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指导教师颜炳罡

　　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传承方式和培养传人的场所，人们将这种场所称之为“道场”。如果说佛教的道场是寺院，道教的道场是道观，那么书院是儒家的道场。传统的书院具有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祭祀孔子、保存书籍、社会教化等功能，这样的书院基本上如同今天的高等院校。

　　当然，书院的发展与完善有一个过程。事实上，创建于唐代开元年间的丽正书院实际是一所修书、校书、藏书的场所，讲经是其附带功能，北宋时期书院功能才得以完善。

　　由于书院规模有大有小，学术水准有高有低，因而书院并没有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标准”。如北宋年间泰山书院、徂徕书院实际上是胡援、石介等人的研究学问的场所，明代的建立于孔子出生地的尼山书院是祭祀孔子为主的书院。书院虽然规模有大有小、存废时间有长有短，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即社会教化功能。

　　历史上，中国官员一向有着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传统，但传统社会考察官员政绩不是GDP，而是社会大众的教养程度即社会风尚的优劣，而良好的社会风俗来自于教化，故建书院，兴教化成为官员的政治诉求。建书院，兴教化，二者互为因果关系，建书院目的在于兴教化，只有教化兴，才能更好地维持书院的运转及教学功能的发挥，这样看来又是共生关系。

　　明清两代，书院空前繁荣，但书院也由此盛极而衰。元明清三代书院的意义几乎与今天意义上的学校同尊。不过，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列强武力犯关，在民族生死存亡之秋，晚清掀起一股改书院为学堂的大潮，新式学堂教育取代书院教育，书院也由此走向衰微。民国以来，怀抱儒家理想的知识分子如梁漱溟、马一浮、钱穆等人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先后兴建过如勉仁书院、复性书院、新亚书院等，以期延续传统书院的命脉，但这些书院文化的星火与现代学校教育的强光相比已显得极其微弱。

　　图为钱穆先生在新亚书院讲课

　　物极必反，天之道也，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如此，书院也不例外。进入21世纪以来，书院一夜之间成为当代文化的时尚，由企业、民间团体、学术同仁、私人、官方以书院之名所建场所在中国已遍地开花，有研究书院史的学者指出，今天的书院从数量上已经超过明代。书院的快速兴起让人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可喜的是，中国社会、市民大众对书院有普遍认同与怀恋，没有拒斥与反感；可忧的是，不少人假书院之名，行挣钱之实，破坏了书院在人们心目的神圣性和美誉度。在商品世界里，“山寨”货已不鲜见，今天山寨版的“书院”的出现的确让人感到有辱斯文。

　　我们认为，如果一个建筑物只用作酒店，就不要称书院；如果一个建筑物只是洒店，无论这个酒店如何装裱，也不要称某某书院酒店；如果仅仅是高端人士出入的会所，也不要称书院；如果仅仅是以赢利为目的的办学机构而没有道义担当，同样不配称书院。古代书院是儒家文化的道场，是儒家信仰者精神归宿，今日之书院虽然不再只是儒家的道场，最起码应是传播中华文化的阵地。讲学、研究、藏书、礼敬孔子、社会教化是传统书院的功能，我们认为这些功能规范对当代书院建设仍有意义。书院应体现书院精神，所谓书院精神就是师友之间以德性为首出，以道义相砥砺，以传承斯文为己任的精神。

　　一个书院没有了德性，就像一个人没有了人品，没有人品的人中国常称“不是人”，没有德性的书院就不是书院；没有师友之间道义上的相互砥砺，一个书院也不能称其为书院，志于道是中国传统儒者的精神追求，师友之间以道义相砥砺就是“相忘于道术”，就是以精神价值的追求作为自己的灵魂归宿；没有文化传承与使命的担当，书院不过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企业而已，而所谓的传播国学，弘扬传统文化不过是某些商人的口实罢了，传承文化传统，担负起弘扬、光大传统文化的责任是书院应尽之责。

　　图为嵩阳书院

　　进入21世纪，传统书院不仅仅是文物古迹，而应是活的文化载体；新兴书院也不应是人们发思古之幽情的建筑物，而应是弘扬中华文化的阵地。无论是传统书院，还是新建书院何以证明自己是“活”的存在，而不仅仅是死的、冷冰冰建筑物？一句话，担当社会责任，对社会有价值，对大众有意义。

　　荀子有言：“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书院是儒家的道场，美俗是当代书院的重要职责与使命，而优良社会习俗的形成源于社会教化，因而成就社会教化就是当代书院对当代社会的价值，对大众的意义。

　　如何成就社会教化，真正发挥“儒者在下位则美俗”的功能？

　　图为尼山圣源书院

　　近期以来，山东地区的一些书院做出一些探索，尤其是建于孔子出生地的尼山圣源书院以及遍布全省的尼山书院在此方面做得较为典型。尼山圣源书院是由海内外学人于2008年创建的新型书院，自2013年起，在书院周围村庄展开儒学教育，对改良社会风气，发挥了良好的作用。尼山书院原为祭祀为主的古代书院，2015年以来，山东省文化厅利用这一古老的书院名牌，在全省创建图书馆+书院新文化传播模式，全省县以上图书馆建有尼山书院数十所，开展公益讲堂，教化大众，同样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当代如何才能尽到社会教化之责呢？由山东地区的书院的实践，我们认为，必须具备如下两点：

　　首先，书院应有一批献身中国文化传播事业的儒者，这批儒者既要有较高的人格操作，又受过中国文化基本常识的训练，真正可以传道、解惑，既能行为世范，又回答百姓关注的问题，为百姓释疑解惑，从而提升百姓的道德素质。

　　其次，书院的自我定位应当接地气，合乎百姓之需要。书院理应各具特色，千差万别，形态多样，但如果一个书院只将自己定位于“为往圣继绝学”的道场，那么它就无法完成社会教化之责。

　　我们认为，当代书院的问题不仅仅是“为往圣继绝学”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为往圣开新学”的问题。中华文化的传承、中华道统的延续、中华核心价值观的坚守决不仅仅少数专家、学者的使命，而是全民族的共业，因而提升百姓、涵养百姓，让中华道统之魂、中华精神之魄重新附在普通百姓之体上，成为百姓人伦日用之道，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才是民族当务之急，也是书院教化的重心所在。

　　社会教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这一工程完成决非书院一家所能独任，它应是整个社会分工协作的结果，但书院作为儒家的道场，理应在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认为，书院在从事社会教化中可以提升自己，壮大自己，社会教化因书院的存在而更加坚实有力。

  （文/颜炳罡）

　　原标题：颜炳罡：书院与社会教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