。我们要客观的认识古代；可是，是‘我们’在客观的认识古代，现代的我们要能够在心目中想像古代的生活，要能够在心目中分享古代的生活，才能认识那活的古代，也许才是那真的古代——这也才是客观的认识古代。”也就是说，“现代”是由“传统”之河流淌而来，无法隔断“传统”或隐或显的影响，彼此是贯通在一起的。但“现代”要有“现代”的样子，要有新的气象、新的风格，要让“传统”历经时代的淘洗，刻有时代的烙印，也就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文艺创作者应该深入挖掘各个门类的传统底色，让文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比如书法这门艺术，以中国独有且一直赖以使用的汉字、汉语言为依托，在新时代应该更为丰富、立体、全面地体现中华文化的魅力，更为及时、准确、完美地满足时代的现实需要，成为最能代表中国智慧、最能呈现中国风范的文艺形式。
传统是由以往时代的优秀成果累积而成的，我们必须学习前贤的成功经验，知道自己的来路；时代作为历史的延续，我们只有了解自身在历史进程中的位置，才有可能铸就新的历史高峰。传统的成果如此丰富，时代的召唤又如此强烈，文艺的探索之路如同登山，艺术的巅峰玄妙而又令人神往，过程则漫长而又艰辛。每一个文艺工作者当勤勉，当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