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国文化悠久、影响广泛的两大民族，汉、藏之间自古以来就有着密切的文化交流，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内容。敦煌遗书中多达上万件吐蕃统治敦煌地区留下的汉藏文佛教典籍、官私文书、诗文、账目、杂抄等，真实地呈现了汉藏文化早期交流的具体情形。

　　唐贞观八年(634)，吐蕃遣使通贡，唐蕃之间的官方交往正式开始。贞观十五年(641)，文成公主入藏，揭开了唐蕃文化交流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一页。吐蕃开始从服饰、居室、风俗习惯等方面学习唐风，又派遣贵族子弟入朝学习儒家典籍，请汉族文人掌管表疏公文，还“请蚕种及造酒、碾、硙、纸、墨之匠”(《旧唐书·吐蕃传上》)，使唐代工艺文化源源不断输入吐蕃本土。景龙四年(710)，金城公主出嫁赤德祖赞，“帝念主幼，赐锦缯别数万，杂伎诸工悉从，给龟兹乐”(《新唐书·吐蕃传上》)，唐蕃文化交流更为密切。

　　安史之乱爆发后，河西陇右劲旅调往中原平乱，吐蕃趁西北边防空虚之机大举进攻唐西北边境。从广德二年(764)攻克凉州，到贞元二年(786年)沙州以“毋徙佗境”为约与吐蕃议和，河西走廊进入吐蕃统治时期。大中二年(848)，沙州豪强张议潮率众赶走吐蕃统治者，并于咸通二年(861)收复河西重镇凉州，河西走廊重新回归唐朝版图。吐蕃统治河西诸州的数十年，为汉藏文化的近距离交流提供了一个历史契机。

　　吐蕃统治敦煌后，推行了一系列吐蕃化政策，使这些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打破了固有传统，原有以中原传统文化为主导的敦煌文化进入了变异期。如军政职官方面，设立了节度使、乞利本、节儿、监军、都督等各级官员，改原县、乡、里各级行政机构为部落、将，设置部落使、将头，将吐蕃本土制度与敦煌地区原有唐朝制度进行有机结合。如《阴处士碑》(P.4638)中阴嘉义“所管大蕃瓜州节度行军先锋部落上二将告身减旃”，就是唐蕃制度结合的产物。这一时期愿文中有“蕃汉节儿”“二节儿”之称，说明节儿一职由吐蕃人和汉人共同担任、分管事务，是吐蕃为了适应新占领地区而制定的新举措。总体来说，吐蕃在敦煌地区的统治是以合作施政为基础，为汉藏文化的交流提供了现实保障。

　　吐蕃统治期间，除吐蕃驻军外，还有吐蕃僧侣、官吏、百姓移居敦煌地区。由于统治者推行吐蕃文化，敦煌民众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熊罴爱子，拆襁褓以文身；鸳鸯夫妻，解鬟钿而辫发。”(P.4640)除“文身”“辫发”外，还要穿吐蕃服饰，这时石窟壁画中出现了身着吐蕃装的经变人物形象和供养人像。语言文字方面，汉、藏语并行，涉及军政、法律、经济、教育等各个方面。如P.T.1297《宁宗部落夏孜孜永寿寺便麦契》，是用藏文写成的契约；藏文文书Fr.80汇报沙州驿户泛国忠等人袭杀蕃官的经过，与汉文文书S.1438中的相关记载一致，是就同一事件向上级汇报的公文。此外，敦煌遗书中保存的《千字文》《开蒙要训》《九九乘法表》等童蒙读物，《寒食诗》《孔子项托相问书》《茶酒论》等文学作品，以及《尚书》《战国策》等传统典籍都被译为藏文，供汉人学习藏文或吐蕃人学习汉文化，反映了当时藏文学习和使用的情况。

　　佛教是包括汉、藏及其他民族在内的敦煌民众的共同信仰，这一时期的汉藏佛教文化交流最为密切。吐蕃统治者对佛教的大力扶持，既是出于自身信仰的需求，更是在新占领区施政的重要手段。吐蕃统治初期，统治者大兴佛教，广译真经，延请僧徒入蕃讲法，佛教文化交流呈现出一派繁盛景象；吐蕃统治后期，吐蕃僧人法成利用藏汉两种文字在河西进行翻译、着述、讲经等活动，佛教文化交流更加直接和密切。吐蕃统治者还在敦煌地区组织了大规模的抄经活动，包括汉、藏在内的多个民族的抄经生参与其中，共同致力于藏文佛经的抄写，其中一些经卷还被送到吐蕃本土寺院收藏至今。可以说，这既是一项声势浩大的佛教文化活动，也是一项吐蕃文字的普及活动，更是一项以佛教为共同信仰的民心工程，极大促进了吐蕃佛教与汉地佛教的融合，也促进了敦煌地区以汉藏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化的交流。

　　石窟艺术是佛教文化的集中体现。吐蕃统治敦煌之前，敦煌莫高窟已经成为光辉灿烂的佛教艺术殿堂，吐蕃时期在此基础上继续修建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主要体现在：壁画中出现了吐蕃人物或身着吐蕃服装的汉人形象。如154窟《金光明最胜王经变》中的赶象人、《药师经变》中的送食者等都是蕃装人物。这一时期的《维摩诘经变》与初唐时期同类壁画有所不同：原本绘制异族番王的位置换成了吐蕃赞普及其侍从的听法场景，与之相对的则是唐朝皇帝及其侍从。这两组关键人物的相对出现，体现了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画工的巧妙用意，潜在地表达了敦煌民众希望唐蕃之间消弭战争、维持和平局面的美好愿望。除了继续使用原有题材外，还增加了《报恩经变》《金光明最胜王经变》等新题材经变画，其中《金光明最胜王经变》的出现与《金光明最胜王经》在吐蕃统治时期盛行有关，这一题材护世护法的思想主旨，表达了敦煌民众渴望和平的心愿。在洞窟造型方面也出现了新的因素，如盛唐洞窟已经有少量的屏风画，到吐蕃统治初期开始增多，至吐蕃统治后期完全成熟，还出现了藏文题记。这些都是汉藏文化交流在石窟艺术中的体现。

　　文化的嬗变自然会影响文人的心理和创作，使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具有与以往不同的风貌。这一时期的汉文文学不仅体现汉民族的文化心理，也间接反映了吐蕃统治者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古藏文作品是该时期文学的新因素，集中体现了汉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陷蕃初期以“陷蕃诗”为代表的作品，无不充溢着“破落官”“没落官”的故国之思。吐蕃统治中后期，僧俗文人为吐蕃统治者撰写功德记，并在佛事应用文中为其祈福禳灾，体现了文人心态的变化和文学的变异。

　　在推行吐蕃化管理的同时，吐蕃统治者和民众也在大量学习、接受汉文化。吐蕃官员在沙州修建寺院，并请汉族文人撰写功德记。如敦煌文人窦良骥撰写的《尚起律心儿圣光寺功德颂》，是沙州首任守官尚绮心儿修建圣光寺的功德记，《吐蕃论董勃藏修伽蓝功德记》是吐蕃官员董勃藏修建敦煌“州东三里平河口侧，故坏伽蓝一所”的功德记。功德记中历述家世渊源、本人生平事迹，与汉人功德记并无二致。又如藏文本《礼仪问答写本》，以对话形式论述待人接物，应对进退，处理君臣、父子、师生和主仆乃至夫妻之间的关系，体现了对儒家思想中“忠孝”这一核心文化的吸收。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是有关吐蕃早期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包括吐蕃大事纪年、吐蕃赞普传记、小邦邦伯家臣及赞普事迹三部分，是吐蕃受到敦煌汉族士人重史、修史之风直接影响的具体体现。这些吐蕃历史文献产生于7至10世纪，几乎从藏文的创制开始，直到9世纪中叶吐蕃统治者退出河西地区以后仍在继续，对后世了解吐蕃早期历史文化及汉藏文化的早期交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