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书，是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一种边缘性字体。偏于楷书者，称为行楷；偏于草书者，称为行草。与楷书相比，行书经常运用连笔和省笔，书写快捷；与草书相比，行书比较规整，容易辨识。

　　行书又名“行押书”，因古人多以行书签押署名。唐代张怀瓘在《书断》中称：“行书者，后汉颍川刘德升所造也，即正书之小讹。”也就是说，行书起源于东汉末期，此时的“正书”为隶书，因此行书是从隶书演变而来的。当然，说刘德升创行书，正如说李斯创篆书一样，一种字体不可能由一人独创而成，刘德升应是行书的整理、规范者。

　　关于行书的主要特点，苏轼有个形象的比喻：“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把楷、行、草三种不同的字体比作人的站立、行走、奔跑三种姿势。明代丰坊《书诀》说：“行笔而不停，着纸而不刻，轻转重按，如水流云行，无少间断，永存乎生意也。”行书因其书写奔放、意态活泼、潇洒流畅、笔法多变、结构多姿，历来为文人雅士和人民群众所喜爱。

　　在行书180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有三帧里程碑式的开山巨作：东晋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中唐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北宋苏东坡的《黄州寒食诗帖》。它们先后媲美，各领风骚，成为行书标杆性的经典作品，被后世并称为“天下三大行书”。

　　晋代：韵度唯尊

　　行书产生于东汉，形成于魏晋，经东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推陈出新，糅进楷法，才成熟完善起来，并形成一种不同于汉魏质朴书风的妍美流便的尚韵书风。这种书风与晋人风神潇洒、不滞于物的心灵姿貌相适应，追求笔墨技巧之外的生命情调，其代表作就是被历代公推为“天下第一行书”的王羲之《兰亭集序》。

　　 《兰亭集序》——乐悲之书

王羲之《兰亭集序》(唐冯承素摹本) 24.5×69.9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背景介绍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黑暗的年代，然而在精神上却又极其自由和开放。中国文人对生命价值的探索由来已久，但其生命意识的真正觉醒则在汉末和魏晋。此时，统治中国数百年的儒学大厦已经彻底崩塌，伴随着曹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喟叹，魏晋文人们开始了对生命密度和质量的追求。由于魏晋玄学以自然观念超越生命矛盾的解脱并不彻底，于是人们转而从有限的生命里去寻求自我的满足，把自己的人生理想，融化在实实在在的生活中。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便是这种心态的典型表现。

　　东晋永和九年(353年)三月初三，在绍兴郊外的兰亭，时任会稽内史的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42人举行修禊(xì)之礼，并饮酒赋诗。应众人要求，王羲之为大家所作的诗作写序。当时他酒酣意足，思逸神超，乘兴写了这篇文书俱绝的不朽名作——《兰亭集序》。

　　作品解析

　　《兰亭集序》全文共28行，324字，抒发了作者对人世生死无常、好景不长的感慨之情。此时，王羲之年已50(王羲之生年有303年、321年两说，按后者推算王羲之写《兰亭序》时是32岁)。面对良辰美景，王羲之乘兴写道：“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由于时代和家族的双重重负，王羲之不可能物我两忘，完全沉浸在大自然的美景之中。故而，序文在描述了兰亭美景和修禊之乐后，转而对人生忧患发起议论：“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几许凄凉，几许无奈！好像作者已经快要参透人生的虚幻无常了，可是笔锋一转道：“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又彻底否定了庄子超迈旷达的人生观。王羲之的悲哀，在于面对明山秀水时始终难以释怀的生命关怀。正如着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所言：“晋人虽超，未能忘情。”

　　书风特点

　　《兰亭集序》为后世树立了具有高度艺术典范性的行书标准，堪称“尽善尽美”。通观全帖，有如行云流水，潇洒飘逸；骨格清秀，点画遒美；疏密相间，布白巧妙；在尺幅之内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形式美要素。无论点、横、竖、撇、捺、提、钩、折，都极尽用锋遣毫之妙，笔画映带富有韵律。每一字都姿态殊异，全帖20个“之”字、7个“不”字、6个“以”字，无一雷同，字字精彩。王羲之奠定了妍美流便的新体行书风格，后人评曰：“右军字体，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

　　唐代：秀壮并存

　　唐代行书由两个系统构成。一个系统是王羲之书风。由于唐太宗极力推崇王羲之，唐代掀起了研习王羲之书法的热潮，形成了以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陆柬之、柳公权等为代表的“崇王”书家群。另一个系统是颜真卿、李邕的创新书风，他们突破“二王”藩篱，开创了行书的独特面貌。其中，颜真卿变王羲之行书的纤秀妍媚为丰腴雄健，其代表作《祭侄文稿》与王羲之《兰亭集序》分别代表了行书“阳刚美”“阴柔美”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

　　《祭侄文稿》——悲愤之书

颜真卿《祭侄文稿》 28.2×72.3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背景介绍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时任平原太守的颜真卿与其从兄常山太守颜杲卿分别在山东、河北起兵抗击叛军，颜杲卿之子颜季明于两地往来联络。叛军攻陷常山后，颜杲卿父子不幸被俘。叛军将刀架在颜季明的脖子上，威逼颜杲卿投降，颜杲卿不肯屈服，父子双双被害。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颜真卿派人寻找颜杲卿父子遗骸，结果颜杲卿失去一足，颜季明仅得其首。面对兄、侄遇害的惨状，颜真卿怀着极其悲愤的心情，挥笔写下了血泪凝成的不朽巨制——《祭侄文稿》。

　　作品解析

　　《祭侄文稿》全文共23行，268字(涂去34字)。今观其迹，颜真卿的忠义之气和失侄之痛仍跃然纸面。全文从追记颜季明往事开始，此时作者情感释放仍不失理性，因此字势平稳，行笔稍缓，笔调比较含蓄。随着文章的逐渐展开，作者的情绪也开始跌宕起伏，字势逐渐打开。当述及常山孤城为敌兵所围而“贼臣不救”时，颜真卿的字迹就变得十分凌乱，写错涂抹的地方也开始增多。至“父陷子死，巢倾卵覆。天不悔祸，谁为荼毒？念尔遘残，百身何赎？呜呼哀哉！”句，颜真卿肝胆俱裂，用笔顿挫增强，字形忽大忽小，笔墨时断时续。再至“抚念摧切，震悼心颜”8字，大悲大愤之情喷涌而出。结尾处“魂而有知，无嗟久客。呜呼哀哉！尚飨。”作者精神上似乎进入了恍惚状态，字形几乎难以辨认，字势向右下方欹侧连绵，悲愤之情达于极点，不过此时已是欲哭无泪了。

　　书风特点

　　《祭侄文稿》为颜真卿50岁时人书俱老之作，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颜真卿将娴熟的笔法、结体、章法与自身炽烈奔放的情感融为一体，字里行间充满了爱与愤、伤与惜、悲与痛的情感纠结。《祭侄文稿》是个人情感和书法技巧完美结合的巅峰之作，犹如一曲大气磅礴的交响乐，序曲、发展、高潮、尾声4个乐章俱全，笔画之间像音节一样跳动，传达出作者悼念亡侄时的情感波动和思绪起伏。后人评价唐人“尚法”，而《祭侄文稿》已有了“尚意”的表现。故宋人“尚意”书风或许从此得到启示。

　　《祭侄文稿》也是创新求变的典范之作，它将篆隶笔法融入行草，浑厚圆劲；同时纯用中锋行笔，一改中侧并用的传统用笔方法；并吸收民间书法的朴茂厚重，与飘逸温雅的“二王”书风拉开距离。面对此稿，不禁为那苍劲的线条、雄浑的气势和天真烂漫的形式所吸引，让人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颜真卿改变了“二王”行书一统天下的格局，其《祭侄文稿》是《兰亭序》后的又一座艺术丰碑。

　　宋代：尚意抒情

　　行书经魏晋的黄金期、唐代的发展期后，到宋代达到了新的高峰，开始以一种尚意抒情的新面目出现。这种尚意书风充分发挥行书的抒情达性功能，突出行书创作的至情宣泄，产生了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四大书法家，他们均以行草或行楷见长。最能体现这种尚意书风的，是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的苏轼《黄州寒食诗帖》。

　　《黄州寒食诗帖》——悲怆之书

苏轼《黄州寒食诗帖》 34.2×18.9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背景介绍

　　《黄州寒食诗帖》作于北宋元丰五年(1082年)，苏轼时年46岁，此时距他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已经三年。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六月，御史中丞李定等人摘录苏轼诗文，弹劾苏轼“指斥乘舆”“讪谤朝廷”“反对新政”，苏轼遂在湖州知州任上被逮赴狱，后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这就是着名的“乌台诗案”。次年二月，苏轼来到荒僻的黄州，在江边筑室“雪堂”，在这间潮湿低矮的小屋里，度日如年地熬了三年。仕途的坎坷，精神的孤寂，生活的困窘，加之适逢寒食苦雨，苏轼悲怆的情绪郁结于中而不得不发之于外，于是即兴写下了《黄州寒食诗帖》。

　　作品解析

　　《黄州寒食诗帖》为两首五言古诗，共17行129字，一扫苏轼往日的清词丽句，读来苍凉惆怅，字字含泪。

　　第一首诗为：“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该诗描写了苏轼困居黄州三年的清苦生活。三年的时光，何其漫长，然而又如流水转瞬即逝，把诗人的年华无情带走。面对凄风苦雨，诗人感叹韶光易逝，发出了“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的无可奈何的喟叹。

　　第二首诗为：“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这首诗延续了诗人在第一首诗中的凄苦情调。春天的江水高涨要漫进室内，小屋像一叶渔舟漂泊在苍茫烟水中。空空的厨房里煮着些蔬菜，破灶底燃着潮湿的芦苇。看见乌鸦衔着纸钱，才想起今天已是寒食节。面对此情此景，一种悲怆的穷途末路感在诗人心中油然而生，那是“君门深九重”的欲归无望，“坟墓在万里”的欲吊不能，“死灰吹不起”的欲哭无泪。

　　书风特点

　　《黄州寒食诗帖》是宋代“尚意”书风的代表。苏轼将诗句心境情感的变化，寓于点画和使转中，用饱蘸情感的笔墨抒写自己复杂的心理状态。通观全帖，有缓起渐快的节奏，有由小及大的字形，有由细变粗的笔画，有始淡终浓的墨趣。其结字亦奇，或大或小，或疏或密，有轻有重，有宽有窄，参差错落，恣肆奇崛，变化莫测。如“年”“中”“苇”“帋(纸)”4字的悬针竖，剑戈森森，在整体布局中起到了突出和支撑作用。一系列变化使作品呈现出不同的节奏韵律，笔墨亦随心境起伏流转，如滔滔江河水宣泄于纸卷之上。《黄州寒食诗帖》正是以尚意抒情的方式，传达了苏轼的美学精神，创造出一种富有生命力的新的行书书写样式。

　　结语

　　“天下三大行书”是行书发展的三座里程碑，它们虽然在形式、风格、境界上存在着种种差异，但均在行书发展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作为一种比较晚出的字体，行书以其独特的魅力后来居上，于各种字体中逐渐占居主流地位。诚如唐代孙过庭在《书谱》中所言：“趋变适时，行书为要。”无论从实用还是艺术的角度，行书都极具适用性，极富艺术性。纵观漫长的汉字发展史，篆书、隶书、草书、楷书都经历过盛衰变化，独有行书长盛不衰，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五代、宋，直至元、明、清，每个时代都有名家名帖。时至今日，行书仍是现代书写中最常用的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