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四川地区陆续出土的青铜器上，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些神秘的图案，这些图案和后来发现的青铜戈上的戈文、印章，被学者推测为古蜀人的文字。有些学者把这些图案、戈文、印章统称为“巴蜀图语”。
巴蜀图语主要分布在铜兵器、铜乐器、铜玺印等器物上。典型的巴蜀图语是虎纹、手心纹和花蒂纹等，由于其形状非常像装饰性的符号，所以一开始并没有把它看作文字。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越来越多的类似符号被发现，目前主流观点认为这是巴蜀古族用来记录语言的工具、族徽、图腾或宗教符号，是一种象形文字，是巴蜀文字的雏形。据推断巴蜀图语可能产生于古蜀国开明王朝时期。已发现的巴蜀图语超过200多种，九成以上是刻在铜兵器上的，年代在公元前9世纪西周到公元前1世纪西汉，前后延续达800年之久。
巴蜀大地曾在战国至汉代期间，出现过独具一格的兵器、工具、乐器和印章。其上刻着各类图形，再复合成不同的画面，让后人琢磨不透，只好将其统称为“巴蜀符号”。如今，这些符号已经发现数百种，基本处于无解状态。
近日，在一种“冷门”乐器上，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读出了一种“招摇”的“船”形符号。他认为，这正是以船为家、以船为棺的巴人的传统写照。最初的“船”，人们尝试用一种形似栅栏的符号代替，将船形、船体、船幡符号化。随着时代推演，人们又用横“S”形纹将栅栏符号取代，这样的图像受到欢迎，于是横“S”形纹开始跨人群、跨区域地在巴蜀大地上出现。
11月29日，远在北京的王仁湘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作为船形符号，由简略抽象的框形开始，经过栅栏形的变化、细致的楼船阶段，最后又回复到抽象表现。如此看来，巴蜀符号的起源，应当可以上推商代。
西南乐器 刻着“招摇”的船纹
去年9月，蒲江县再度发现战国晚期高等级大型船棺墓葬群。其中，11枚神秘印章出土，或圆或方，形状不一，直径1至3厘米。难得的是，印章上刻着神秘的“巴蜀图语”。
新的发现，让“巴蜀图语”再度成为焦点。这个一度成为考古谜题的神秘符号，再次引起了王仁湘的研究兴趣。近日，一个出土于重庆的古代乐器錞于，给他带去了启发。
錞于对于现代人来说，颇为陌生。最早创制于春秋，盛行汉朝，古代被用作军伍乐器，主要流行于西南地区。錞于一般由青铜铸成，圆桶形的“身材”，棒槌击打之，便会发出如撞击大钟的声音。其上面的纽，常常会铸成一只站立的虎形，被研究者称为虎纽錞于。在这些虎纽錞于上，常常铸刻着一些图案、符号，与巴式青铜兵器有不少相通之处，正是令人着迷的“巴蜀符号”。
在重庆涪陵小田溪，曾出土过战国錞于及虎纽。在錞于的虎纽周围，常常会出现各式纹饰。这样的纹饰，令人疑惑，它们到底在传达着什么？王仁湘认为，其图饰应为船纹、鱼纹、鸟纹、人面纹及其他一些符号等。繁多的图文中，又以船纹最招摇。
“巴人通过赛船立君长，以船为家，以船为棺，而虎纽錞于中的船纹，正是这传统的写照。”王仁湘说，在《后汉书·巴郡南郡蛮》等文献中，曾有巴族廪君务相以土为船、船浮而王的传说。唐人梁载言《十道志》说，“楚子灭巴，巴子兄弟五人流入黔中，汉有天下，名曰酉、辰、巫、武、沅等五溪，各为一溪之长，号为五溪。”五溪蛮聚居的黔中之地，出土不少东汉时期的虎纽錞于，表明巴灭国若干世纪之后，民族信仰依然得到传承。
横“S”形纹 跨人群、跨区域出现
王仁湘发现，不止于重庆涪陵小田溪，实际上，在出土东汉时代的虎纽錞于上，见到最多的巴族符号，便是船形纹和鱼形纹。船在水上，水里有鱼，这是两个象形符号，并不难辨别。这样的结合，使得画中的船只动了起来。
形象来说，鱼一般都是具象刻画，船却是尽量简化——一个框式船体，两根平行线表示船桨，至多还有一两条飘扬的旗幡之类。在巴族及蜀族更多的青铜器的符号中，同样不难见到鱼和船。在重庆巴南冬笋坝两件铜钺上、绵竹清道土坑墓所出数十件兵器工具上，就出现过标准的鱼纹。而这些有鱼纹的巴蜀兵器和工具，大部分时代早到战国中期，尔后便很难发现。它为何会消失呢？是否被别的图案化单元所取代？
王仁湘向前追溯，发现在西汉时期，錞于上的船和鱼也是一对，只是船的刻画较为繁杂一些，其上不仅有桅杆和旗幡，还有大鼓，颇像一艘战船。而鱼纹虽然变化不大，但它的身旁出现了作尖头的横“S”形纹，与它平行。
横“S”形纹和鱼形的组合，是一种重要符号，当归入巴蜀符号之列。此前，它频繁出现在更早时代的巴式铜器上。在战国时期，重庆三峡博物馆、四川大学博物馆和湖南省博物馆收藏的錞于上，都见到西汉同类的船纹与鱼纹。船上有立鼓旗幡，造型非常接近，表明已是一种定型符号。相对应位置上的鱼纹，也都伴有横“S”形纹。
再向后，战国后期除了錞于以外，巴蜀青铜器上鱼纹少见，却并不稀见横“S”形纹。许多巴蜀印章上经常出现，而且常与“王”字形纹同在，似乎也透露出，这不是一般的符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严志斌统计，横“S”形符号在巴蜀符号中出现频度较高，目前所见有83件，在巴人区与蜀人区皆有出现，“是一种跨人群、跨区域的符号。”
短暂存在 栅栏符号被优化取代了
“就在横‘S’形纹的意图渐渐浮出水面时，它常常与一种形似栅栏的符号同在。”王仁湘提到，这个“栅栏形符号”，纹饰下部像是圈围的编排栅栏，上部有几枝草木形纹，发现于巴南冬笋坝墓中的矛、戈，涪陵小田溪墓的兽头构件、剑、矛，还有绵阳的剑中。“估计栅栏形纹的分布仅限于川东和川北，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
“铸刻有栅栏形符号的巴蜀器物有18件，相对于巴蜀符号中其他一些符号的出现，这个符号的出现是比较晚的。”据严志斌统计，“科学出土并能断代者，年代皆集中于战国晚期到秦这一较短的时间范围之内，似乎说明这个符号的使用时间其实是很短的。”
“使用时间短，实际上是它被相同意义的符号取代了。栅栏形纹原本应当是船的形状，是符号化的船形，网格形的船体，枝叉形的船幡，后来被另一种优化的船形符号取代了。”这是王仁湘的观点。
巴人创造 三星堆发现“飞天之船”
在与王仁湘的数次对话中，他认为这种船形符号的取代过程，在古越阁收藏的铜戈内上可以找到线索。在戈内上，就出现过一条壮观的带有旗鼓的大型楼船画面，船的下方是一条大鱼。更有趣的是旁边还有小画面的栅栏纹与横“S”形纹组合符号，“这完全可以理解成是楼船画面的一个注脚。”栅栏纹表示的是楼船，横“S”形纹表示鱼。
此外，在各地出土的战国铜器上，都有发现生动的水陆攻战纹，这样的铜器曾在蜀地的成都百花潭也有发现。铜器上表现的水上船战，画面生动简练，船上旗幡招展，船下鱼鳖逐浪，战鼓咚咚，兵士勇战，刻画入微。巴人将画面符号化，也是一个特别的创造。
而在三星堆，便有一艘“飞天之船”。它刻划于2号祭祀坑中的玉璋。该玉璋长达近55厘米，可谓“大璋”，它的正背都刻画有繁复的纹饰，而且是以表现人的装束及活动为主题，出现的人物有20多位，还有山形及太阳之类的场景。发掘者曾说，就在两山之间，有船形符号出现，船中似有人站立。王仁湘细审这船形，形体很小，外廓为方框形，框上有4～6根好似飘动的线条，这确实应当是船，船上有物或人。有研究者曾发表看法认为，这可能是神话中的“飞天之船”。
图由王仁湘提供
原标题：巴蜀图语:船形的消失与演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