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学科分类而言，医学与文学无疑是不同的学科。但如果从文化层面进行分析，这两种学科都是将人作为研究对象，“以人为本”是两种学科的共同本质。医学治疗人体痛苦，文学帮助人类探索心灵归宿。在分析医学与文学的形成过程时，我们往往会发现这两种学科都曾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二者存在天然的共通性。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大树上的不同“分枝”，两种学科同根同源，有着本质上的内在关系。

　　中国传统医学依托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进行传播。在传统文化的早期阶段，文化呈现出一种综合的形态，这种形态成为孕育中国传统医学与古典文学的共同摇篮。在这两个学科尚未独立分离出来的时候，中国传统医学与古典文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杂糅现象。无论是诗歌、民歌、民谣还是市井小调，都是古代医学重要的传播载体。以《诗经》为例，其中有大量关于医学内容的描写，其中对阴阳、五行、脏腑、疾病、医疗、药物等均进行了相关记述。仅以药物为例，《诗经》中记录的目前已知的花草种类有149种，能够作为药物使用的种类大约有60种，例如：芣苢——车前子，蝱——贝母等。在《诗经》中提及的具有药用价值的事物，木本植物大约有20种，比如桐、柏、梨、槐；虫类入药品种超过90种，包括蟾蜍、虿(全蝎)、蛇。此外，在阅读《诗经》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与医学有明显关系的内容，比如《国风·卷耳》：“陟彼崔嵬，我马虺隤……陟彼高冈，我马玄黄……陟彼砠矣，我马瘏矣，我仆痡矣，云何吁矣！”这首诗讲述的就是对疾病的基本认知，其中“虺隤”指的是马罹患疾病，无法实现登高。而“玄黄”指的是马生病出现变色的情况。“瘏”说明马的病非常严重，已经无法前进。“痡”意味着人生病后无法顺利行走。《诗经》对中草药治疗疾病的疗效等情况也有记载。《诗序》云：“《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则妇人乐有子矣。”认为芣苢(车前子)具有治疗女性不孕问题的功效。《大雅·生民》云：“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诞弥厥月，先生如达。不坼不副，无菑无害，以赫厥灵。上帝不宁，不康禋祀，居然生子。”其中“夙”，现代解读为肃，指女性身怀六甲后生活严肃，有着注重胎教的意味。

　　《诗经》不是真正的医学着作，但却开了以文传医的先河。后世的医学着作很多都继承了这一文化传统，呈现出浓郁的文学色彩，特别是诗词歌赋等文学体裁，在脉学、方剂、药学、针灸及各科医学着作中都有广泛运用。李时珍的《濒湖脉学》就很典型，其中有着大量关于脉学的绝句，比如“浮脉惟从肉上行，如循榆荚似毛轻。三秋得令知无恙，久病逢之却可惊”，这四句诗就将浮脉的位置、脉象、临床价值等描述得非常清楚。

　　事实上，很多医学古籍本身就是有着丰富文学价值的作品。在阅读这些古典医学着作时，往往能够体验到文学中的那份恬然和深邃。仅以中国经典医学中最早的系统医学着作《黄帝内经》来看，其中很多记述就充满了文学色彩。其开篇“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就以充满文学色彩的笔法论述了传统医学中的天人感应思想。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蕴含中国传统医学知识。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与医学相关的着作很多，包括《左传》《庄子》《吕氏春秋》等，都汇集了大量医药寓言故事。《三国演义》《金瓶梅》《红楼梦》《醒世姻缘传》《老残游记》等名着中的医学思想更是丰富。仅以《三国演义》为例，书中对疾病的描述颇多，曾借书中人物之口，论述过曹操的头痛、司马昭的中风、姜维的心绞痛、刘备的痢疾等。类似这种文学作品中涉及医学知识的情况很多，在不同时期的市井文学中，都有着明显与医学相关的内容。《镜花缘》中记录的医方数量达到17个，或者是作者李汝珍自拟，或者是民间验方，都有一定实践功能。清代医家陆以湉《冷庐杂识》曾言：“《镜花缘》说部，征引浩博，所载单方，以之治病辄效。”《红楼梦》中涉及的疾病有114种，方剂共45个，对药物的描述超过120类，其中对林黛玉病情的描述，一直都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林黛玉的“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在中医看来正是肺肾阴虚的一个病征，而《红楼梦》中对林黛玉性格与命运的描述，与其疾病的变化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在某些情节中直接将作者的医学观点表达出来，比如，在第八十三回中，王太医给林黛玉的诊疗记录：“六脉弦迟，素由积郁。左寸无力，心气已衰。关脉独洪，肝邪偏旺。木气不能疏达，势必上侵脾土，饮食无味，甚至胜所不胜，肺金定受其殃。”由一斑而窥全豹，仅一部《红楼梦》就有着如此丰富的医学内容，如果系统地梳理整个中国古典文学，其中所包含的医学知识恐怕就更是不计其数了。

　　中国传统医学作品承载着中国文学的文化内涵。中国古代有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就是医儒不分家。在这种理念的影响下，很多文学大成者走上了医学道路，而医者中兼通医学与文学的也是大有人在。比如魏晋着名学者皇甫谧不仅在文史研究方面颇有建树，着有《帝王世纪》《高士传》等作品，同时对中医针灸也颇有研究，被誉为“中医针灸学之祖”。他在瘫痪后自发学习医道，撰写了针灸学史上重要的奠基之作《针灸甲乙经》。而且，他的哲学观点在其医学着作中也有鲜明体现，《针灸甲乙经·精神五脏论》说：“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而生者也。”论述的就是“生命万物都是由‘气’这个根源构成”的观点。东晋着名医学家葛洪以其医学成就着称，但是他在文学与哲学方面的成就同样令人赞叹，鲁迅先生曾赞誉其笔记体小说《西京杂记》“意绪秀异，文笔可观”。而他的哲学着作《抱朴子》，不仅论述了大量对道教思想的研究心得，而且有着许多对药用植物的记载。其中如《抱朴子内篇·仙药》中就对许多药用植物的成长习性、主要产地、状貌特质、入药部分及医治功效等，都作了详尽的记录和说明，对中国后世医药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范仲淹提出的“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的主张，曾影响了中国历史上一大批文人士子。其实，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文学家，对医道都有着精湛的研究。如白居易、苏轼、陆游、元好问、蒲松龄、刘鹗等文学家皆有医学作品存世。仅以苏轼的《人参》一诗为例：“上党天下脊，辽东真井底。玄泉倾海腴，白露洒天醴。灵苗此孕毓，肩肢或具体。移根到罗浮，越水灌清泚。地殊风雨隔，臭味终祖祢。青桠缀紫萼，圆实堕红米。穷年生意足，黄土手自启。上药无炮灸，龁啮尽根柢。开心定魂魄，忧恚何足洗？糜身辅吾生，既食首重稽。”就以诗歌的形式，生动介绍了人参的形态、特性、服用方法及服用功效。

　　中国传统医学与中国古典文学，虽然所属学科不同，但它们共同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相互滋养，彼此融通。这样的联系，既赋予了医学以诗意，也丰富了文学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