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如蚁，他不是“不为五斗米折腰”，而是天天要为五斗米折腰。
公元1082年，被称为“天下行书第三”的《寒食帖》，在黄州，等着苏轼书写。
“天下行书第一”，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写于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
四百年后，唐乾元元年(公元758年)，颜真卿写下“天下行书第二”——《祭侄文稿》。
在我看来，被称作“天下行书第二”的，应该是李白《上阳台帖》。当然，这只是出于个人偏好。艺术没有第一名，《兰亭集序》的榜首位置，想必与唐太宗李世民的推崇有关，但假如它永远第一，后来的艺术史就没有价值了，后来的艺术家就都可以洗洗睡了。
当然我们也不必那么较真，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第一。
无论怎样，《寒食帖》，这“天下行书第三”，要等到《祭侄文稿》三百多年之后，才在苏轼的笔下，恣性挥洒。
王羲之《兰亭集序》原稿已失，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是唐代虞世南、褚遂良的临本和冯承素的摹本，台北故宫博物院亦藏有褚遂良临绢本和定武本。
颜真卿《祭侄文稿》和苏轼《寒食帖》，则都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在《祭侄文稿》和《寒食帖》之间，有五代杨凝式，以超逸的书美境界获得了显着的历史地位；有梅妻鹤子的林逋，书法如秋水明月，干净透澈，一尘不染；有范仲淹，“落笔痛快沉着”。他们的作品，故宫博物院都有收存。其中范仲淹的楷书《道服赞》，笔法瘦硬方正，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先生说它“行笔瘦劲，风骨峭拔如其人”，《远行帖》和《边事帖》，一律粉花笺本，亦在清劲中见法度，一如他的人格，“庄严清澈，信如其品”。
但宋代书法的真正代表，却是“苏黄米蔡”。苏轼《寒食帖》，则被认为是宋人美学的最佳范例。
这幅字，是在一个原本与苏轼毫无干系的地方——黄州完成的。也是在这一年，苏轼写下了《念奴娇·赤壁怀古》《赤壁赋》和《后赤壁赋》。
这字，这词，这文，无不成为中国艺术史上的不朽经典。
将近一千年后，我在书房里临写《寒食帖》，心里想着，公元1082年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年份；在这一年，苏轼的生命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11世纪，那个慷慨收留了苏轼的黄州，实际上还是一片萧索之地。这座位于大江之湄的小城，距武汉市仅需一个小时车程，如今早已是满眼繁华，而在当时，却十分寥落荒凉。
苏轼在儿子苏迈的陪伴下，一路风尘、踉踉跄跄地到了黄州——一个原本与他八竿子打不着的荒僻之地。那时的他，一身鲜血，遍体鳞伤。乌台诗狱，让他领教了那个朝代的黑暗。所幸，他没有被推上断头台。黄州虽远，毕竟给了他一个喘息的机会，让他慢慢适应眼前的黑暗。他的入狱，固然是小人们精诚合作的结果，但不能说与他自己没有干系。那时的他，年轻气盛，对劣行从不妥协，在他的心里，一切都是黑白分明，但对于对方，他无可奈何，自己，却落了一堆把柄，所谓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他喜欢写诗，喜欢在诗里发牢骚，他不懂“墙里秋千墙外道”的道理，说到底，是他的生命没有成熟。那成熟不是圆滑，而是接纳。黑暗与苦难，不是在旦夕之间可以扫除的，在消失之前，他要接纳它们，承认它们的存在，甚至学会与它们共处。
那段时间，苏轼开始整理自己复杂的心绪。蒋勋说：“这段时间是苏轼最难过、最辛苦、最悲剧的时候，同时也是他生命最领悟、最超越、最升华的时候。”
人是有适应性的，他开始适应，而且必须适应这里的生活。
从苏轼写给王庆源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黄州最初的行迹：
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客至，多辞以不在，往来书疏如山，不复答也。此味甚佳，生来未曾有此适。
在给毕仲举的信中，又说：
黄州滨江带山，既适耳目之好，而生事百须，亦不难致，早寝晚起，又不知所谓祸福安在哉？
到了黄州，苏轼父子一时无处落脚，只好在一处寺院里暂居。那座寺院，叫定惠院，坐落在城中，东行五十步就是城墙的东门，虽几度兴废，但至今仍在。院中有花木修竹，园池风景，一切都宛如苏轼诗中所言。只是增加了后世仰慕者的题字匾额，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是晚清名臣林则徐写下的一副对联：岭海答传书，七百年佛地因缘，不仅高楼邻白傅；岷峨回远梦，四千里仙踪游戏，尚留名刹配黄州。
苏轼寓居定惠院之东，抬眼，见杂花满山，竟有海棠一株。海棠是苏轼故乡的名贵花卉，别地向无此花，像黄州这样偏远之地，没有人知道它的名贵。看见那株海棠，苏轼突然生出一种奇幻的感觉。他抬首望天，心想一定是天上的鸿鹄把花种带到了黄州。那株茂盛而孤独的繁华，让他瞬间看到了自己。他惨然一笑，吟出一首诗：
江城地瘴蕃草木，唯有名花苦幽独。
嫣然一笑竹篱间，桃李漫山总粗俗。
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
自然富贵出天姿，不待金盘荐华屋。
朱唇得酒晕生脸，翠袖卷纱红映肉。
林深雾暗晓光迟，日暖风轻春睡足。
雨中有泪亦凄怆，月下无人更清淑。
先生食饱无一事，散步逍遥自扪腹。
不问人家与僧舍，拄杖敲门看修竹。
忽逢绝艳照衰朽，叹息无言揩病目。
陋邦何处得此花，无乃好事移西蜀。
寸根千里不易致，衔子飞来定鸿鹄。
天涯流落俱可念，为饮一樽歌此曲。
明朝酒醒还独来，雪落纷纷那忍触。
当年唐玄宗李隆基在沉香亭召见杨贵妃，贵妃宿醉未醒，玄宗见她“朱唇酒晕”，笑曰：“岂是妃子醉耶？真海棠睡未足耳。”唐玄宗以人比花，苏轼则是以花自寓了。
初到黄州的日子里，他没事就抄写这首诗，不知不觉之间，竟然抄写了几十本。
独自走路，在这无人问候的小城，没有朋友，没有人知道他的来历，只有一株远远的花树，与他相依为伴。这个仓皇疲惫的旅者，愿意像杨贵妃那样，宿醉不醒。竹叶在定惠院绵密的风声中晃动着，苏轼沉沉地睡去，像他诗里写的：
畏蛇不下榻，睡足吾无求。
醒来时，窗外依旧是绵密的风声，还夹杂着竹子的清香。于是他觉得，这巢穴虽小，却是那样地温暖。萧萧的风声中，他再次睡去，“昏昏觉还卧，辗转无由足”，但没有做梦。即使做梦，也不会梦到朝廷上的岁月，那岁月已经太远，已被他甩在身后，丢在千里外的皇城中。
但有时也有梦。他会梦见故人，梦见自己的父亲、弟弟，梦见司马光、张方平，甚至梦见王安石。这让他在梦醒时分感到一种彻骨的孤寂。这里远离朝阙，朋友都远在他乡，找不出一个可以交谈的人，连敌人都没有。
寂寞中的孤独者，是他此时唯一确定的身份。
在定惠院寓居，他写下一首《卜算子》：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
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他会在万籁俱寂时刻，漫步于修竹古木之间，谛听风声雨声虫鸣声，也有时去江边，捡上一堆石子，独自在江面上打水漂。还有时，他干脆跑到田间、水畔、山野、集市，追着农民、渔父、樵夫、商贩谈天说笑，偶尔碰上不善言辞的人，无话可说，他就央告人家给他讲个鬼故事，那人或许还要推辞，摇头说：“没有鬼故事。”苏轼则说：“瞎编一个也行！”
话落处，扬起一片笑声。
花开花落，风月无边，可以抚慰脑子，却不能安抚肚子。苏轼的俸禄，此时已微薄得可怜。身为谪放官员，朝廷只提供一点微薄的实物配给，正常的俸禄都停止了。而苏轼虽然为官已二十多年，但如他自己所说，“俸入所得，随手辄尽”，是名副其实的“月光族”，并无多少积蓄。按照黄州当时的物价水平，一斗米大约二十文钱，一匹绢大约一千二百文钱，再加上各种杂七杂八的花销，一个月下来也得四千多文钱。对于苏轼来说，无疑是一笔巨款。更何况，他的家眷也来到黄州相聚，全家团圆的兴奋过后，一个无比残酷的现实横在他们面前：这么多张嘴，拿什么糊口？
为了把日子过下去，苏轼决定实行计划经济：月初，他拿出四千五百钱分作三十份，一份份地悬挂在房梁上。每天早晨，他用叉子挑一份下来，然后藏起叉子，即便一百五十钱不够用，也不再取。一旦有节余，便放进一只竹筒。等到竹筒里的钱足够多时，他就邀约朋友，或是和夫人王闰之以及侍妾王朝云沽酒共饮。
即使维持着这种最低标准的生活，苏轼带到黄州的钱款，大概也只能支撑一年。一年以后该怎么办？妻子忧心忡忡，朋友也跟着着急，只有苏轼淡定如常，说：“至时，别作经画，水到渠成，不须预虑。”意思是，等钱用光了再作筹划，正所谓水到渠成，无须提前发愁，更不需要提前预支烦恼。
等到第二年，家中的银子即将用尽的时候，生计的问题真的有了解决的办法。那时，已经是春暖时节，山谷里的杜鹃花一簇一簇开得耀眼，苏轼穿着单薄的春衫，一眼看见了黄州城东那片荒芜的坡地。
马梦得最先发现了那片荒芜的山坡。他是苏轼在汴京时最好的朋友之一，曾在太学里做官，只因苏轼在他书斋的墙壁上题了一首杜甫的诗《秋雨叹》，受到围攻，一气之下他辞了官，铁心追随苏轼。苏轼到黄州，他也千里迢迢赶来，与苏轼同甘共苦。
马梦得向官府请领了这块地，苏轼从此像鲁滨逊一样，开始荒野求生。
那是一片被荒置的野地，大约百余步长短，很久以前，这里曾经做过营地。几十年后，曾经拜相(参知政事)的南宋诗人范成大来黄州拜谒东坡，后来在《吴船录》里，他描述了东坡的景象：
郡东山垄重复，中有平地，四向皆有小冈环之。
那片被荒弃的土地，苏轼却对它一见倾心，就像一个饥饿的人，不会对食物太过挑剔。这本是一块无名高地，因为它位于城东，让苏轼想起他心仪的诗人白居易当年贬谪到忠州做刺史时，也居住在城东，写了《东坡种花二首》，还写了一首《步东坡》，所以，苏轼干脆把这块地，称为“东坡”。
他也从此自称“东坡居士”。
中国文学史和艺术史里大名鼎鼎的苏轼，此时才算正式出场。
苏东坡不会忘记那一年——宋神宗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他在那块名叫东坡的土地上开始尝试做一个农民。
苏东坡开始农业生产的第一个动作，应该是“煽风点火”，因为那些枯草，枝枝柯柯，弯弯曲曲，缠绕在土地上，拒绝着庄稼生长，苏东坡觉得既刺手，又棘手。于是，苏东坡在荒原上点了一把火。今天我们想象他当时呼喊与奔跑的样子，内心都会感到畅快。因为他不只烧去了地上的杂草，也烧去了他心里的杂草。自那一刻起，他不再患得患失，而是开始务实地面对自己生命中的所有困顿，他懂得了自己无论站立在哪里，都应当从脚下的土壤中汲取营养。火在荒原上燃起来，像有一支画笔，涂改了大地上的景物。大火将尽时，露出来的不仅是满目瓦砾，竟然还有一口暗井。那是来自上天的犒赏，帮助他解决了灌溉的问题。这让苏东坡大喜过望，说：“一饱未敢期，瓢饮已可必！”那意思是，吃饱肚子还是奢望，但是至少，不必为水源发愁了。
苏东坡买来了一头牛，还有锄头、水桶、镰刀之类的农具，那是一个农民的笔墨纸砚，收纳着他的时光与命运。劳作时，苏东坡头戴竹笠，在田间挥汗。第一年种下的麦子在时光中发育，不断抬高他的视线，让他对未来的每一天都怀有乐观的想象。孔孟老庄、四书五经，此时都没了用场。他日复一日地观赏着眼前的天然大书，对它在每个瞬间里的细微变化深感痴迷。
我们没有必要把苏东坡的那段耕作生涯过于审美化，像陶渊明所写，“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因为对于苏东坡本人来说，他的所有努力都不是为了审美，而是为了求生。我从小在城市里长大，不曾体验过稼穑之苦，也没有在广阔天地里练过红心，但我相信，农民是世界上最艰苦的职业之一。对苏东坡而言，这艰辛是具体的，甚至比官场还要牢固地控制着他的身体。他不是“不为五斗米折腰”，而是天天要为五斗米折腰，折得他想直都直不起来。
但他是对土地折腰，不是对官场折腰。相比之下，还是对土地折腰好些——当他从田野里直起身，他的腰身可以站得像树干一样笔直，而在官场上，他的腰每时每刻都是弯的，即使睡觉、做梦，那腰也是弯的。李公麟《孝经图》卷中的这个细节，就是对这一身体命运的生动记录。一个人生下来，原本是健康的，但官场会把他培养成残疾人——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残疾，死无全尸，因为在死后，他的灵魂也是弯曲的。
土地是讲理的，它至少会承认一个人的付出，一分耕耘，几分收获。
他的劳动生涯再苦再累，他的心是自由的。土地征用了他的身体，却使他的精神得到了自由。在这里，他无须蝇营狗苟、苟且偷安。官场培养表演艺术家，他们脸上可以变换出无数种表情，但没有一种表情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都是演技派，而苏东坡是本色派，他不会装，也装不像——他的表演课永远及不了格。官场上绝大多数官员都会认为，这世界上什么都可以丢，唯独官位不能丢；而对于苏东坡来说则刚好相反，如果这个世界一定要从他身上剥夺什么，那就把官位拿去吧，剩下的一切，他都舍不得丢掉。
苏东坡站在烈日下的麦田里，成了麦田里的守望者，日复一日地经受着风吹和日晒，人变得又黑又瘦。他的臂膀和双腿，从来也没有像这样酸胀，从酸胀转为肿痛，又从肿痛转为了麻木。而他的情绪，也由屈辱、悲愤，转化为平淡，甚至喜悦。那喜悦是麦田带给他的——那一年，湖北大旱，幸运的是，苏东坡种的麦子，长势旺盛，芒种一过，麦子就已成熟。
这是田野上最动人的时刻，苏东坡一家在风起云涌的麦田里，抢收麦子。他让妻子用小麦与小米掺杂，将生米做成熟饭。他吃得香，只是孩子们觉得难以下咽，说是在“嚼虱子”，夫人王闰之则把它称作“新鲜二红饭”。
但苏东坡心中的自我满足是无法形容的，因为他经历了一次神奇的萃取，用他艰辛而诚实的劳动，把大自然的精华萃取出来。
一个黄昏里，他从田里返回住处。吱呀一声，沉重的门被推开了。朴素的农舍里没有太多的东西，只有简易的床榻，有吃饭和读书兼顾的桌子，有长长的木柜放在地上，上面或许摆放着一面女人用来梳妆的镜子——那是唯一可以美化他们的事物。太阳的余光从屋檐的齿边斜射进窗格，一些灰尘的微粒在方形的光中飘动，证明屋子里的空气不是绝对静止。生活是那样自然而然，他好像与生俱来，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场景中。繁华的汴京、皇宫、朝廷，好像都是不切实际的梦。这里似乎只有季节，却看不见具体的日子。但他并不失望，因为季节的轮回里，就蕴藏着未来的希望，这是至关重要的。
独自啜饮几杯薄酒，晃动的灯影，映照出一张瘦长的脸。
苏东坡提起笔，将笔尖在砚台上掭得越来越细，然后神态安然地，给朋友们写信。这段时间，为他留下最多文字的就是书信尺牍。他说：“我现在在东坡种稻，虽然劳苦，却也有快乐。我有屋五间，果树和蔬菜十余畦，桑树一百余棵，我耕田妻养蚕，靠自己的劳动过日子。”
后来，老友李常任淮南西路提刑，居官安徽霍山，听说苏东坡在耕田糊口，就给他带来了一批柑橘树苗。这让他沉醉在《楚辞》“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的灿烂辞句里。他在诗里自嘲：“饥寒未知免，已作太饱计。”
假如我们能够于公元1082年在黄州与苏东坡相遇，这个男人的面容一定会让我们吃惊——他不再是二十年前初入汴京的那个单纯俊美的少年，也不像三年前离开御史台监狱时那样面色憔悴苍白，此时的苏东坡，瘦硬如雕塑，面色如铜，两鬓皆白，以至于假若他在梦里还乡，从前的发妻都会认不出他来，此时的他，早已“尘满面，鬓如霜”。
有一天夜晚，苏东坡坐在灯下，看见墙壁上的瘦影，自己竟悚然一惊。他没有想到自己已经瘦成这个样子。他赶忙叫人来画，只要他画轮廓，不要画五官。画稿完成时，每个人都说像，只看轮廓，就知道这是苏东坡。
似乎一切都回到了原点。苏东坡原本就出身于农家，假如他不曾离家，不曾入朝，不曾少年得志，在官场与文场两条战线上尽得风流，他或许会在故乡眉州继承祖业，去经营自家的土地，最多成为一个有文化的劳动者。此时，他在官场上转了一圈，结局还是回到土地上，做一介农夫。
好像一切都不曾开始，就已结束。
但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农夫。对于一个农夫来说，田野家园，构成了他全部的精神世界，而对苏东坡来说，田野即使大面积地控制了他的视线，在他的心里也只占了一个角落。他的心里还有诗，有梦，有一个更加深厚和广阔的精神空间等待他去完成。他的精神半径是无限的。
我想那时，不安和痛苦仍然会时时袭来。那是文墨荒疏带来的荒凉感，对于苏东坡这样的文人，“会引起一种特殊的饥饿感”。每当夜里，苏东坡一个人静下来，他的心底便会幽幽地想起一个人。他从来没有见过那个人，但在苏东坡的案头，那人的诗集翻开着，苏东坡偶尔闲暇，便会读上几句。读诗与写诗，其实都是一个选定自我的过程。一个人，喜欢什么样的诗，他自己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公元4世纪的东晋，有一个诗人，曾经当过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但这一串威赫的名声拴不住他的心，终于，他当彭泽县令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归隐在鄱阳湖边一个名叫斜川的地方，写下《归园田居》这些诗歌，和《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这些不朽的散文。
陶渊明的名字，对中国人来说早就如雷贯耳，在苏东坡的时代亦不例外。那段时光里，陶渊明成了苏东坡最好的对话者。他说：“渊明诗初视若散缓，熟读有奇趣。如‘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又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大率才高意远，则所寓得奇妙，遂能如此，如大匠运斤，无斧凿痕，不知者则疲精力，至死不悟。”
时间把这两位不同时代的诗人越推越远，但在苏东坡的心里，他们越来越近。或许，只有在黄州，在此际，苏东坡才能如此深入地进入陶渊明的内心。苏东坡喜欢陶渊明，是因为他并不纯然为了避世才遁入山林，而是抱着一种审美的态度，来重塑自己的人生。他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他也不是避世，而是入世，只不过这个“世”，不同于那个“世”。在陶渊明心里，这个“世”更加真实、丰沛和生动，风日流丽、鱼跃鸢飞、一窗梅影、一棹扁舟，都蕴含着人生中不能错过的美。生命就像树枝上一枚已熟软的杏子，剥开果皮，果肉流动的汁液鲜活芳香，散发着阳光的热度。陶渊明要把它吃下去，而不是永远看着它，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位田野里质朴无华的农民，不仅开辟了中国山水文学之美，也成就了中国士大夫人生与人格之美，让自然、生活与人，彼此相合。
七个世纪以后，在黄州，在人间最孤寂的角落，苏东坡真正读懂了陶渊明，就像两片隔了无数个季节的叶子，隔着几百年的风雨，却脉络相通，纹路相合。张炜说：“他们都是出入‘丛林’(指官场丛林)之人，都是身处绝境之人，都是痛不欲生之人，都是矛盾重重之人，都是爱酒、爱诗、爱书、爱友人、爱自然之人。”苏东坡一遍遍地抄写《归去来兮辞》。时至今日，我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打量这件手稿原迹，仍见湿润冲淡之气在往昔书墨之间流动回转。那是他在书写自己的前世——他在词里说：“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写字的时候，他就成了陶渊明，而黄州东坡，就是昔日的斜川。
清末民初大学者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写道：
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文章者，殆未之有也。
天才者，或数十年而一出，或数百年而一出，而又须济之以学问，帅之以德性，始能产生真正之大文学。此屈子、渊明、子美、子瞻等所以旷世而不一遇也。
自夏商周三代以下，浩瀚数千年，王国维只筛选出四个人，分别是：屈原、陶渊明、杜甫、苏东坡。而这四个人，几乎全部集中在上一个一千年，也就是公元前340年(屈原出生)到公元1101年(苏东坡去世)，此后近一千年(12世纪到20世纪)，一个名额也没占上。
假如从这四者中再选，我独选苏东坡，因为苏东坡身处的宋代，中国历史正处于一场前所未有的变迁中，机遇更多，困境也更多，尤其对于苏东坡这样的人，几乎是冰炭同炉。苏东坡就是宋代这只炉子里冶炼出来的金丹，他在精神世界里创造的奇迹，既空前，也绝后。但他不是横空出世的，有人以自己的生命和艺术实践为他做了历史的辅垫，那个人就是陶渊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