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前，西北科考团的大部队进入到甘新交界一带的无人区，在零下二十摄氏度的酷寒天气里，粮食罄尽，饥寒交迫，直到1928年元旦后很久，才走进绿洲，开始新的旅途。长达八年的考察，为中国现代学科建设积累了丰富资源。90年后，让我们重温那段困苦的岁月，分担他们的艰辛，分享他们的成果，跟随他们一同走上丝绸之路的漫漫征途。
徐炳昶
前些日子去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参加了一个名称很长的座谈会，“《徐旭生陕西考古日记》新书发布会、徐旭生先生与中国考古学座谈会暨日记手稿捐赠仪式”，发言的人很踊跃，像我这样的年轻一辈都没轮上。
其实，还是有话要说的。简单讲有两层意思：一、《徐旭生陕西考古日记》的出版是先生的夙愿；二、《徐旭生陕西考古日记》是中国现代学术史的福音。
徐炳昶(字旭生)先生写日记本来就有发表的意愿，他在1930年就出版了《徐旭生西游日记》，广赠师友，2007年我在伦敦亚非学院(SOAS)图书馆翻阅中文图书时，就看到了他寄赠给庄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1874-1938)的签名本。
这部陕西考古日记，徐炳昶生前无暇整理，身后才由罗宏才教授完成，也算了却夙愿。日记除了让业界了解斗鸡台考古挖掘的全过程之外，也呈现出了1927年西北之行后，徐先生向着中国考古事业的华丽转身，更让我们看到了他从西北科考到陕西考古中一贯的领导作用——这一切都奠定了其后来在新中国考古事业中的开创之功。
《徐旭生陕西考古日记》最后在他工作过的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举办发布会，也是一种学术传承；先生的后人将日记手稿捐赠给陕西考古研究院，更是一种公器之举。
我读徐先生次子徐桂伦撰写的《徐旭生生平概略》，文中讲到先生在1969年一场大病之后，便患上了严重的老年痴呆症。“批林批孔”开始了，小外孙女拿着一张报纸说：“孔老二是坏蛋！”没想到很久以来都不说话的姥爷忽然一拍桌子，大喝一声：“胡说！”
徐桂伦写道：“刹那间，他遥远的记忆似乎又被激活，是非的标准依然深存于心。”
2017年9月，新文化运动纪念馆，黄纪苏老师把徐先生的哲孙徐十周介绍给我，高大魁梧的徐十周伸过手来，眼神炯炯地注视着我。我当时觉得，犹如90年前，时任北大教务长的徐炳昶教授出发西行之前，在与北京的亲友一一作别。那个场面，真的是“徐徐如生”。
刘半农
西北科考团西行的征途上，是没有刘半农的。但在万里征程的后方，却一直伴随着这位考查团常务理事的身影。
当年与斯文·赫定的谈判，刘半农是着名的“大炮”！
最后签订的十九条协议，就是由刘半农起草的。没有人比刘半农更知道争夺西北主权的意义，无论是领土还是学术。在法国留学的岁月，他就编辑了《敦煌掇琐》。斯文·赫定在他的游记中曾回忆过这段日子，他最在意徐炳昶和刘半农这两位学者的意见。最后，这两人一个做了中方团长与他共赴“西天取经”，一个成了常务理事在北平坐镇筹划。
在《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一书中，斯文·赫定专门画下了刘半农的半边脸面儿。
刘半农作为常务理事，毫不含糊，打报告要经费、打电报做协调，不知干了多少琐碎却又重要的运作。那时中国兵荒马乱，考查团能顺利地运作下来，且不断申请延期考察，足见理事会在后方付出了多少努力。
考查团的成果出来，刘半农写的题签最多，那种成就感是中国学者的集体情怀。
不仅如此，斯文·赫定70寿辰，国际地理学会组织纪念论文集，刘半农作为中国学者代表参与其中。于是，他远赴绥远调查，准备写一篇绥远方言的论文为斯文·赫定祝寿。毫无疑问，这样的参与是答谢其在西北考察中与中国学者的平等合作。
然而，这一去，刘半农却患上了“回归热”，一种现在都没有听说过的热病。1934年7月14日，43的刘半农溘然离世。只留下那首经典的《教我如何不想他》被人传诵。
黄文弼
因为研究黄文弼先生的西北考古事业，前些日子，我在中国社科院考古所见到王世民先生，觉得非常亲切。王先生曾因黄文弼被检举私藏唐写本《文心雕龙·隐秀篇》而写长文辟谣。这个莫须有的检举差点让黄文弼声名扫地，而且直到现在还在以讹传讹。
吃饭时，王先生跟我说：“考古所里黄文弼的办公房间，还没有被拆掉，你知道吗？”我高兴得连饭也吃不下去了。50多年前去世的黄文弼，竟然办公室还在，多么鼓舞人心。
于是，等王先生吃完饭，我们一起下楼，踅着身子进了前院，面对一片旧宅，王先生开始了睹物思人——
“至少从1956年我来所里工作起，到1966年黄先生去世，这里一直是黄文弼先生的办公室。黄先生住的地方，是黎元洪的正房；近代史所呢，是黎氏家庙所在；考古所这头，是黎元洪家的东花园。考古所早上8点上班，黄先生一般都要到9点多才到。他哮喘，很短的一段路，从家里走到办公室，要走很长时间。东花园前面的正房，有两个耳房，西耳房后来因为修建锅炉房，给拆掉了。东耳房就是黄先生的办公室。正房三间，东侧是夏鼐的办公室，中间是当时考古所唯一有沙发的会客室，西侧是我们秘书的办公室。里边的木板都是菲律宾进口的，隔间顶上不封，所以中间开会，两边都能够听到，夏先生在看书，有时也还走过来插话。这个白皮松，黄先生在的时候就有，现在也死了一半……”
王先生今年已经83岁了，历经风雨沧桑，跟我述说这些往事的时候，没有任何表情。寒风中，我们站立许久。然后，他说了一声：“走吧。”此时，王先生的手早已冻僵，在敞开的衣襟下摸索半天，扣不上拉链。我低头替他锁上。那一刻，我觉得站在我面前的，就是老态龙钟的黄文弼。
丁道衡
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的研究人员，在馆藏文献中找到了一份信件底稿，是黄文弼在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考察途中写给另一位团员丁道衡的，信的抬头为“仲良兄”，这不禁让我哑然失笑。黄文弼字仲良，丁道衡也字仲良，如果他俩的往复信件都留下来的话，一定是个“奇观”。
中国古人有名有字，自称己名，人呼其字以表敬重。所以，当看到黄文弼中心的同事们写了一篇《黄文弼与丁道衡在西北考察中的交谊》的文章时，我真想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们：“来一个响亮的正标题，叫《万里流沙双仲良》可好？”
“双仲良”的关系没得说，“双仲良”的贡献也没得说。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于1927年5月进入内蒙古地区之后，6月6日，黄文弼在百灵庙附近姥弄苏木发现了元代的“王傅德风堂碑”，一个信仰景教、支持成吉思汗部落的汪古惕王城也就此被发现，国际蒙古学的权威拉铁摩尔、江上波夫，都是闻风而来的晚辈；7月3日，丁道衡则发现了白云鄂博主峰铁矿，我国最大的稀土工业基地——包头钢铁厂从此诞生。
在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中，“双仲良”的发现值得历史铭记。
丁道衡后来留学德国，在马堡大学获博士学位，1938年回国后，投入到中国西南地区的科学调查中，先后任教贵州大学、重庆大学。可惜的是，他长才未展，1955年因脑溢血去世。
但是，包钢没有忘记丁道衡。1987年，在白云鄂博铁矿发现60周年之际，丁道衡的第一座雕像在包钢落成。2016年，在白云鄂博铁矿发现89周年之际，以“一个人、一座矿山、一座城”为设计理念的丁道衡先生新雕像在白云鄂博矿区揭幕。
此外，丁道衡最后的工作地点——重庆大学，也为这位学校先贤修建了雕塑。
袁复礼
袁复礼先生踏上西北考察征程时，是北大和清华双聘的地质学教授。在考查团中，他是在西北连续考察时间最长的一位，1927年出发，1932年归来。
据说，袁先生后来在北平带着两个相隔五六岁的孩子出门，总有熟人拦住去路，当着孩子的面跟这位当爹的打趣：“这两个孩子怎么回事？差那么多？”
袁先生讪讪一笑：“去了新疆五年，所以他们就多隔了几岁。”这种苦涩心酸的分居，我猜想问者听后一定会略显尴尬。
这个时候，我特别想穿越到北平，等袁先生搀着两个孩子拐过路口之后，在问者耳旁补上一句：“其实，袁先生在新疆的五年也没闲着，还真给袁家添了丁口。”
你能想象得到，我的话对于喜欢八卦的人们是多么有吸引力。“喔？有这么回事？快说来听听，说来听听！”
我并不是有意给袁先生造谣，而真的确有其事。听我给你道来：“他在新疆有两个孩子。一个叫袁氏阔口龙，一个叫袁氏三台龙。其他还有五六个，什么天山奇台龙、宁夏结节绘龙，也都是他的。”
玩笑开得有点大，但真的没错。袁先生在考察中发现的恐龙化石属亚洲首次，从而推翻了过去地质学家认为天山东部不可能有二叠纪三叠纪动物化石的观点。
斯文·赫定的中国西北科考在西方得到的最高褒扬来自于一位瑞典地质学家：“你们费巨款作考察，即使只得此一件大发现，也属不虚此行了。”因此，斯文·赫定专门为袁先生“请”来了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的“北极星奖章”。
袁先生享年94岁，他的家族有长寿基因。2017年9月，我在新文化纪念馆远远地看到了袁家的几位八九十岁高龄的子女，因为不熟悉，也没有上去打听那个“差五六岁”的趣闻。他们看上去都是那么健康、阳光，据闻，其中袁扬是中国着名登山健将，攀登过帕米尔高原上的列宁峰和慕士塔格峰。
君子之泽，永锡尔类。
陈宗器
陈宗器，新昌人，虽然他加入考查团的时间比较晚，但在斯文·赫定领队的两次考察中，均参与了的中国团员，只有他和黄文弼。新疆探险，罗布泊是谜中之谜。普尔热瓦尔斯基和斯文·赫定，明明都到了罗布泊，但打出来的纬度却南北悬殊，几乎让人怀疑现代测量技术的科学性。
陈宗器的两次考察，都幸运地进入了罗布泊，而且是从东西两个不同的方向，并做了细致的测量。1935年，他在斯德哥尔摩发表了论文《交替湖》(Ahernating Lakes)，针对一个多世纪以来罗布泊的位置之争和是否游移湖的观点，他以实地考察的有力证据，提出了交替湖的观点。
陈宗器并不仅仅以罗布泊研究者而知名，他也是中国地球物理科学的开拓者、中国地磁学的奠基人。但他后来的一切成就，都与参加西北科考团有关，与斯文·赫定的提携帮助有关。
新疆归来，陈宗器给自己的一对儿女起名斯文、雅丹。斯文，当然是纪念斯文·赫定；雅丹，则是他怀念在罗布泊地区终日相对的一种壮丽的风蚀地貌。
陈宗器也和袁复礼一样，获得了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的“北极星奖章”。斯文和雅丹在编辑父亲陈宗器诞辰110周年的纪念文集时，正是以《摘下绽放的北极星》为名。雅丹还以实地踏勘的经历，为父亲写了一本传记——《走向有水的罗布泊》。读者可跟随书中的陈宗器走上一圈，就会知道，即使是有水的罗布泊，也不是常人能够生存下来的地方。陈宗器的早逝，与早年罗布泊考察的千辛万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李宪之
李宪之，考查团成员中唯一一位后来在北大退休的教授，其他归来人员都先后去了别的单位。1927年，作为北大物理系一年级生，他得此良机，跟随世界上最牛的学术队伍，进入了一所流动的大学。
先是在额济纳河的葱都尔，李宪之随赫德、钱德满建立了考查团的第一个气象站，随后又在乌鲁木齐、若羌建立气象台。中国西北很多地方的第一个气象站，都是这位北大学徒跟着欧洲老师建立起来的。
李宪之最露脸的一张照片，就是在乌鲁木齐气象站接受新疆地方政府的视察。那种方形的气象百叶箱，好像一百年都没有改变过，但在1928年的迪化，这是个新生事物：李宪之站在木梯上演示，他的师兄刘衍淮协助，新疆教育厅厅长刘文龙一旁认真聆听。正是这张照片，记录了新疆气象科学测量的开启。
大约三年时间，李宪之跟着瑞典老师在人迹罕至的地方观测气象，我想他心里一定动摇过。1928年10月25—26日，在柴达木盆地观测的李宪之度过了人生中遭遇的最强冷空气，帐篷被毁，物品“Gone with the wind”，风速仪在达到最大限值每秒33米后也被吹坏。
没有比这再糟糕的境遇了，但还有更糟糕的。1929年，完成了若羌气象台的全部观测任务，准备从西伯利亚经东北返回北平的李宪之，却由于政治争端，有家难归，只好转身西行，赴柏林留学。
李宪之在德国完成了博士论文《东亚寒潮侵袭的研究》。恰恰正是那次柴达木盆地刻骨铭心的冷空气，启发了他的研究。在论文中，他揭示了东半球的强寒潮可以穿越赤道，在其他半球产生大暴雨或者形成台风。
1936年，李宪之学成归国，一开始选择在清华任教，但由于1952年的院系调整，清华气象系并入北大物理系，成为气象专业。因此，他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北大。直至2001年，这位我国气象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以97岁的高龄辞世。
马叶谦
1927年西北科考团的万里西征，依靠的驮运工具是骆驼，所有团员几乎都留下了骑在驼背上的照片，作为终身留念。
徐炳昶也有一张，但这张照片带给他的却是痛苦的回忆。徐先生在照片两边题字：“这是我在额济纳河动身西行的时候，我的朋友马益占给我照的相。他以后把照片寄给我，并且附了一首小诗：‘我师出发前，惹我颇缠绵。明知是暂别，心总不自然。’那里料到这一别就成永别了！呜呼！徐炳昶，十九年八月五日。”
老师看到学生的“先我而凋”，心里惨怆，莫此为甚。
西北科考的重点之一，是对我国西北地区气象的检测。北大有四位学生被科考团招募为气象员，其中三位来自物理系，即三年级生马叶谦(字益占)、二年级生刘衍淮(字春舫)、一年级生李宪之(字达三)。
1927年9月，西北科考团到达额济纳河之后，就在葱都尔设立了第一座气象台，马叶谦和瑞典人生瑞恒被留下来开展工作。直到1929年4月29日，马叶谦因精神错乱自杀。
如果马叶谦全身而返，他的前途不可限量。长达两年多的气象观测，马叶谦坚持了18个月，对于额济纳地区破天荒的气象观测，他记录的数据功不可没。
西北科考团的每一位中国成员，都在考察中收获了人生中的第一或唯一。但最让人不忍心提及的，就是马叶谦，他是考察期间唯一殉职之人。
对于马叶谦的死，《大公报》曾经进行了连续报道，所述真相是马叶谦接到母亲病重的消息，开始神情恍惚，于是生瑞恒劝他回家，他便匆匆离开了。生瑞恒又派仆人追上去，请他带封信到城里寄出。谁知，马叶谦竟毫无征兆地砍倒仆人，然后自杀身亡。
长期的抑郁可能是导致马叶谦做出反常举动的重要原因。此前，当时的甘肃政府以非法设立气象台站为由抓走了生瑞恒，马叶谦到处奔波施救。
远在乌鲁木齐的徐炳昶在接到马叶谦的多次求救电报后，又电报给南京的蔡元培，几经周折，才由冯玉祥转告甘肃政府解除囚禁。这些惊吓，都导致了马叶谦的不堪重负。
马叶谦是河北献县人。我一直寻找机会，想去此地看看。除了纪晓岚之外，马叶谦是我知道的祖籍献县的第二人。也许，我在那里会邂逅他的子侄辈，告诉我当时的北大是怎样传达马叶谦的死亡，告诉我马叶谦与科考团的一些其他往事。
作者：朱玉麒，江苏宜兴人，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西域文史》主编，兼任新疆师范大学“天山学者”特聘教授、黄文弼中心主任，主要从事清史与清代新疆问题研究。出版有《徐松与〈西域水道记〉研究》等着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