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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时，在松郡这个地方，女人们喜欢以上坟为名，拉帮结伙游山玩水。要搁今天，这些妹纸都得算资深驴友，颜值高的还很容易混上个“说走就走”版的版主，掌握小范围的业内话语权。然而当时，某些士大夫很痛恨女人们的这种游兴，视之为陋俗：“身未动、心已远”地拥抱大自然是我们男人的壮举，你们裹了小脚都禁不了往外跑？太不科学了。

　　有个叫袁丹叔的就遇到这么个糟心事，他的姬妾们看别人上坟玩去了，忙怂恿着家里的小辈也买船一起出去玩。袁丹叔拦不住，就“机智”地想出了一个办法。

　　他叫厨子做了很多好吃的酒食带上船。旅途开始，大家一通狂吃，然后渴了。袁丹叔便叫童子烹茶，大家又一通牛饮。吃饱喝足，肚子胀了，船里没厕所啊，大家只好憋着等到岸。

　　这个时候，袁丹叔就自言自语说：“我喝茶喝多了，没地儿上厕所，干脆打个喷嚏通通气吧。”说完，他就冲着外面使劲打了几个喷嚏。诸女一看，好办法呀，我们也很憋，我们也打喷嚏通气吧。于是一串喷嚏打下来，诸女悲摧地失禁了，“沛然莫御矣”，疾呼赶快掉头回家去。及至靠岸，袁丹叔看着诸女衣裙，故作惊讶：“哟，怎么都湿了？”诸女忸怩不已。这时候袁丹叔才亮剑，语重心长地说：“游山原本是雅事，但是如果还要到松树间去造厕所，那就太辱煞风景了！”从此形成了袁氏新家法：女人因为不能站着小便以减轻环保负担，所以不得出门游山玩水。整个世界清静了。

　　这个故事，记述在许仲元的《三异笔谈》里。

　　整蛊这种事，有个坚硬的逻辑内核：整人者的心理满足程度，与被整者的窘迫程度成正比。别人越倒霉越难堪，整人的就越开心越得意。在华夷两界流行了很久的国外整蛊录像合集，什么往门框上放垃圾筐啊，往人饭碗里埋虫子啊，往板凳上抹胶水看人掉裤子之类的，就是这一逻辑的结晶。

　　但是，整蛊就是整蛊，整蛊者一般也承认自己动机低小下。像本故事中袁某人这样将整蛊理由搞得这么冠冕堂皇、这么高大上的整蛊者并不多。可见我中华文化是多么博大精深，屎尿屁中也是满满的心机与学问。

　　传统儒家的纲常伦理思想武器发展到明清，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戏剧化局面。一方面是官方不停地旌表孝子烈妇，鼓励寡妇上吊吞金撞碑抹脖子以殉夫，另一方面是民间逆反心理严重，享乐纵欲思想泛滥，大家憋着要个性解放，要及时行乐——《金瓶梅》借宋讽明，给出了“红果果的栗子”。这两种相互矛盾的势头凝缩到袁家，就构成了“袁丹叔不想让姬妾出游”和“姬妾们偏要自作主张出游”之间的冲突。故事以前者的胜利结束，虽然略显阴险龌龊，但是记述者显然对此持赞赏态度，因为他用了个带有倾向性的标题：计禁闺人山游。“计”做某某事，听起来像是罗贯中和他所学习的说书先生们在起哄架秧子地赞美诸葛孔明的智商。

　　可惜那时候没有女性主义者，否则，倒可以拿这个故事来力证“第一性”对“第二性”的压迫：没有什么比“尿禁”更能说明“第一性”们狂妄自大的生理构造优越感了。今天说起公厕话题广大现代女性也是一肚子气啊：难道公厕设计师都特么全是男人吗？我们是女人，我们需要更多的位子耶！每当这个时候，女性的染色体优势啊子宫优势啊通通化作了渠道劣势，好像有点悲哀呢。

　　这个故事也有异文。有的说，袁丹叔不是计禁闺人山游，而是计禁闺人看戏。他家女眷的喷嚏也不是自己打的，而是袁某用鼻烟壶招出来的——这当然就更可恶了，其处心积虑，简直是美剧《绝命毒师》的节奏。来自西洋的奇技淫巧果然厉害，成功搞得袁家女眷当众尿流了一地，从此再也不敢抛头露面出来看戏——也不知道这个“当众”对袁某人自己有什么好处。

　　求袁家女眷心理阴影面积。

　　(文/严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