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香文化源远流长，早从上古时代，人们便相信香气具有沟通神灵的功能，因此多将之用于祭祀和礼仪;在日常生活中，香草也起着驱虫、香身、居家熏香等多种用途。汉、唐之后，随着用香的普及，不仅宫中从帝王、嫔妃以至官员等皆趋之若鹜，民间文人雅士亦成为香文化的主要推手;宋代起，甚至还逐渐发展出所谓“四般闲事”，即“点茶、焚香、挂画、插花”，影响后世极为深远。
有关香文化演变的历史，此前理解多限于来自古书的记载，直到跨入20世纪后，拜科学考古之赐，通过大批出土之香具与传世壁画及绘画图像的交相印证，才清楚揭示出古人爱香、制香、品香、行香等仪式，大大增进了现代人对于传统香文化的认识。
贵妃的香囊
由中国古代香文化的相关记载来看，汉代之前用香，有一种是以佩戴为主。如《礼记？内则》称：“男女未冠笄者，鸡初鸣，咸盥漱，栉縰，拂髦总角，衿缨，皆佩容臭。”所谓“容臭”，指的即是装填香料的丝袋，又称“香包”或“香囊”，另有附丝线可挂于颈下者，称为“佩香”。如此将令人愉悦的香物佩戴在身上，不仅可以掩盖异味，在人际互动上免于失礼，想来亦能散发出优雅迷人的魅力吧。
那么，早期的香囊是何种模样呢?20世纪70年代于中国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一号汉墓的考古挖掘，不仅使长眠地底2000多年的西汉轪侯夫人辛追之形象重见天日，也出土了多达十余种香料，分别盛放在药袋、香囊、枕头、妆奁和熏炉内，为世人揭开了汉初贵族妇女用香习俗的面纱。出土之际，除了辛追左右两手各握有一个绣花绢面香囊，墓中还另外可见四件形制相同但大小不一的香囊，内盛茅香、花椒、辛夷等香料。其中，位于东边箱65号竹笥中的一件绮地信期绣香囊(图1)，上部为素绢，下部用黄色绮地“信期绣”缝制，底为几何纹绒圈锦，腰有系带，其刺绣华美之程度，展现了汉代织绣的最高水平，显见当时贵族对于香具珍视的程度。
佩戴香囊的习俗演变到了唐代，更蔚然成风。此点从皇室贵族与士人爱香、佩香的逸事大量出现在诗词文学和史料中，可见一斑。例如，杜牧《长题杂句六首》有“六飞南幸芙蓉苑，十里飘香入夹城”一句，说的便是唐玄宗与杨贵妃游御花园时，车马所经之处虽相隔十里，仍能闻得香味。另外，《旧唐书？后妃上》亦记载，唐玄宗在马嵬坡之变后，欲将杨贵妃改葬于他所，遂派人前往取其尸骨，没想到当寻得葬地欲发棺时，只见其“肌肤已坏，香囊仍在”。
究竟杨贵妃所佩之香囊为何?竟可经久而不腐!虽说在唐墓壁画中不难见到许多侍女腰际佩戴织绣香囊(图2)，但唐代香囊其实并非只有织绣香囊，尚有一种以金属制成、过去被称为“熏球”或“香球”的圆形器。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中出土了大量的金银制香具，据一同出土的《衣物帐碑》所示，在唐僖宗所奉纳的金银器中有“香囊二枚”，此正好能对应到出土的一大一小两件香球，由此才揭开了香囊与香球实乃“共名”，以及杨贵妃佩戴的香囊可能为金银制品的历史谜团。
细观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一件鎏金双蛾团花镂孔银香囊(图3)，囊体为镂空圆球，上下半球以合页铰链相连，下半球内有两个由同心圆组成的持平环，以承轴挂于中央，如此一来，无论圆球如何转动，小杯始终能保持水平，即使倾斜，杯内的香品也不会倾倒出来。这种运用持平装置的精巧设计，类似于近现代航海经常使用的陀螺仪;也就是说，唐代的这项技术至少领先于欧洲1000年以上。由唐代皇室贵族居然将如此先进的科技运用于制作香囊，便不难看出当时人们追求高质量用香文化的风尚。
肩上扛物“沉不沉”?
诚如30年前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金属香球颠覆了世人对于香囊的认知，同地宫所出土的多件香山，也让我们对唐代阎立本《职贡图》这幅名画中的贡物有了新的认识。
阎立本为初唐宫廷画家，工道释人物、故实写真以及鞍马画。本幅《职贡图》所描绘之内容，乃唐太宗时期，南洋婆利、罗刹、林邑三国使者向大唐帝国进贡方物之史实。全幅共画27人，人物皆高额深目，着奇装异服，其携带的贡品包括鹦鹉、花斑羊、象牙、孔雀扇、琉璃器、臂钏、敬浮屠、香料、革屣、珊瑚等名物，充满异国情调，其种类之多样令人目不暇接。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画卷后半段，出现几位仆人手捧或肩扛黑褐色、长条状的贡物(图4)。过去学者多将之视为假山或贡石，但令人纳闷的是，如果是假山，为何仆人手捧如此重物还能一派轻松地行走呢?
法门寺地宫出土之11件大小、重量不一的香山(图5)，或许有助于我们解答此贡物为何。《衣物帐碑》中记载了地宫内的香木乃唐懿宗所供养的“乳香山二枚，重三斤;檀香山二枚，重五斤二两;丁香山二枚，重一斤二两;沉香山二枚，重四斤二两”，经换算后，可得知这11块香木共重1701克。再仔细观察每块香料，均用金线描绘山峦脉络，山峰错立，高耸峻峭，形态巧妙，其造型让人联想到佛教须弥山。那么，阎立本《职贡图》画中出现的贡物，会不会就是南洋诸国进贡的香山呢?倘若我们再仔细观察，在那些肩扛贡物的仆人前面，有一位红衣僧人手捧大壶，且其壶口升起缕缕奇烟，如此一来，答案就不证自明了。
极品香炉三例
中国人在室内焚香，始自战国时代，此时期也开始出现铜制香炉。秦、汉之后，随着制香、用香日益普及，各种式样的炉具应运而生，其材质涵盖陶器、瓷器、铜器、鎏金银器、掐丝珐琅、竹木器及玉石等。这些不同材质、工艺的香炉，除了用于宗教祭仪，也成为古人案头不可或缺的赏玩之物，于静室焚香，亦成为日常生活中陶养心性的必备清课。以下择取三款具有代表性的香炉介绍之。
西汉错金铜博山炉
两汉及魏晋时期因盛行神仙之说，故在香具之中以仙山造型的博山炉最受欢迎，往往可在发掘出土的墓室画像砖(图6)上发现其踪影。至于存世文物中，尤以1968年于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错金铜博山炉之制作工艺最为精湛，装饰也最为华美(图7)。
此器通高26厘米，通体以粗细变化细致的金丝和金片错出流畅舒展的云气纹，炉座以透雕方式铸出三条蛟龙腾出波涛翻滚海面的形状，炉盖则铸出高低起伏的山峦，装饰有虎豹奔走、灵猴嬉戏及猎人巡狩等纹样。博山炉之炉盖设计，以易于出烟为上，在焚烧香草或龙脑时，袅袅香烟升起，宛如终年盘绕仙山的云气。东汉李尤《熏炉铭》所谓“上似蓬莱，吐气委蛇，芳烟布绕，遥冲紫微”，无疑将此情境描述得最为贴切。
唐代鎏金卧龟莲花纹五足朵带银香炉
唐代香炉所用的材料，有金、银、铜、陶、瓷、石等，但真正能代表大唐富丽堂皇气象者，莫过于工艺繁复精致的金银制香炉。金银本身即为贵重金属，而唐代上层社会所消费的香料大部分亦仰赖进口，贵比黄金，以金银香炉与之搭配，自然十分合宜。据史料记载，唐中宗时期曾“用钱三万”，为安乐公主打造了一件以“珍珠、玛瑙、琉璃、琥珀、珊瑚、车磲、琬琰”装饰的百宝香炉。虽说安乐公主的百宝香炉并未留存，但在敦煌莫高窟壁画中尚能见到这类百宝香炉(图8)，系于金银二色之上添加华美绚丽的宝石，确实能让香器更加璀璨夺目。
另外，法门寺地宫中出土的鎏金卧龟莲花纹五足朵带银香炉(图9)，顶上虽无宝石装饰，但在某种程度上亦能展现唐代香炉极致的工艺。此座香炉乃唐咸通十四年(873)将真身舍利从法门寺地宫取出，运往长安后，唐懿宗特别恩赐法门寺的供养香具之一。
此香炉的器身以锤击成形，五根兽足则于浇铸完成后，再以铆钉接合。香炉之盖面高隆，以仰莲瓣相托，下层镂空，便于烟香散逸;底缘则装饰莲瓣纹一周，面上五朵莲花，各卧有一龟口衔瑞草。香炉出土时，附有一炉台，同样带五足，并于托盘下缘装饰朵带。可以想象，当此香炉焚香时，朵带摇曳生辉，再加上香烟缭绕，与金银二色交相辉映，让人仿佛置身庄严佛国，无论在视觉、嗅觉还是心灵上都获得了极大的喜乐和满足。
北宋汝窑天青奁式香炉
与唐代金银制香炉的璀璨夺目相比，宋代皇室或文人所偏好的香炉，又是另一种审美品位。在《听琴图》中(图10)，我们可以见到赵佶身着道服，弹琴给大臣听;琴桌旁摆放着一张香几，上面陈设一件附有托盘的四段式瓷质香炉，炉身为高足杯形，中间为柱式炉圈，基座则为如意足款式。
有学者从香炉颜色白中泛青，以及瓷质细腻、釉色莹润等特征，推测其应为青白瓷器，但也有人认为其可能产自定窑。尽管目前尚无法确认画中香炉的真正身份，从中仍不难窥知宋代香炉所追寻的是一种优雅细腻的古典韵致，以及平易近人的美感。
类似的特质，无论在定窑、汝窑还是哥窑传世香器上都能见到。比如着名的北宋汝窑天青奁式香炉(图11)，乃仿汉代铜樽造型，器形规整，里外满施淡天青色釉，釉面开细碎纹片，釉色莹润自然，正是北宋宫廷或文人所崇尚“造型简静、色泽如玉”的香器之完美典型。
“画”说炉瓶三事
“炉瓶三事”，指的是以香炉、箸瓶、香盒三件组成一整套的香具(图12)，于焚香时使用。古人之所以选择炉、瓶、盒的成组香具，主要是因为其所燃之香品，并不是今天常见成束的线香，而是香丸或香饼，故而焚烧时，必须先用香箸与香铲将香品拾起，再将之按压或抹平。其中，香炉乃作燃香之用，箸瓶用来盛放香箸与香铲，而香盒则用来贮藏香丸或香饼。
“炉瓶三事”滥觞于何时?有图为证。在现藏山西省博物馆、成画于1366年的元代《只园大会图》卷中，便出现将炉、瓶、盒成组使用的案例(图13)。明清时期，“炉瓶盒”这类组合式香具更是广为流行，普遍出现在15至16世纪的绘画中。
如明代杜堇《玩古图》(图14)描绘两位文人在一张大桌前鉴赏陈列的瓷器、古琴、文房和书画等，另有两位仕女立于屏风后理琴、焚香，其所用香具便是鼎式铜炉、插有香箸和香铲的哥窑式箸瓶，以及玳瑁质料的圆扁形香盒(图15)。
“炉瓶盒”三件的材质或花色未必非得一模一样不可，有时人们可以自由地选件组合，例如以淳朴的古铜炉、颜色鲜艳的剔红香盒、典雅的古瓷箸瓶，即能组成一套令人惊艳的“炉瓶三事”。若搭配家中悬画于壁，前有月牙桌倚墙而立，桌上陈设不同造型、材质的“炉瓶盒”，不仅能悦目、香其鼻息、正其心神，亦能彰显香屋主人的个性和独特的审美素养，此自不待赘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