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五千多年没有中断的文明史，孕育出许多具有深刻内涵的理念，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我想对其中的民本、和谐、会通理念进行论述，并由此去看中华文明与亚洲文明交流互鉴的必要性。

　　中华文明的“民本”论

　　中华的“民本”论，在西周时已经提出。当时制礼作乐的周公说：“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尚书·酒诰》)古代的镜子称为“监”，周公要求为政者不要用水做镜子，应以“民”为镜，时时对照，检查自己，反省为政的得失。类似的理念屡见于周人的文献。由此可见在距今三千多年前中国历史上已经产生了以“民”为“本”的思想。

　　关于“本”，中国最早的字典《说文解字》解释：“本，木下曰本。”即树木的根为本。以民为本，就是论述百姓与天下、国家、君主的关系，恰如根与树的关系，譬喻天下、国家、君主也离不开百姓，百姓是天下、国家、君主的根基。

　　国家只有得到百姓的支持才能稳定，君主的权力只有得到百姓的拥护才能巩固。《尚书·五子之歌》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没有百姓的支持和拥护，国家就不得安宁。

　　儒家创始者孔子的志向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孟子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孟子·尽心下》)土地、人民、政事是构成国家必须具备的三要素；其中，百姓最宝贵，是立国之宝。如果没有百姓，土地就无人耕种，也无人守卫；没有百姓，政事更无从谈起。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政治哲学。

　　不仅儒家有以民为本的理念，道家的创始者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老子》第四十九章)

　　春秋时期大军事家孙武认为，百姓是争战之本，没有百姓的支持，战争注定失败，只有百姓支持、全军上下精诚团结才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

　　“民本”思想贯穿于中国古代思想史，它在中华文明史上产生了正面的积极作用，其一，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君权，使一些“明君贤臣”能够以民本思想自律，谨慎使用手中的权力，为民谋福；其二，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有助于缓解君与民、官与民的矛盾冲突；其三，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丰富民族文化；其四，维护和平，以德服人，与周边邻国建立融洽的关系，注重战争的正义性，反对以强凌弱、以大欺小，加强了与邻国之间的文明交流。

　　这里要提到，习近平总书记于2013年11月26日在山东菏泽考察，念了一首对联。此联出自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是河南南阳内乡知县高以永的手笔。对联的文字是：“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道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穿百姓之衣，吃百姓之饭，莫以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这里生动地表现出“民本”思想的影响。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国以往的“民本”思想并没有在最终意义上确立“人”或“民”的主体地位。因此，从“民本”进到“人本”，在制度层面上牢固地确立“人”或“民”的主体地位，是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任务之一。

　　中华文明的“和谐”论

　　什么是“和”？什么是“同”？

　　东周时期，郑桓公问史伯：周幽王治国有什么弊端？史伯回答说：最大的弊端就是“去和而取同”。他解释说：“和”是事物多样性的结合，比如性质不同的金、木、水、火、土结合起来，才能生出百物。“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事物有多样性，才能产生出新东西；如果只有一种性质，什么都产生不出。史伯用这个譬喻去批评周幽王听不进不同的意见，只愿意听一种声音，这难道不是弊端吗？

　　春秋时期，“和”与“同”的区分是很清楚的。晏子曾对齐景公说，“和”就像八音的和谐，一定要有高低、长短、徐疾各种不同的声调，才能组合成一首完整的乐曲。“同”则是单一，它否定多样性，也就是否定和谐。

　　孔子丰富了“和”与“同”的理念，他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就是说，君子以“和”为准则，听取各种不同的声音，独立思考，加以判断，主张从事物多样性的统一(“和”)中去看事物。战国时期儒家学者们研究《周易》，写成《易传》，其中将“和”称之为“太和”。清朝初年思想家王夫之在《张子正蒙注·太和篇》中认为，“和”有层次性，“太和”是“和之至也”，即最高层次的“和”。

　　上述的道理用在今天，可以得出这样的论点：亚洲国家有不同的文明，这样才能交流互鉴，到达“和”的境界。

　　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大会的讲话中说：“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和而不同是一切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世界万物万事总是千差万别、异彩纷呈的，如果万物万事都清一色了，事物的发展、世界的进步也就停止了。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扎根于本国本民族的土壤之中，都有自己的本色、长处、优点。我们应该维护各国各民族文明多样性，加强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而不应该相互隔膜、相互排斥、相互取代，这样世界文明之园才能万紫千红、生机盎然。”这篇讲话将“和而不同”解为“求同存异”、共同发展的思想，阐明了“和谐”理念在今天的重要现实意义。

　　中华文明的“会通”论

　　儒学《易传·系辞上》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主张思想文化的融会贯通，这对本土各民族文化以及域外文化都是适用的。

　　中国思想文化史就是文明会通的历史。这从《吕氏春秋》一书可以看出端倪。该书亦称《吕览》，为战国末期秦相吕不韦集合门客编成，以儒家和道家为主，兼论名、法、墨、农、阴阳各家。此书肯定了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主张实行仁政，也赞成道家的君无为而臣有为的观点，体现了儒道的会通。还有，汉高祖刘邦之孙刘安被封为淮南王，与门客编撰《淮南子》一书。其中既有道家的无为思想，也有儒家、墨家以天下为己任、劳作不息的论述。

　　从战国末到秦汉及魏晋时期，其间贯穿着儒家与道家学说的会通，由此产生了魏晋玄学。魏晋玄学以《周易》《道德经》《庄子》为基础，称为“三玄”。它既讲自然变化，也谈社会人事变迁；既鄙视世俗，表现出超然物外的态度，又主张保持“名教”(身份等级的象征)传统和对自身既得利益的重视，用以论证“名教”与“自然”的一致性，体现了儒家与道家学说的会通。

　　中国思想文化的再次会通，起于唐代“三教并立”(这里的“教”指教化)，至两宋，由南宋理学完成。唐代，中国佛学吸取了儒学和道家老子学说的某些方面，有些僧人以“人皆可以为尧舜”来解释佛性，并出现了专讲孝道的佛经，如《父母恩重经》。有些僧人以忠孝思想为内涵、以家族组织为形式编写禅律《百丈清规》，力图使佛教中国化。唐代思想家们有许多人推崇儒学，同时研究佛学，居庙堂之上讲修齐治平、道德教化，处江湖之远则“栖心释梵，浪迹老庄”。时至两宋时期，儒学吸取了佛学宗教哲学的某些论证方法，使自身的哲学思辨特别是在本体论上有了新的理论创造。

　　“会通”，用南宋理学家的话说，就是为儒学寻找“活水源头”，否则儒学就会枯竭凋零。他在诗里写道：“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他和其他理学家将“三教”(儒、道、佛)会通在以儒学为主的思想体系中，称为“新儒学”。与朱熹理学有别，南宋产生了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思想，认为“心即理”，只要“发明本心”，即可“穷理尽性”。明代思想家王守仁继承陆九渊心学传统，论述“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学说，反映了人们重视理性的独立思考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