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襄公在盂地会盟时因为坚持不带兵而被楚成王活捉。在泓水之战时因坚守战争礼义而被楚国打败。宋襄公，今人只有嘲笑，古人却褒贬不一。为什么《春秋公羊传》和董仲舒、司马迁这些思想大家却盛赞宋襄公呢？宋襄公坚守着什么样的价值观？详情请收看“掌上国学院杨鹏评点史记人物之宋襄公”。
是君子还是“蠢猪式的仁义”？
大家好，这是掌上国学院“杨鹏评点《史记》人物”，今天我们评点宋襄公，分析一下宋襄公所引发的争议。
宋襄公的故事通常被解读为蠢猪式的仁义道德，但中国历史上对宋襄公的评价，却没有这么简单化，而是有着立场相反的两种争论：一种是否定宋襄公，这以《左传》和《春秋谷梁传》为代表；另一种是肯定，这以《春秋公羊传》、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以及司马迁的《史记》为代表。
宋国的历史
在讲宋襄公的故事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介绍一下宋国。
宋国四周几乎全被姬姓诸侯国包围。《史记·宋微子世家》载：周公既承成王命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开代殷后，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国于宋。
春秋时期的宋国，地点以今天的河南商丘为中心。宋国不是周王朝分封的姬姓诸侯国，据《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微子开乃殷帝纣王之庶兄，周公在平定纣王之子武庚之乱后，“乃命微子开代殷后，奉其先祀”，所以，宋国是殷商遗民的国家。
宋襄公是宋国的第20代国君，他在位的时间是公元前650年到公元前637年。本课重点分析历史上思想家们对宋襄公看似相互矛盾的评价，分析中国的思想者们曾经面对的困惑。
从历史上关于宋襄公的义霸之辩，我们会看出今天的中国人，与春秋时期的人已经有深刻的差异。春秋时期，人们做事之前会有道义的思考，他们重礼讲信。而今天的中国人似乎更务实，更功利，更不讲道义和廉耻。为什么会有这种精神品格的严重滑坡？为什么这种重礼讲信的传统，会像玻璃杯一样被摔碎？
盂地会盟被楚国活捉
今天的人把宋襄公当成傻帽，是因为宋襄公所做的两件事。一件事是公元前639年在盂地的会盟，所谓会盟就是各国聚会在一起，商讨盟约的条款。宋襄公在盂地会盟时，因为坚持不带兵而被楚成王活捉；第二件事是在泓水之战时，宋襄公遵守传统的战争礼义，结果被楚国打败，自己也受伤的故事。
我们来看看这两个故事的详细情况。第一件事是公元前639年，在盂地会盟的时候，宋襄公被楚国抓捕拘禁。《春秋公羊传》是这么记载的：宋公与楚子期以乘车之会，公子目夷谏曰：“楚，夷国也，疆而无义，请君以兵车之会往。宋公曰：“不可。吾与之约以乘车之会，自我为之，自我坠之，曰不可。”终以乘车之会往，楚人果伏兵车，孰宋公以伐宋。
说宋襄公跟楚王约了一个“乘车之会”，“乘车之会”就是非兵车和平聚会谈判。公子目夷劝他说：楚国是夷国，虽然强大，但是不讲信义，请你带上兵车去参会，这样以防万一自我保护。宋襄公说：“不可以这样做，我跟楚子约好的是和平聚会，这是我自己提议的，我不能自己背约，这是不可以的。”最后襄公是没有带兵车前往，结果楚人果然埋伏了兵车，活捉了宋襄公，而且想征伐宋国。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宋襄公是一位勇敢的、有点迂执的正人君子。宋襄公被捉，他安排了公子目夷为宋国的新国君，拒绝了楚国割地的无理要求。宋襄公被释放以后，公子目夷马上又把王位让回给宋襄公，可见宋襄公在宋国很得人心。盂地会盟，宋襄公不带兵车前往，固然是对楚国的蛮霸估计不足，也是因为他守约讲信而被欺负。在这件事上，《春秋公羊传》批判的不是宋襄公，而是楚国，认为楚国不讲信用，强而无义。
泓之战坚守战争礼义
第二件事，就是宋襄公在与楚国的泓水之战中遵守传统的战争礼义，最后战败。
《史记·宋微子世家》是这么记载的：襄公与楚成王战于泓。楚人未济，目夷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济击之。”公不听。已济未陈，又曰：“可击。”公曰：“待其已陈。”陈成，宋人击之。宋师大败，襄公伤股。
说襄公与楚成王战于泓，楚国军队还没有全部渡过河时，目夷说：对方人数多我们人数少，趁他们没有完全渡过河就攻击他们吧。襄公不听。“已济未陈”，楚人已经过了河，但是还没有布好战阵，目夷又说：现在可以攻击了！宋襄公说：等他们布好阵列吧！等楚军布好了阵式，宋军发动进攻。结果宋师大败，宋襄公大腿受了重伤。
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
宋国军队失败，大家都埋怨宋襄公。但是宋襄公说：“君子不困人于阸，不鼓不成列。”“阸”是很艰险、很困难的地方，当敌人处于不利环境的时候，君子不能去趁人之危。敌人还没有排好战争的阵式，君子不能够击鼓进攻。
《左传》的记载更为详细：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
“不重(音chong)伤”就是敌人受伤以后不能够再去伤害。“不禽二毛”不要去擒捉那些有花白头发的敌人，要放过年龄偏老的敌人。“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古代作战，不是靠险要地形去占便宜。“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虽然我是被灭的殷商遗民之国，也不会去击鼓进攻那些还没有摆好阵势的敌军。
投入战争，胜败乃兵家常事，宋襄公之所以被人嘲笑，是后人认为他太迂腐。他迂腐地固守传统的战争礼义而导致失败。其实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比较多，宋襄公和楚国作战失败，未必仅仅是因为他坚守传统的战争礼义。
受托平定齐国内乱
宋襄公并非是没有战争经验的人。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公元前643年齐桓公去世，齐桓公的众公子争立。齐桓公和管仲生前曾经委托宋襄公照顾太子昭，“桓公与管仲属孝公于宋襄公。”宋襄公为了信守委托，在公元前642年起兵打败了齐国众公子的联军。“宋襄公率诸侯兵送齐太子昭而伐齐。”扶持太子昭当上了齐孝公。宋国是小国，齐国是大国。宋襄公因为受托于人，敢于犯难平定齐国的内乱，这件事做得很受当时的诸侯国敬重。
只是平定齐国内乱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在齐国有内应。但楚国是一个对外同仇敌忾的国家，宋襄公并没有任何内应可依靠。而且楚国是自称蛮夷的一个大国，从地图中可以看得出来，宋国是一个小国，楚国是一个大国，双方的综合实力完全不同。而且泓之战，楚军人数远多于宋军。
宋襄公泓水之战失败，有人嘲笑他是蠢猪一样的仁义道德，但也有人因他坚守传统的战争礼义，坚守传统的道义原则而赞扬他虽败犹荣。
赞美宋襄公者言
《春秋公羊传》是儒家非常重要的一部着作，上面这么评价宋襄公：“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文王之战，亦不过如此。”
“大其”就是赞扬他。“有君而无臣”就是说宋襄公作为一个国君是有国君的礼义和国君品质的，可惜他没有能干的臣子。“临大事而不忘大礼”，考虑战争的胜败同时还要考虑礼义传统，即便是周文王带兵作战也不过是如此。
西汉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里赞扬宋襄公：“故善宋襄公不厄人，不由其道而胜，不如由其道而败，春秋贵之，将以变习俗而成王化也。故善。”
所以赞美宋襄公不讹人。如果不能由道义之路而取胜，还不如遵守道义准则而失败。这句话很重要，这完全不是以成败论英雄，而是以道义论英雄。也就是说，如果不是按照道义原则而取得的胜利，不能算是胜利。“不如由其道而败”，不如情愿失败，但是坚守了道义原则。“春秋贵之”，《春秋》这本史书是赞扬他的，“将以变习俗而成王化也”，这是为了改变习俗而成就王道的教化，所以赞美他。
董仲舒讲得很清楚，《春秋》这本史书之所以肯定宋襄公是基于“变习俗”，是基于国家、社会习俗建设的考虑。一个国家的社会习俗是道义优先还是成败优先？这是一个重大的选择，它影响国家道统，影响国民命运。
按照董仲舒的标准，后人嘲笑宋襄公，这是因为后来的社会习俗坏了，人心坏了。董仲舒提出的是一个比较高的要求，既要考虑战争的成败，也要考虑这个过程中风俗教化的建设、伦理传统的形成等问题。
司马迁在《史记·宋微子世家》中这么说：“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褒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
襄公已经败于泓之战。君子们赞扬宋襄公，是因为感伤中国缺失了传统的那种礼义文明，所以才赞扬他。宋襄公真的是有礼让精神啊！
为什么《春秋公羊传》、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司马迁的《史记》并不嘲笑宋襄公是蠢猪式的仁义呢？因为他们不完全是以成败论英雄，而是要考虑国家的道义传统和社会道义习俗。对他们来说，国家道义传统、社会道义习俗的重要性，高于一两次战争的胜负。
董仲舒认为，不能为了一时的胜利而违背道义是非的准则，宁肯为了道义是非的准则，去承受战争的失败。董仲舒这些人想得远。人都要成功，都想胜利，但如果是以不正当的办法，不择手段地赢得胜利，这样胜利就和不择手段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非常坏的社会示范。如果要胜利就必须不择手段，这样我们整个民族就会变成毫无道义底线的民族，社会风俗也不再是讲正直、讲道义的风俗，这会伤害整个民族的灵魂和精神，最终伤害民族的整体大利。
大家记住，这种关于成败得失和道义是非的思考，我们中国人是曾经有过的，我们的祖先并不完全是以成败论英雄。
在今天，生活的常识其实也告诉我们，不诚信的人在社会中，其实是做不成任何大事的，我们几乎都不愿意跟不讲信誉、不讲规则的人合作相处。但是，如果要成功，就必须忍到无耻，就必须狠到绝情，就得不择手段，只认胜者为王，这种观念也深入了中国人的心灵。这说明我们这个社会的风俗已经烂了，这种溃烂的社会怎么可能产生出引领人类文明的力量呢？
《春秋公羊传》、董仲舒和司马迁，他们的思考其实是蛮深远的。当我们嘲笑宋襄公是蠢猪式的仁义道德之前，我们应该先细想一下宋襄公所坚守的战争观。“不厄人”、“不重伤”、“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这背后的价值取向，不就是为了尽可能的降低个体生命的伤亡吗？
为什么我们要嘲笑尽量减少生命杀戮的战争观，反而去赞美那种不择手段、残暴地杀人如麻的战争观？所以，当我们从珍惜生命和生命价值的角度来反思，就会发现，不是宋襄公有问题，而是嘲笑他的我们有问题。
宋襄公二百多年以后，商鞅在秦国变法，以杀人数量的多少来决定奖励的多少，把在战场上斩获人头变成获取功名利禄的手段，我们正是因为受商鞅和秦王朝这种魔化传统的影响，才会把尽可能减少生命伤害的战争观视为愚蠢。
这实质是社会风俗的黑厚化，是我们的价值观已经黑厚学了，是我们灵魂的魔化。用他人的头来换取权力和财富，砍人头、喝人血，这是我们希望生活的世界吗？
从宋襄公这种“不厄人、不重伤、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珍惜生命的战争观，到商鞅的以人头来换取功名富贵的残暴，这是一个精神堕落的过程，是一个从人堕落向魔鬼的过程。
礼义“鞌之战”
宋襄公这样的礼义行为并非特例，他只不过是坚守了春秋时代的中国人的战争观和价值传统。
我再举一个例子。公元前589年，齐国和晋国之间爆发鞌之战。齐国进攻鲁国、卫国，晋国来救。《左传》记载齐军战败，齐顷公乘车逃跑，晋国的一位叫韩厥的将领率军追赶齐顷公兵车。韩厥亲自驾驭马车。齐顷公手下邴夏说，我们要射那个驾车的，那个驾车的是个君子。春秋时期“君子”有两个含义，一个含义是贵族，另外一个含义就是他讲道德仁义。逃难中的齐顷公回答说，你既然称他为君子，却又要射他，这是非礼。“谓之君子而射之，非礼也。”
《春秋左传·成公二年》：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谓之君子而射之，非礼也。
结果邴夏就没射韩厥，而是把韩厥两边的人都射倒了。最后齐顷公的兵车被树绊住，韩厥率军追上了齐顷公的兵车。这位韩厥追上齐顷公兵车的时候，齐顷公和他的手下逢丑父已经更换了座位。这样逢丑父就假装自己是齐顷公。晋国的将领韩厥很有意思，他到了齐顷公的兵车前面，把自己的马拴住，走上前来，对着车上假扮齐顷公的逢丑父行了跪拜礼，奉上一杯酒，还加上一块玉璧。
《左传》原话是：(韩厥)“再拜稽首，奉觞加壁以进”。
然后韩厥说：我的国君使我们群臣来为鲁国和卫国向您求情，并告诫我们，让我们的军队不要进入您齐国的领土。但是我不得不进行作战，所以现在我要俘获您了。这位顶替齐顷公的逢丑父，命令齐顷公下车去取水，齐顷公就这样逃走了。
齐顷公逃回军队中以后，又率领齐军来找逢丑父，而且亲自率军三次冲入战阵，但是韩厥已经把这位逢丑父送给了晋军统帅郤克。后来晋国的将领们得知逢丑父骗过了韩厥放跑了齐顷公，要求处死逢丑父，但是晋军的统帅郤克却说：“人不难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这个人不害怕以自己之死来救免他的国君，我如果杀这样的人，不吉祥。释放了逢丑父。
大家看，齐晋鞌之战，齐顷公不射韩厥，因为他认为不能够射杀君子。这位韩厥追上了齐顷公，对齐顷公非常的有礼貌讲礼义。这位逢丑父冒死顶替齐顷公。齐顷公逃脱以后，率领自己的军队三次杀入战阵，要救逢丑父。这位叫郤克晋军的统帅因为逢丑父能够舍生忘死救自己的君主，赞赏他仗义，所以释放了逢丑父。这样的战争大家觉得残暴吗？他们是英勇而不残暴，重礼而讲信，讲的是荣誉和气节。
堂吉诃德一样的宋襄公
齐晋鞌之战发生在公元前589年，宋楚泓之战发生在公元前638年，两者相差49年。可以想见，宋襄公在泓之战时的言行，是正常的春秋礼义，并不是因为他愚蠢。泓之战之后差不多半个世纪，齐晋鞌之战依然是奉行这样的战争礼义道德。
当今的中国人，你是喜欢春秋时期这种有底线的战争形式，还是战国之后动不动坑杀几万、几十万人的残暴战争形式？如果我们倾心于春秋时期那种有底线的战争文化，那么，我们应该嘲笑宋襄公是蠢猪式的仁义吗？
当然，这位宋襄公有他自己的问题，他曾经杀人祭神，还有一种想复兴殷商的不自量力的野心。
但是，公元前639年的盂地会盟，公元前638年的泓之战，宋襄公在这两件事上表现出的言行，恰恰是他应该被褒扬的春秋美德。
如果坚守欧洲的骑士精神的堂吉诃德能得到一些掌声，那么，坚守中国春秋礼义原则的宋襄公为什么不应该得到一些掌声？
六鷁退飞的隐喻
孔子的《春秋》在讲到宋襄公之前，先记载了一个异象，“六鷁退飞，过宋都。”“鷁”就是鹭，一种大的鹭鸟。说天空有六只鹭鸟，退着飞过宋国的都城。所谓“退飞”就是说这个鹭鸟，虽然在努力的向前飞，但是因为风太大了，看起来整个鸟的身子是不断的后退。就这样退过了宋国的首都。
宋襄公就像这六只退着飞的鸟，春秋的礼义文明也像这六只退着飞的鸟。
这个记载有很强的象征性和预示性，宋襄公就像这六只退着飞的鸟，春秋的礼义文明也像这六只退着飞的鸟。如果是因为风，这是什么风？也许就是后来战国兴起的血腥之风，就是后来秦国以奸诈和暴力征服六国的血腥之风。如果奸诈和暴力就等于成功，这样塑造出的国家传统和社会风俗，就是一个灵魂深处以奸诈和暴力为美的传统。
回顾关于宋襄公的争论，我们会发现，最困难的事情是如何实现道义与成功的统一，如何用道义的手段去实现成功？
不成功难有说服力，但是如果用下三滥的暴力的、欺诈的方式获取成功，塑造下三滥的、残暴的、黑厚的国家民俗传统，长远会伤害整个民族，这样的民族会让世界不耻为伍。成功要以道义为基础，道义需要用成功来彰显。面向未来，我们所面对的挑战是，我们该如何重续春秋的传统，如何塑造新的春秋？我们要实现道义的成功，实现成功的道义，把道义与成功统一起来，开创全新的中华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