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圣人也”，每每谈及孔子，这种前篇一律的观点便会先入为主。纵览历史，除新文化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孔子思想的错误批判，孔子长期被“神圣化”乃至“妖魔化”的确是个事实。笔者认为，这种现象的长期存在，对客观评价孔子及其思想内涵是有害无利的，因此，我们要让孔子走下神坛，还原一个“凡人”孔子。

　　从古至今，人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把研究《论语》等同于研究儒家经典，等同于研究孔子思想之精髓，然而，大多数人忽视了《论语》的历史意义——基本史料作用。作为史料，《论语》为后人还原了一个真实、而非被任意拔高了形象的孔子，它让孔子走下神坛，让孔子成为百姓心中博学睿智却平易近人的教书先生。

　　一、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

　　宰予是孔子的一个弟子，他聪颖过人，擅长言辞，具有政治演说家的风范。但他也是最令孔子头疼的学生，他个性不羁、学风不正——这显然有悖于孔子“礼”的思想。有一天，宰予又在孔子的课堂上睡着了，孔子终于忍无可忍了。他一改往日温文尔雅、循循善诱的风格，毫不留情地用尖锐的言语批评了宰予：“好你个宰予，真是块烂木头，也雕不出什么东西来，这是块粪土砌的墙壁，再也粉刷不上什么！”孔子大概心想：宰予这人，真是无药可救了！但冷静了一会儿，孔子又说了：“对于宰予这个人，何必再谴责他呢？”此刻他似乎开始感慨人生了：“一开始，我对于人，是听了他的话之后便相信他的行为；现在，我听了他的话后，还要观察他的行为，才能考察他的人品。但宰予这个人，真是颠覆了我的三观啊！”一“始”一“今”，孔子感叹万千，他早已不是“圣人”了。他是个普普通通的教育工作者，面对“问题生”，他也会头疼，也会无奈地叹息。他的因材施教法并非万能，至少在宰予身上不太管用。所以，孔子只能“于予与何诛”了。

　　宰予是最令孔子头疼的学生，不善言辞的老实人颜回则是孔子最喜欢的徒弟。《论语》中不只一次记录了孔子夸赞颜回的话。

　　孔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回也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

　　孔子不喜欢光而过耀的学生，他喜欢颜回这样敏于行而讷于言的弟子，可见孔子重在培养仁德之人，而不是具有批判力的科学家。因为这样勤勉好学的学生，一方面“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学问了得，能将老师高超的教学水平体现得淋漓尽致，另一方面对老师毕恭毕敬，给足了老师面子，能树立起老师的威严。孔子不是圣人，锋芒毕露的学生他不会太喜欢，因此他的学生也不会说出“吾爱吾师，尤爱真理”这样的话，他也不绝不会要求他的学生“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斯多德为友，更与真理为友”，他也有小私心，别人说话太直或许他会觉得自尊心受伤了。

　　颜回大概可以算作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典型了，一方面踏实肯干，一方面安贫乐道。颜回因此得到了孔子至高的礼赞，以至于他英年早逝时，孔子痛哭流涕：“天丧予！天丧予！”孔子也是性情中人，他也会悲伤落泪，因为他“不迁怒，不贰过”的弟子离他而去了，他不知道要多久才会遇到第二个颜回。

　　儒家讲求温柔敦厚的中庸思想，像宰予这样棱角分明的学生，自然是得不到孔子的欣赏的，颜回踏实儒雅，学问渊博而通晓韬光养晦之道，显然深得孔子的赞赏。处于封建社会下的中国士大夫热衷于明哲保身，不偏不倚的治国之道被他们奉为神旨，在封建等级森严、各集团利益错综复杂的大环境里，颜回式的“敏于行而讷于言”是至高无上的品性。而时代的进步却不能仅仅依赖于“老好人”，因为不偏不倚时常会沦为人云亦云，庸俗无奇，适度合宜时常会流为苟安折中。

　　于我而言，宰予并非“朽木不可雕”的差生。在这个世界上，圣贤的话，不可不听，不可全听，尤其那些自以为是圣贤，或被捧成圣贤的话，更大可不必奉为圭臬。因为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新生事物不断涌现，科学文明日新月异，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因此，像宰予这样能够独立思考、绝不盲从的学生，这样一个不唯唯诺诺，充满阳光的学生，代表着可敬可畏的未来。即使偶尔睡个懒觉，打个瞌睡，也不必一板子打死。如果统统都是乖孩子，如孔子在《论语》所规定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如果这个世界上一个个都是按发豆芽菜般成长起来的人，长此下去，将来还会有发展、有进步吗？

　　这个时代是需要李贽的，这位伟大的反封建的狂狷者，正是从这间普通的民厝开始了“有德行而后有政事文章”的坎坷历程，最终登上了一个时代“天下皆靡然宗之”的思想高峰；这个时代是需要林觉民的，在那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社会里，他犹如黑夜里的一道闪电，划破了阴霾密布的天空。执着于热诚的信念，他以一个拓荒者的姿态，义无反顾地走上“为天下人谋永福”的道路，视死如归。

　　二、《论语》集中阐释了孔子思想的核心——仁。据统计，《论语》中“仁”字凡一百零九见，它是一切理论的中心，所有的关于“礼”、“乐”的规范，都不过是手段，是为实现“仁”这一道德的最后完善而服务的。在孔子所生活的那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年代，“仁”的思想无疑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但“仁”并不是高高在上的君王才应该遵守的准则，更是每一个人应具备的品德——要关爱身边每一个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仁”，不仅仅镌刻在皇家青铜礼器上，更深深地铭刻在百姓的心里。

　　《论语》中我最喜欢的一句话，不是脍炙人口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类，也不是颇具气度的“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而是《乡党》中的：

　　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

　　此处标点有争议，第一种观点认为，此文标点如下：

　　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

　　翻译为：马房烧了，孔子退朝回家，问道：“伤了人吗？”没有问马的伤亡情况。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应这样句读：

　　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

　　译文为：马房烧了，孔子退朝回家，问道：“伤了人吗？”(回答说：)“没有。”接着询问马的情况。

　　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更妥帖些。两种观点的差别在于，前者“不问马”为一句，后者将“不问马”标断。这一细小的变化，使意义有了明显不同，按照前一种标点，孔子只关心人的伤亡，对马的伤亡则不闻不问，那么，孔子就是一个十足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者了。

　　仅仅十二个字，就把孔子的人本主义体现得淋漓尽致了。凡人孔子的思想里，希望维护统治者的权势，也不乏对普天大众的体恤。马厩着火后，他立刻从朝上退下来，急忙问：伤到人了吗？得到否定的回答后，仿佛舒了一口气，再问，马伤到了吗？可见，孔子以人为本，却也不是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者。这一句，我私以为，最能够体现他的“仁”，不仅爱人，也爱自然界中其他的生命。

　　记得小学《思想品德》课本里还有提到刘文学、张高谦、努尔古丽的故事，他们正值年少，十一二岁的孩子，却为了保护公社的辣椒、羊群和骆驼，英勇献身。那个年代的英雄人物，如今已经不符合时代的潮流。在那动乱的年代，“打倒孔家店运动”如火如荼，如果早有人意识到这十二个字的可贵之处，也许这些花样年华的孩子，就不会成为时代的牺牲品。

　　孔子生前有教无类，世传他有“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人”，而在其身后，千百年来，争相以孔门弟子自居者更是不计其数，何也？大概是因为孔子在他那个时代，还不是神，更不是迂腐老头儿，而只是一位思想开明的老师。走下神坛的孔子，是我们心中最平易近人的孔子：睿智的老者，和蔼的先生。品读儒家，是否也可以带着平视的心态，与先人对话，感受每个时代里最触动内心的言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