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6年4月10日，贵阳孔学堂阳明心学与当代社会心态研究院正式成立，时任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致贺词，副省长何立出席、致辞并为研究院揭牌。其间，召开了以“阳明心学与当代社会心态问题”为题的高端理论研讨会，张厚璨等相关领域知名学者先后作了主旨发言，进一步就如何建设研究院、如何开展阳明心学与当代社会心态问题研究、如何进行阳明学研究与贵州现实社会的切入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之后，本刊开设专栏，连续刊登学者们在会上的精彩发言。

　　专家简介：吴震，1957年6月生于上海，江苏丹阳人。现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武汉大学国学院兼职教授，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日本东洋大学国际哲学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兼任中华日本哲学会常务理事、副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国朱子学会理事，日本源了圆国际学会理事，东亚文化交涉学会初创会员等社会职务。

　　各位专家学者，在这次会议上，我们的发言根据年齿来排序，这是阳明学的传统，是阳明先生的弟子王龙溪提出来的，我觉得贵阳贵阳孔学堂能把这个传统用起来，非常好。

　　这次能够来参加这样的会议，我感到非常高兴。我准备了一个简单的发言稿，谈一些感想。

　　简单说说我自己。从我个人经历来讲，我是三十多年前就开始关注阳明心学的研究了，1982年进入复旦大学，正式开始研究王阳明，时间比较长，这几年研究王阳明，尤其感到振奋。我多次受到贵阳孔学堂的邀请，已经记不清来过的次数了，几乎每年都来，这次来参加阳明心学与当代社会心态研究院的揭牌仪式，非常兴奋和高兴。

　　我在来之前做了准备，我发现徐复观先生曾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说法，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徐复观是新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说：“中国文化最基本的特性，可以说是‘心的文化’，中国哲学可以称之为‘心的哲学’。”他对“心”是相当重视的。我介绍一下他的说法，他说“心”是中国文化的基石，但是“心”这个问题从理论上来讲，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有两重构造，比较复杂：一方面，它有积极的层面；另一方面，它也有消极的层面。他说“心”虽然是中国文化的基石，但我们很难从客观上规定“心”到底是什么。因此，我们只能靠自己的体验来论证这个“心”，这就导致只相信自己，而不相信其他人，只看好自己，而不能够看到其他人。这样一种经验层面的不好的“心”如果不往上提升，提升到本体、良知的“心”的高度，这个“心”就可能会下落、下坠、堕落。他提出这样的说法，我觉得非常重要。这样一种“心”，如果一转变为只知道自己，而不知道其他人，这就变成一种自然人的自私自利的欲望之心，这样的“心”就不好。他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往往在文化上强调以道德本心为一切的出发点，这是好的，但另一方面，这又容易转化为以一种自私自利之心为一切的出发点，这就是不好的“心”。这样一种“心”，就容易变成一种只能够满足自私自利之心的工具，这种心态就不好了。所以，针对中国文化成就人的人格，他说：常常表现出“两极的世界”。

　　徐复观的这段话，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心的文化”问题的考察，是相当深刻的。一方面，他有积极的肯定；另一方面，也有尖锐的批评。这启发我们今后在进行“心”的问题研究时，要加以认真对待和重视。

　　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上，据我粗浅的了解，心的问题从先秦的时候就已经产生。我举三个例子，最早最有名的是《左传》中一句话：“人心如面”。每一个人的心就像人的面孔，都是不一样的，从哲学上来说，就是说每一个人的心是多样的，是有差异的，是不能用本质来规定它的，我们不能说每个人的心都是一样的，没有变化的，千篇一律的。在《尚书》中有两句话也讲到了“心”：尧传舜有句话叫：“人心惟危”，后面是“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被称为心传口诀。这十六字当中，第一句话就是“人心惟危”，即人心是最为危险的。尧告诉舜，你治理国家，千万注意要安定人心，你把人心安定好了，这个国家也就治理成功了。所以“人心惟危”的源头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实际上是相当早的，我们在那个时候就开始关注人心的问题。在《尚书》中还有一句话：“以礼制心”。说人心比较危险，要靠礼仪来加以治理。这三句话都是先秦时就出现的，所以人心的研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有非常深的渊源的，我们今后要把这样的东西挖掘出来，来进行阳明心学的探讨和研究。

　　时间关系，我提两点看法或者说建议。一是关于理论问题的研究；二是关于实践问题的研究。这两个问题的研究可以相结合。

　　第一，关于理论问题的研究。

　　什么叫理论问题的研究？对于阳明心学与当代社会心态研究院这样一个机构，我们首先要设定自己的目标，即研究什么。我觉得在设定过程中，应该注意，我们在研究“心”的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放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放到一个长久的历史脉络中去进行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除了要从阳明心学的立场出发之外，另一方面，我们还不能够局限于阳明心学当中，还要把它放入到传统文化中去研究，还要考虑它跟儒家传统文化的关系，甚至跟道家文化的关系、跟佛家文化的关系。我们知道佛教实际是最关注“心”的问题的，道教也是讲“心”的问题的，道教非常讲究身心一体，儒家反而不大讲身心一体。所以我们应该把眼光拓展开来，不仅仅研究阳明心学这个小问题，而要研究大的问题，要把理论视野扩展开。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的建议。至于怎么实际操作，我想今后还可以再进行讨论。

　　第二，关于实践问题的研究。

　　我觉得心态问题研究也好，还是心学问题的研究，我们不是为了研究“心”而研究“心”的。“心”的问题，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更是个实践的问题。通过“心”的问题的研究，我们要告诉大家应该怎么做。在西方的学说中，最近比较受重视的，除了心理学之外，还有一个叫做行动学。行动学，用中国传统的说法就是如何实践的问题，也就是要把抽象的“心”的理论研究，落实到行为上面，这就是实践的问题，这也是中国的宋明理学特别强调的问题。具体落实到阳明心学与当代社会心态研究院中，应当怎么做？我觉得是不是可以除了研究“心”的问题之外，还应当加强礼仪问题的研究，这个“心”怎么来治理、心态怎么来平衡，要用礼仪规范它，要加以行动指导。礼仪的问题和心态的问题，是不是可以结合起来？一方面，在心态上作理论研究；另一方面，礼仪行为方面的研究也不缺失，通过研究心态问题，通过“心”的传统文化的研究，把这样一种“心”的问题化为我们行为的方式，化为一种社会化的东西，我觉得这样的心态问题研究就实现目标了。

　　我就简单提这两点非常不成熟的意见，如果有错误的地方，希望大家提出批评意见。

　　谢谢大家！

　　(本刊编辑根据吴震先生主旨发言速记材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