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中国书院，似可追溯到战国稷下学宫。通行的说法，也是起于唐、盛于宋、普及于明清，绵延不断1000多年，7000多间书院遍布全国城乡。中国书院中国方式，民间教育自由发展，特别是有宋一代，民间书院与朝廷太学思想共和、百花齐放，形成中国一道灿烂辉煌的文化胜景。——中国的教育、学术、思想和礼仪等民族文化基本经脉，通过书院的方式得到了有效奠基和传承。
书院现象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为此，我们特别开辟“中国书院”专栏，特派记者深入现实和历史，就中国古代着名书院及其着名人物故事，进行深度的专题采访，以期把这段独具光辉、异彩纷呈的中国教育文化史，生动地呈现于读者面前。
“我到长沙，什么都不想看，只想去看一条小路，也是一条山中小路。在那条小径上，朱熹、张栻、王阳明、左宗棠、曾国藩……都曾经徘徊。从小径远眺，可以望见古长沙郡的城池和波光潋滟的湘江。那条小路在岳麓山里，蜿蜒穿梭于书斋亭台、老树池塘之间，覆着青苔或落叶。小路没有名字，有名字的是它牵引环绕的范围，叫岳麓书院。”
这是一位作家对岳麓书院的描写，在此原文引用。不是我偷懒，而是当朝圣者们不辞辛苦去寻找日本京都的哲学小道，或是德国海德堡的哲学家小路，却忘掉了中国这个盛产早熟哲学家的国度，也有这样的一条小路。它没有名字，但岳麓书院的名字，已经盛名千年。
中国人总喜欢评各种“四大”，而且由于候选者甚多，往往互不相让。比如，“古代四大书院”就有多种说法，但将位于湖南长沙岳麓山的岳麓书院列为其一，大家应该没有意见。
走在这座弦歌千年的学府，传统庭院式建筑掩映在青山之中。史书上那些声名赫赫的人物曾在这里学习、生活、成长，而后独善其身或者兼济天下，从一个少年变成一个传奇。如今已成为湖南大学一部分的岳麓书院，大概是唯一延续了传统书院之名的大学二级学院。书院内依旧书声琅琅，同学少年三三两两从身边经过，有些东西，又似乎从来没有变过。
民间书院成为地方最高学府，首任山长不爱做官爱教书
在近代历经战火，长沙市区保留的地面古迹并不多，岳麓书院幸为其中之一。
暮春的岳麓山，林木苍翠，岳麓书院现在的主体建筑有头门、大门、二门、讲堂、教学斋、半学斋、湘水校经堂、明伦堂、百泉轩、御书楼、文昌阁、明伦堂、大成殿等。大门始建于宋代，现存大门建于明代正德四年(1509)，正上方悬挂宋真宗“岳麓书院”御匾，大门旁悬挂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
岳麓书院院长肖永明介绍，这是一个流水对。相传清嘉庆年间，书院大修，完工后，学生们请山长袁名曜撰写对联。袁出了上联“惟楚有材”，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意思是楚国(特指湖南)人才众多；众人苦思下联时，贡生张中阶脱口而出“于斯为盛”，语出《论语·泰伯》，意思是在书院尤其兴盛。
这副对联正反映了岳麓书院千年以来人才辈出的盛况。宋朝的岳麓山曾流传民谣“道林三千众，书院一千徒”；南宋时，这里成为湖湘学派的学术基地，全国理学重镇；明末，把中国古典哲学推向高峰的王夫之曾在这里求学；清中期后，魏源、曾国藩、左宗棠、杨昌济等，也都从岳麓书院的大门走出。
北宋是中国书院制度的奠基时期，岳麓书院的故事也从这时开始。
萌芽于唐末五代的民间书院，在北宋初年兴起了办学热潮。开宝九年(976)，潭州太守朱洞把岳麓山上智璇等两位僧人兴办的一所学校雏形，扩建为书院，岳麓书院由此诞生。
古代书院的院长被称为“山长”，这个名称也源于唐末五代，因为书院聘请的掌教之人，多是品学兼优、居山林而不做官的学人，加上书院也多依山而建，故名。岳麓书院见诸史料记载的第一位山长名叫周式，是一位着名学者，于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正式上任。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国学院院长朱汉民在《岳麓书院》一书中说：“岳麓书院一开办就受到官府的支持和帮助，而且后来历代重兴，也多由地方官员主持，是岳麓办学的一个特点。”
当时的岳麓书院正赶上北宋最繁荣的阶段，学生有数百人。办学办得好，好到惊动了皇帝宋真宗，他于大中祥符八年(1015)召见了周式，还任命他为国子监主簿，留在宫中讲学。但周式无心留在庙堂，坚持回岳麓执教。宋真宗也算爱才，不仅答应了他的请求，还赐了衣物鞍马、内府书籍，并书“岳麓书院”匾额。至今，岳麓书院内还存有明代石刻，即为宋真宗手迹。
北宋后期，岳麓书院被纳入“潭州三学”，即当地的潭州州学、湘西书院、岳麓书院三所学校，三个等级，学生通过考试，逐级上下，而岳麓书院是最高级，实际上成为地方的最高学府。
雍正年间，清政府从抑制转为扶持(实际上也是控制)书院，并由官方出资资助一些省会重点书院，岳麓书院再次成为湖南的“省城最高学府”。乾隆八年(1743)，乾隆御书“道南正脉”，表彰书院传播理学之功。
尽管与官家关系密切，但岳麓书院仍然保留了一定的独立性，尤其在学术方面。这种始终贯穿的学术自由的氛围，在南宋激荡出了回响。两位理学大师的相遇，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讲，闪耀了那一片智慧的星空。
朱张会讲，学术自由的群星闪耀时
岳麓书院副院长李清良说，后世称宋代“程朱”理学，而事实上从二程(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去世，到朱熹(1130~1200)成长起来之间，学术界有一个空档期。这段时间内，理学造诣最高的是胡宏(1102~1161)。
胡宏祖籍福建崇安，父亲胡安国是北宋末期着名的经学家，后迁居湖南。胡宏从小跟随父亲学习，后又师二程的弟子杨时和侯仲良，成为二程去世后的一段时间内，整个中国理学界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也被后世认为是湖湘学派的奠基者之一。
我们的主角——岳麓书院在南宋修复后的首任主教张栻(1133~1180)登场了。他是胡宏的弟子，学术的传承与人的承继，在此完美地接上了。湖湘学派是两宋之交理学最重要的学派，岳麓书院亦成为全国学术重镇。
张栻与朱熹、吕祖谦(1137~1181)齐名，并称“东南三贤”，再加上一位陆九渊(1139~1193)，他们年龄相仿，学识相当，主持岳麓、白鹿洞、丽泽、象山四大书院，一时风光无限，堪称南宋最豪华的朋友圈之一。
如果岳麓书院是一部电影，乾道三年(1167)，这部电影的第一幕高潮降临，两位大咖，张栻和朱熹相遇。这在当时也许只是一次高水平的学术会讲，但余波千年不绝，开书院会讲之先河，比淳熙二年(1175)朱熹和陆九渊兄弟的鹅湖之会还早了8年。
学术的自由，为岳麓书院的千年辉煌提供了可能。
好，我们把镜头推到那一天，1167年9月8日，从福建崇安启程的朱熹抵达长沙。他在当时已经颇有名望，听说他要到岳麓书院讲学的通告，迷弟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在探访时，也见到了位于书院头门南边的“饮马池”，脑补当年人山人海的盛况，如今大概只有流量明星的粉丝能够复制——朱熹和张栻，就是当年最耀眼的星！
朱张讨论问题十分热烈，一度“三日夜而不能合”。讨论的焦点有“太极”“仁”“中和”“已发未发”“察识”与“涵养”的先后问题等。比如，湖湘学派主张“先察实后持养”——先认清人性中的善端、仁体的表现、宇宙生命的普遍真理，再去用功；而朱熹认为，要认清自己很难，要花费很多时间，这过程中就不用用功了吗？
尽管观点有差异，但会讲的气氛是愉快的，双方求同存异。之后数年，朱熹的一些学术观点又发生变化，张栻的观点又接近于朱熹，可见他们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
古代交通不便，车马都慢，见一面都不知下一次是什么时候。所以那段时间，朱熹和张栻几乎天天在一起，四处游览，互赠诗歌，在青山绿水间留下许多佳话。
现在，从岳麓书院的园林到后山门，有一条长两百多米的游廊，廊中有二亭，一为“道中庸亭”，一为“极高明亭”，是为纪念朱张而建。应该在某一天，朱张二人也相伴走在穿梭于岳麓书院的一条小路上，讨论着某个哲学命题，而这条路，现在就在我们的脚下。也许，它就是我们中国着名的“哲学小径”？
理学、心学兼收并蓄，有生命力的文化一定是开放包容的
张栻不仅是一位学者，更是书院的领导者。由他开始，岳麓书院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一是教学宗旨，他旗帜鲜明地反对仅为应付科举考试的教学，提出书院应该教育培养一种“传道济民”的人才；二是教学方法，从诵习词章到师生之间“问难论辩”，大大活跃了学生的思想；三是机构功能，在教育之外增加了学术研究，不同学派的学术大师在此展开学术讨论(会讲)，岳麓由此迅速成为闻名全国的学术基地。
惺惺相惜，终有一别。朱熹再一次来到湖南，已是27年后的绍熙五年(1194)，老朋友张栻已经去世十几年了，但书院还在。朱熹以荆湖南路转运使知潭州，着手振兴岳麓书院教育：给编制(聘请老师，增加学生名额)、给地(修建书院建筑，置学田50顷)。
当然，朱熹对岳麓书院最大的贡献不仅是“金主爸爸”，影响更大的是，他颁布了《朱子学院教条》，使岳麓书院第一次有了正式的学规。肖永明说：“朱熹反对当时官学中‘务记览，为辞章，钓声名，取利禄’的流弊，想在书院中树立一种新的学风。”
朱熹所定的学规，提出“修身”“处事”“接物”之要，作为实际生活和思想教育的准绳，其中包含着着重人格教育，提倡言行一致、道德自律等原则，反映了理学的传统学风。朱熹把“学、问、思、辨、行”定为“为学之序”，书院在教学过程中注重独立思考、知行统一，这在今天看来仍然不过时。
李清良说，湖湘学派有个传统，坚持“道兼体用”：一方面注重“体”，要求为学有一种高远的境界，不至于沦为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另一方面又注重“用”，重视在实践中体现“本体”，所以理论性和实践性都非常强。同时，湖湘学派还强调“道为全体”，即方方面面都要做得好，特别注意吸纳各种思想。
因此，尽管理学根基深厚，但岳麓书院并没有关起门来办学，而是以空前开放的姿态接纳各家学说。在书院历代的“客座教授”名单上，理学、心学大师群星闪耀。
明正德二年(1507)，王阳明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12月从北京启程，次年春，道经长沙，来到岳麓书院。当他踏上书院的小路，朱张旧事已经相去数百年，但哲学的光芒和这条小路一样，不随事迁。
此后近百年，王门后学徐爱、季本、邹守益、罗洪先、王乔龄、罗汝芳、张元忭、邹元标等，相继到此讲学，漫步于中国着名的“哲学小径”。
清代，一些从事诂经考史的经学家主持书院，力矫科举应试之弊。乾隆年间经学家王文清在岳麓书院，就颇注重培养学生“通晓时务物理”的务实学风。
道光年间，全国书院科举之风盛行，很多书院已经沦为八股文培训班。经学家阮元(1764~1849)的弟子、时任湖广总督兼湖南巡抚的吴荣光(1773~1843)不满此风，在岳麓书院设置了湘水校经堂，致力于培养通经史、识时务的经世致用之才。郭嵩焘、左宗棠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李清良说，大师纷至，但岳麓书院并不“跟风追星”，对每一种学说的吸收都以自己为基础，基本原则是“补我之缺”。
以心学为例，心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强调人的主动性，如果走向极端就会妄自尊大，过于简易而忽略了实在功夫。岳麓书院得益于根深蒂固的朱张传统，始终没有那种浮诞不逞、空谈良知的习性，保留了重践履、务实学的传统。
这种开放的传统延续到今日，仍然回响不绝。
2017年，岳麓书院成立海外学术交流中心，与众多在汉学研究、东亚研究方面卓有成就的国外一流高校，如剑桥、哈佛、京都等，建立了实质性联系，互派师生、交流人才与学术。
“回顾岳麓书院的发展历程，我深刻地感觉到，我们是传统的，也是国际化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从来不是固守的，而是开放包容的。我们不会独霸，也不害怕失去自己的地位，在世界学术之林中永远拥有自己的位置。”李清良说。
承朱张之绪，取欧美之长，从传统书院改制现代大学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社会急剧变革的近现代，书院亦莫能外。清末，千年书院也面临着学制的重大改革。从1903~1926年的短短20多年里，发生了从岳麓书院——湖南高等学堂——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湖南大学的变化，完成了从传统书院到现代大学的学制变革。
岳麓书院副研究馆员谢丰介绍，最初，岳麓书院只是对一些课程设置进行改变。光绪年间，山长王先谦将教学内容分为“经义”“治事”两门，增加算学、译学两门“西学”，还在每月的院考中废除八股文的内容。王先谦还购买宣传“新学”的《时务报》发给学生读。
不过，受制于时代，王先谦的改革立足点依然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反对对书院制度作根本性变革，而是试图在书院之外增设学堂以传授西学。
随着维新运动在湖南的兴起，王先谦与维新派的谭嗣同、熊希龄等一道，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创办了湖南第一所新式学堂——时务学堂。梁启超也在这一年11月抵达长沙，拟定了《时务学堂学约十章》。时务学堂在维新派的主持下强调融会中西，将学习《春秋公羊传》《孟子》与西方的民权思想相结合。戊戌变法失败后，时务学堂被迫停办，随后改为求实书院。
然而，历史的车轮已经滚动，教育改革已是大势所趋。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采纳张之洞等人的建议，下诏全国书院改为学堂。光绪二十九年(1903)，新到任的湖南巡抚赵尔巽将岳麓书院改为学堂，并将由时务学堂改制的高等学堂迁入，合并为湖南高等学堂，课程有经学、史学、国文、舆地、算学、物理、化学、生理、英文、体操等。
至此，延续千年的岳麓书院，从书院发展成为一所近代高等学堂，开始了近代教育的新阶段。此后又历经多次变革，终于在1926年，于岳麓书院旧址成立省立湖南大学，1937年改为国立。1950年，毛泽东手书“湖南大学”匾额，新的时代又开始了。
清末，各级书院都改制为西式学堂，当代的一些大学、中学、小学就是由书院改制而来，但能保留书院名称并承担原有功能的极为罕见，很多只留下了几间屋舍，成为名胜古迹供人凭吊。而岳麓书院既是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又是湖南大学的史哲学院，继续承担教学科研功能。
究其原因，李清良认为，一般的传统书院在清末改制后，往往只成为小学堂或中学堂，但地处省会的岳麓书院由于历来注意人才培养与学术研究、思想创新并重，不仅是湖湘地区的最高学府，更是湖湘文化的中心和象征，因此自然而然地成为湖南省高等大学堂，并最终在民国时期发展为湖南大学。此后的湖南大学虽然不断扩展，但始终以岳麓书院的原有空间规模为基础，并且始终以继承和弘扬岳麓书院的千年传统为职志。
曾在1932年、1940年、1944年3次任湖南大学校长的胡庶华，在其撰写的《湖南大学校歌》中明确表示“承朱张之绪，取欧美之长”，既要求承继岳麓书院千年办学的传统，又要求学习欧美的文化教育所长。
2009年，岳麓书院开始实施本科生导师制，肖永明在《书院传统与当代大学教育》一书中介绍：学业导师由教师担任，全面负责学生的成长辅导，包括思想道德和学业，保证每两周必须有两个小时见面时间；生活导师由品学皆优的博士生、硕士生担任，每位导师指导三四名本科生，交流的形式相当灵活，可以走进学生宿舍，也可以与学生一起读书、远足，开展各类文体活动；班级导师由教师担任，负责一个班级的学习、生活等方面的指导工作；学术兴趣小组导师由教师担任，引导一些学有余力、好学深思的本科生亲近和了解学术，引导他们走上学术研究之路。
师生之间的密切关系，依稀可见当年教学相长的盛况。因为亲近导师，许多学生的人生道路也由此改变。岳麓书院的新生常常会听说一位学长的故事：他大一进校时，人生计划是考公务员，经过一年在书院的学习生活，大二时的目标改为要做学术研究，现在，他在复旦大学硕博连读，成为一名优秀青年学者。
南宋末年，蒙古铁骑南下。德佑元年(1275)9月，元右丞阿里海牙兵围潭州，湖南安抚使李芾率军民固守数月，弹尽粮绝。在这场残酷的战争中，岳麓师生荷戈登城，绝大多数都在守城战斗中牺牲，被后人誉为“南轩先生(张栻字敬夫，号南轩——记者注)岳麓之教，身后不衰”。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岳麓书院旧址上成立的湖南大学为日军空袭，不得不迁址辰溪，但仍坚持办学，并有一批学生投笔从戎，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1945年9月15日，长衡地区侵华日军投降仪式在湖南大学举行，岳麓师生见证山河重圆。
一代一代的岳麓师生，用生命证明了千年弦歌不绝，楚材于斯为盛。清代岳麓书院的一位山长旷敏本(1699~1782)写过一副对联：
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陟岳麓峰头，朗月清风，太极悠然可会；
君亲恩何以酬，民物命何以立，圣贤道何以传，登赫曦台上，衡云湘水，斯文定有攸归。
这副对联原联被日机炸毁，此为后人补书，为学子士人提供了一种人生态度和文化担当。登赫曦台上，看风云变幻，岳麓书院的故事，还要继续讲下去。
岳麓书院大事记
唐末五代：智璇等二僧在岳麓山购书办学，形成学校雏形
北宋开宝六年(976)：潭州太守朱洞将学校扩建为书院，岳麓书院诞生
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周式任山长
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宋真宗召见周式，赐手书“岳麓书院”
北宋后期：成为地方最高学府
南宋乾道元年(1165)：湖南安抚使刘珙修复岳麓书院，张栻主持书院
南宋乾道三年(1167)：朱张会讲
南宋绍熙五年(1194)：朱熹着手振兴岳麓书院教育
南宋淳佑六年(1264)：宋理宗赐御书“岳麓书院”，再次出现办学热潮
南宋德佑元年(1275)：元右丞阿里海牙兵围潭州，岳麓师生荷戈登城，绝大多数在守城战斗中壮烈牺牲
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潭州学正刘必大主持重建，恢复宋代旧观
元延佑元年(1314)：再次重修，规制宏整
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毁于战火
明弘治九年(1496)：长沙府通判陈钢、长沙府同知杨茂元重修岳麓书院，结束百年荒鞠
明正德二年(1507)：长沙府守道吴世忠对岳麓书院进行大规模改向扩建，奠定基本格局
明嘉靖元年(1522)以来：全国书院进入发展高潮，岳麓书院得到进一步完善
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巡抚丁思孔进行大规模重建，翌年康熙御书“学达性天”，并十三经、二十一史、经书讲义送至书院
清乾隆九年(1744)：乾隆御书“道南正脉”送至书院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湖南巡抚赵尔巽推进岳麓书院改制为湖南高等学堂
1912年：迁入湖南优级师范学堂，改名湖南高等师范学校
1916年：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迁入岳麓书院
1926年：在岳麓书院旧址上成立省立湖南大学
1937年：湖南大学由省立改为国立
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先后有省立克强学院、国立师范学院、私立民国大学等学校并入湖南大学
1953年：全国院系调整，撤销湖南大学
1959年：恢复湖南大学
1978年：湖南大学被列为全国重点院校之一
1984年4月：成立岳麓书院文化研究所
1986年9月：岳麓书院恢复办学，招收第一批历史专业学生
1988年1月：岳麓书院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0年：获得中国思想史硕士学位授予权
2003年9月：获得专门史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中国哲学、考古学和博物馆学两个硕士学位授予权
2004年3月：恢复“岳麓书院”机构，取代原“岳麓书院文化研究所”
2005年4月：面向高校师生的岳麓书院明伦堂讲会开讲
2009年8月：首招本科生，实行书院特色的“本科生导师制”
2012年6月：中国书院博物馆开馆
2013年3月：成立岳麓书院国学研究与传播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