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肯定,单靠中国传统文化不可能完成现代化的任务,单靠中国传统文化也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但这绝不等于说只有打倒中国传统文化才能实现现代化,才能实现民族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虽然没有自发地引导中国走入现代化社会,但中国文化的传统并不必然与模拟、学习现代的政治、经济制度相冲突,东亚各国在学习现代化中的成功就是证明。

　　如果从科学与民主来看,孔子本来非常重视好学博学,宋代以来的儒学特别强调格物致知,这些都为近代中国接引西方科学的输入奠定了基础。古代儒家的民本思想,虽然并未历史地发展为民主政治的设计,但在价值观上是可以通向民主的。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证明儒家思想与科学、民主没有冲突,是可以融合的。

　　尤其是,战后东亚儒学文化圈内各国的经济起飞和中国经济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高速发展,证明了后发现代化国家并不需要先经过文化的自我革命才能实现现代化,受儒家文化滋养的社会完全有能力在开放的空间实现现代化。

　　当然,儒学不是鼓吹革命的意识形态,儒学也不是启动改革的精神动源,但儒家文化所熏陶的人士也重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近代以来的儒家士大夫如林则徐、魏源、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康有为、谭嗣同等,都是主张开放改革的仁人志士,百年来追求救国救民、追求民族复兴的人,往往都在其人生中践行了儒家倡导的精神价值。

　　更重要的是,儒学是探求“治国安邦”“长治久安”的思想体系,这一特点使得儒学在现代化之中的中国社会重新显现出其长久的意义和价值。

　　如社会学家所指出的,现代文明内在地包含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紧张,现代文明的突出特色是工具理性的发展,市场经济和功利主义成为主导,价值理性则相形萎缩。因而与一切古代文化传统如基督教、佛教传统一样,儒家思想与市场化和功利主义的现代化文明是有冲突的。

　　在中国,现代的市场经济与商业化趋势,已经导致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的大幅度扩张,而儒学的价值理性正可以适应现代社会对于道德规范与精神文明的要求,以改善社会的伦理生活与精神生活,而使现代化趋向文化上平衡、结构上合理、伦理上合宜的发展,为现代化工程确立适当的人文环境。所以儒学对现代化的作用主要不是工具意义上的助推,而是坚持倡导与现代化市场经济相补充、相制约的伦理价值和世界观。

　　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今的重要意义,除了确立民族文化根源和发展文化传承以外,主要不是为推动全球化、现代化的进程,而是：

　　在社会层面上,满足社会秩序、伦理、文化、心灵的需要,建设社会的精神文明；

　　在政治层面上,探求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来构建共同价值观、巩固国家的凝聚力,积极地运用中国文化的资源以重建和巩固政治合法性。社会转型需要一种与之前时代不同的意识形态。

　　在现代化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道德秩序和个人安身立命的问题日益突出起来,市场经济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带来了人与人关系的新的变化。与其他外来的文化、宗教相比,在稳定社会人心方面,传统文化提供的生活规范、德行价值及文化归属感,起着其他文化要素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在“心灵的滋养、情感的慰藉、精神的提升、道德的指引”方面,为当代市场经济社会中的中国人提供了主要的精神资源,在引导心灵稳定、精神向上、行为向善、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文化有其自己的价值领域,那种把文化问题总是联结到现代化、全球化的单一思维应当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