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杜维明在接受采访时谈到王阳明“他既有思想创新，又能把新观念创造性地应用到军事谋略、社会组织和地方政府的治理上。在思想和实践两个方面都闪耀着灿烂光芒的儒学宗师，中国历史上唯有王阳明一人。”在访问中他主要谈到中国需要心学的原因。

　　提到王阳明，在中国过去的教育体系里，大多将他作为古代唯心主义哲学家的代表一笔带过，用杜维明教授的话说，“整个宋明儒学可以用封建遗毒一句话否定掉”，尤其是王阳明的“花寂花开”之说，简直成了考卷上固定要被批判的靶子。然而，阳明学墙内开花墙外香，在海外引起持续几个世纪的不懈研习，不仅成为日本明治维新的主要精神来源之一，还指引了涩泽荣一、稻盛和夫等一代又一代儒商在企业界建功立业。

　　杜维明在《宋明儒学思想之旅》一书的前言中指出：“王阳明是儒学传统中最活跃的思想家之一，对一代又一代东亚知识分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16世纪到17世纪后期，他的哲学传遍中国本土，主导着中国知识界。在日本，阳明学有中江藤树、熊泽蕃山、佐久间象山等杰出的思想家进行解说，被看做日本思想的一个重要传统。阳明思想的声音在当代中国和日本仍然有着清澈的回响：孙中山的行动学说、熊十力的心灵哲学、毛泽东的实践论，都多少受了阳明思想方式的影响。”

　　“阳明提出着名的‘致良知’的学说。这种学说是从他的知行合一论衍生出来的，从根本上重塑了儒家思想的结构。他重视立志的重要性，主张通过修身对典籍做切身的理解比读书更重要。他本人重身教而不只是言教，为自己的新学说提供了一个示范。在他的影响之下，孔孟之道不再被看做只有读书人才能走的路。孔孟之道成为一切人的道路，其初衷就是如此。可以毫不勉强地说，在这个特定的方面，阳明对儒学所做贡献同德国的马丁·路德对基督教所做贡献一样深刻。”

　　“他既有思想创新，又能把新观念创造性地应用到军事谋略、社会组织和地方政府的治理上。在思想和实践两个方面都闪耀着灿烂光芒的儒学宗师，中国历史上唯有王阳明一人。”

　　杜维明教授(资料图图源网络)

　　以下柯恩专访杜维明教授的对话

　　中国需要阳明学

　　此前有媒体报道说，您说21世纪会是“阳明学”的世纪，您真的说过这句话吗？

　　我没有说过这句话，我不会说这么夸张的话。但是我确实说过，当面向21世纪时，儒家的身心性命之学，儒家的心学，特别是心学所体现的这种宽广的人文精神，应该成为所有地球人的参照，不管你是属于哪一个传统、哪一种文化。

　　读《杜维明文集》五卷，感觉您对王阳明似乎有某种偏爱，您在哈佛的博士论文写的也是王阳明，为什么这么喜爱阳明学？

　　我从中学开始就比较认同儒家传统，所以对儒家传统如何向现代转化这个大课题特别关切。我进入儒家这个领域可以说很自然，没有经过什么心灵交战。第一次听到我的启蒙老师给我讲《大学》，我就感觉走这条路真的有一种喜悦，认定这就是我应该走的路。所以说我被吸引进入儒学世界是通过一种身心体验，而不是通过文字、学术交流或是社会影响。

　　王阳明(资料图图源网络)

　　我有一个基本信念，这个信念到现在还是很重要，就是“圣人不我欺也”。这些古代大儒讲这些话不会骗我，都是真话；不仅是真话，而且是确实可行的。儒学是一种关于生命的学问，确是一种身心性命之学，而这个身心性命之学就是《论语》里讲的“为己”之学。《论语》中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古之学者为己”，因此宋明大儒常说儒学是“为己之学”或“身心性命之学”。求学有两种目的，一种是为了谋生、做官，另一种则是为了完成自己的人格。从儒学立场看，前一种求学是虚脱的、不实在的，后一种才是实在的、能够安身立命的“为己之学”。但是要完成自己的人格，还必须发展他人的人格，“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如此这般，每个儒者都不可避免地要对他人、社会和国家负责任。《大学》中所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这样一种人格完成的过程。

　　我读过儒家基本的典籍之后，发现最能够体现这种身心性命之学的，就是孟子所代表的心学，而真正能够继承孟子心学的，在孟子以后当然有很多人，王阳明是其中特别突出的一位。第一点就是他的“知行合一”，第二点叫做“存天理去人欲”。以前不少人批判后面这句话，其实他们对这句话的理解和批判是很荒谬的，真正的“存天理去人欲”充分体现了人性光辉，而这个人性光辉并不是人类中心主义下的人性光辉，而是从宇宙大化，从宇宙的宏观视野看人性所展现出来的光辉。第三点，就是王阳明五十多岁时提出的“致良知”。良知是孟子的话，但是王阳明提出来最重要的一个字就是“致”。王阳明晚年特别强调“事上磨练”，我认为最能够体现孟子心学而且身体力行的大思想家，只有王阳明，所以对他特别认同。

　　致良知(资料图图源网络)

　　您怎么看今天中国社会的现实，是物质富足、精神匮乏吗？

　　这一点当然有目共睹，但是我想问题其实比你说的还要严重很多。从鸦片战争以来，整个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在解构解体，我们现在还处于这个解构过程中，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是在复兴，但是鸦片战争的阴影到现在对我们还有影响。从五四运动以来，强烈的反传统意识，对传统的解构，以中国最糟粕的糟粕和西方最精华的精华相比，从革命精神到斗争哲学，斗争哲学再加上革命传统，这些都使得原来传统文化中的“天地君亲师”精神被彻底解构。经过长期斗争哲学所造成的人际关系紧张和矛盾冲突，再加上市场经济泛滥成灾的力量，情况就更糟糕了。异化，斗争，再加上商业大潮的冲击，人们心中的价值荡然无存，我们现在碰到的就是这样一个危机，而不仅是最基本的价值缺失。

　　孔子不是讲“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吗？“民无信不立”，现在事实上我们就碰到这样一个问题，没有诚信的话，这个社会等于就是解体，我们就是碰到这样一个大的危机。

　　有人会说，其他发达国家从不发达到发达，也要经历类似糟糕的阶段。

　　我想不会，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一个例子，其他国家没有这样的经历。

　　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是一个特例，因为我们从鸦片战争开始所走的这条路，和日本、韩国走的完全不一样，欧美那就更不要说了。

　　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自己最杰出的一批知识精英彻底解构我们自己的文化，彻底摧残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从五四运动以来，该继承的没有继承，该扬弃的没有扬弃，该引进的没有引进，该排拒的没有排拒。最应该继承的那种核心价值没有继承，不应该继承下来的封建遗毒泛滥成灾；最应该引进的西方先进思想没有被引进，反而拿来了西方最浮华、最没有实际价值的、不健康的东西，给中国社会带来很大冲击。

　　一直有种观点认为，这是因为“救亡”压倒了“启蒙”，您同意这样的看法吗？

　　我认为“救亡”压倒“启蒙”这个提法是正确的，但是不够深刻，更深刻的解释是人们认为只有“启蒙”才能“救亡”，而所谓的启蒙又不是真正的西方文化启蒙。在五四时代，我们接触的是西方真正的核心价值，那就是自由、人权，而且严复讲得非常好，“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这就是那时候我们接触到的自由人权。后来为了救亡图存，从工具理性的角度，认为只有科学民主才可以救国——科学的意思就是从物质的角度进行科学救国，民主的意思就是调动所有人民的积极性来救国。因此，我们的启蒙心态被非常明确地定义成科学和民主，在西方科学民主的标准下面来“救亡”，不能通过民主科学检验的就没有价值。

　　严复(资料图图源网络)

　　其实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发展到今天，它有很多比科学民主这两个领域要宽广的东西，比如“仁义礼智信”的核心价值。中国的传统社会之所以能建构，是因为有一些合理的治理观念存在，我们历史上有着人与人之间如何结合成社群的一些基本机制，比如说乡约、社学，人们通过这些组成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小集体。

　　如果不讲什么道德理性的问题，就拿政治制度来说，中华民族从汉朝开始到现在，大概有两千多个县，每个县几十万人口，就靠一个县官带上几个幕僚，再加上十几个小吏，没有军队，没有警察，那时候怎么维持秩序？靠各种不同的纽带，有乡约、社学、行会、宗教等各种教化力量，这是传统社会中的互助组织，也是一种社会制约体系。整个社会靠一种象征控制来维持，而这种象征控制必须是通过意识形态来进行的。在中国传统社会，掌握实际控制权的官吏很少。因此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儒家传统的这种传播方式有相当程度的政治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