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大一百周年纪念的时候，很遗憾蔡元培的名字没有出现。蔡元培在北大时曾提出两个重要观点，一个是兼容并包，一个是学术独立、思想自由，这两样和科学民主是可以配合的，但并不是科学民主，比科学民主的含义更宽、更深。如果你认为“救亡”就是靠科学民主。而且你对科学民主又是很肤浅的理解，那你走的这条路就等于用工程学来救国，其他所有不能量化、不能摸到、不能看到的都没有价值。

　　当年科学论战的时候，研究人生观和人生意义的都被当做玄学，救国就主要靠科学，而那时的科学事实上并不是真正的科学，因为真正的科学精神极具探索性，是自由和开放的，而那时所说的科学其实是一种肤浅的科学主义，这是很大的问题！

　　奚文渊蔡元培先生造像(局部)(资料图图源网络)

　　在中国，救亡之所以压倒了启蒙，是因为救亡的急迫感太强了，所以西方启蒙思想的很多价值我们暂时不能接受。但是更深刻的问题在于，到后来我们认为要救中国就只有这么一条路，而这条路本身又是那么肤浅。

　　儒学在现代中国的发展中走了一条曲折的道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饱受屈辱，知识分子心中常有悲愤不平之气。知识精英狠批儒家传统，不仅是自由主义的胡适，社会主义的陈独秀，无政府主义的吴稚晖，还有大文豪鲁迅和巴金的联合阵线，都对这个传统进行狠批。从鲁迅对国民性的研究来看，都是些骂人的词语，如奴性、没有创造性、没有进取心，等等。胡适曾坦率地要求中国人认罪，因为我们百事不如人。陈独秀也做过这样的分析。而且，他们的传人，一代接一代地狠批儒家传统。在我看来，真正的学术挑战有其健康意义，他们犀利的批判方式很可能给儒家传统带来新希望。

　　而从另一方面来看，自民国以来，政客对儒学进行的非学术、非文化的政治宣扬和鼓吹，则是对儒家的一种腐化。从袁世凯开始，要恢复儒学成为国教；之后更有张宗昌，一个大字不识的人也要讲尊孔读经；阎锡山做军阀时也提倡儒学，还有很多这样的例证。这种对儒学的“提倡”，反而是对儒学内部的腐化，在我看来是暗箭，激发了许多有反思能力的知识分子激烈的反抗情绪。

　　对儒家的健康批判，其实可以为儒学发展创造出有利的条件，但是内部的腐化却很难防范。比如，从象征学、符号学的角度来看，儒学中很多有健康意义的象征符号已经被内部腐化所损害。一讲到“孝”，我们想到的不是它原始的精神动源，而是二十四孝图，愚忠愚孝，以“孝”作为政治上顺民的符号，在家庭中则是没有抗议精神、乡愿型的孝子贤孙。一提到“礼”，就认为礼教吃人。其实如果我们对礼的阴暗面做批判，把礼的光明面做发扬，就能够把礼的真正精神恢复过来。继承五四精神，其实指的是继承那种健康批判的精神。当然我认为那时的批判在许多方面有其狭隘性和时代局限性，但必须把健康批判和政客们对儒家的内部腐化划清界限。

　　该如何看待我们的传统文化？

　　我们若把传统当做封建遗毒，把它庸俗化、肤浅化，最后抛弃了之，以这种态度来对待传统文化，那么当我们面对西方文化的时候也一定是肤浅的、功利的、不加选择的囫囵吞枣。反之，我们如果能对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做一个比较全面深入的照察，我们也就能对西方文化所带来的复杂问题乃至它的精神动源做深入的剖析。

　　这中间有一个悖论：不继承就不能扬弃，不扬弃就不能继承；不能深入地引进就不能排拒，不排拒就不能深入地引进。另一个悖论是，如果我们不能够把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引进来，我们就无法扬弃它的糟粕；如果我们不能深入地了解西方，同时批判地抗拒它，我们就不能把它真正的精华带进来。

　　为什么现在中国需要阳明思想？

　　王阳明(资料图图源网络)

　　王阳明有个“拔本塞源论”，其中一段讨论明代社会当时所碰到的困难，我觉得那一段和我们现在的困难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我们现在社会的动力极大，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突飞猛进的阶段，但是如果按照医学的讲法，我们现在的气不是很顺，如果调理得不好的话，很多动力会变成暴戾，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就充满暴戾之气。另外在商业大潮之下，物质主义或者商业主义盛行，比较肤浅的现实主义的力量太强，所以我们这个社会里年轻人的理想性不够，特立独行之士不多。我觉得阳明心学相当于我们的强心针，对于现在的年轻人，对于希望我们这个民族往前走的这一批人来说，阳明学是我们急需的一种重要的精神之源。从这个角度来讲，阳明学现在的时机是最成熟的。中国有动力，但是如果这种无比强大的动力没有这样一种精神的引导，它就会被浪费，要么变成狭隘的民族主义，要么就是过分的物质主义，过分的现实主义，或是过分的人类中心、自我中心的思想。

　　阳明学在日本的影响

　　日本在传统和现代化之间的平衡有很多可取之处，请给我们着重讲讲阳明学对日本的影响吧。

　　儒学在日本的影响主要就是阳明学，朱学也有影响，但这个情况和韩国完全不同，韩国接受的都是朱学。在日本接受阳明学并将之发扬光大的，是日本明治维新的一些志士，像吉田松阴、西乡隆盛、福泽谕吉等，这些志士都有武士道精神＊。

　　我们对日本一个最大的误解，就是认为日本维新以后抛弃了德川以来的儒家传统。换句话说，很多人认为，因为明治维新的西化非常成功，所以日本甩掉了历史和传统的包袱，所以后来非常成功。但是，这恰好不是我所了解的日本发展历史，日本很多学者也跟我持同样观点。真正的儒家传统在日本的普及化和深化，就是在明治维新时期。

　　1879年，天皇侍讲、儒学学者元田永孚为全国教育系统起草的《教学大旨》说，教育应该“专一于阐明仁义忠孝，道德之学以孔子为主，使人人崇尚诚实品行”。1890年，天皇通过圣谕的形式颁布《教育敕语》，进一步将儒学精神融入“国体精华”，列举了“孝、友、和、信、恭俭、博爱、学习、成德、公益世务、重宪遵法”等“十大德行”，强制所有的学生背诵学习，这才把儒家文化完全普及到日本社会，铺就了日本的富强之路。

　　1890年，天皇通过圣谕的形式颁布《教育敕语》(资料图图源网络)

　　如果说得确切一点，日本是通过明治志士把日本的现代化策略，围绕着“尊王攘夷”＊这个基本精神发挥出来。日本是一个在全世界范围都了不起的学习者，它全力向西方学习，但是学习的基础是“和魂洋才”＊＊，所谓“和魂”指大和民族的精神，就是把阳明学和日本的神道＊＊＊结合起来，而“洋才”则是指西洋的科技。日本越是向西方学习，日本人对自己文化的认同越强，本土化和西化之间有着健康的互动。

　　日本实业之父涩泽荣一，受到巴黎世界博览会的巨大影响，回国创建各种企业，他创办了日本第一家近代银行、第一家股份制企业，是日本现代企业制度——株式会社的创始人，他一生参与创办五百多家企业，他就是真正的儒商。涩泽荣一的代表作《论语与算盘》，将《论语》作为第一经营哲学，提出“士魂商才”，“算盘要靠《论语》来拨动”。他在晚年专门注释《论语》，我到日本还去看过他的博物馆。

　　在日本的发展过程中，这个武士道的明治精神来自阳明学(当然，这中间付出的代价也很大，最大的代价就是日本走向了军国主义)。另外值得注意的，就是蒋介石，他一生最佩服的两个人，一个是曾国藩，另一个就是王阳明，但是蒋介石所了解的王阳明其实完全来自日本士官学校的教育。武士道所代表的阳明精神，就是讲励志、笃行，讲武士道的义、勇、礼、诚等，和我们所了解的王阳明、我刚才提到知行合一等，都有关系，但是完全不同的意思。

　　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说过，他的经营思想也来自孔孟之道、阳明学，您怎么看他的企业经营思想和阳明学的关系？

　　我认识稻盛和夫，他是一位儒商。事实上，日本还有很多儒商，比如三菱董事长诸桥晋六，他的父亲诸桥辙次是一位精通汉学的大儒；还有资生堂的福原义春，也是一位典型的儒商，实际上，资生堂的名字就来自于《易经》的坤卦“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他们都深受阳明学的影响。我有一个很熟的日本朋友冈田武彦，他是阳明心学的大师，每周都要讲学，对日本企业家讲阳明学。

　　知行合一(资料图图源网络)

　　从日本的经验来看，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人们会重视阳明学，今天的中国具备这样的条件吗？

　　很难说具备条件，但是现在的中国社会极为需要阳明学，特别是两个方面：一是“知行合一”，另外一个就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这种人类宇宙综合体的思维，也可以称为“天人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