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吕留良为清初着名理学家、出版家和诗人。终其一生主张反清复明，死后受雍正时期“曾静策反案”牵连，遭剖棺戮尸，其子孙门人亦受牵连，堪称清代文字狱之首。201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吕留良全集》。今年1月，中华书局将吕留良《四书讲义》单行本编入“理学丛书”。日前，《四书讲义》的简体横排点校本纳入“中华国学文库”。
《四书讲义》
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谈及吕留良的《四书讲义》时道：“余读其书，其发明朱子义理，诚有极俊伟为他家所未及者，而尤在其政论。自朱子卒至是四百余年，服膺朱子而阐述其学者众矣，然绝未有巨眼深心用思及此者。晚村良不愧清初讲朱学一大师，于晦庵门墙无玷其光荣。”
杭州师范大学副教授张天杰在《四书讲义》序言中也提到，“吕留良一生从事朱学，然与当时其他讲理学者不同，不以语录、讲章行世，而以时文评选着称，《四书讲义》便是其时文评选之中发明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相关义理的精华。”
下文为凤凰国学(http://guoxue.ifeng.com)经授权所摘张天杰为《四书讲义》所作序言全文。
吕留良(一六二九—一六八三)，字庄生，又名光轮，字用晦，号晚村，别号耻斋老人、南阳布衣，暮年为僧，名耐可，字不昧，号何求老人，浙江崇德县(康熙元年改名石门县，今属桐乡市崇福镇)人。吕留良是明末清初着名的诗人，同时又是着名的理学家、时文评选家、刊行程、朱遗书着称的出版家，后三者则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其相关成果之一便是《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以下简称《四书讲义》)。此外，吕留良还着有《何求老人残稿》、《吕晚村先生文集》等，今有俞国林兄汇编为《吕留良全集》十册。
一
吕留良的本生祖吕熯，明嘉靖时的江西淮府仪宾，尚南城郡主，后为侍养父母而与郡主一同回籍。本生父吕元学，万历二十八年(一六○○)举人，后谒选为繁昌知县，兴利除弊，有循吏之称。吕元学育有五子：大良、茂良、愿良、瞿良和留良。其中吕茂良，官刑部郎；吕愿良，官维扬司李。吕元学卒后四月，侧室杨孺人生下吕留良。吕留良诞生之后，其母无力照料，便将他交给三兄愿良夫妇抚育。吕留良三岁时，三嫂又病故，又过继给堂伯父吕元启。不久之后嗣父、嗣母，以及本生母相继过世，故而吕留良的少年时代几乎都是在不间断的服丧之中度过的，不可不谓孤苦凄凉。当时的吕家，还是一个深受明朝恩泽的官宦世家、文化世家，故而少年失怙的吕留良，还是得以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并表现得聪慧超群。
吕留良画像(录自《惭书》卷首，清华大学图书馆藏)
吕留良十六岁时，明亡清兴，不得不面临艰难的出处抉择。起先，吕留良散金结客、毁家纾难，曾与其友孙爽、侄吕宣忠等人参与过太湖义军的抗清斗争，失败之后吕宣忠被杀，吕留良于悲痛之中逃逸他乡。后来，因为害怕仇家陷害，羽翼未丰的吕留良于顺治十年被迫易名应试为诸生。其子吕葆中在《行略》中说：“癸巳始出就试，为邑诸生，每试辄冠军，声誉籍甚。”由此可知吕留良虽不汲汲于功名，却在举业上有着非凡的才能，而后从事时文评选而成名也就不足为怪了。直到康熙五年方才决意摒弃科考，被革去秀才，这在当时也是惊人之举，吕葆中《行略》说：“一郡大骇，亲知莫不奔问旁皇。”此时写有着名的《耦耕诗》表达其隐居不出、终老乡野的志向，其一曰：“谁教失脚下渔矶，心迹年年处处违。雅集图中衣帽改，党人碑里姓名非。苟全始信谈何易，饿死今知事最微。醒便行吟埋亦可，无惭尺布裹头归。”然而清廷却并未轻易放过吕留良，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有博学鸿儒之征，浙江当局首荐吕留良，他誓死拒荐；康熙十九年又有山林隐逸之征，吕留良闻知消息当即吐血满地，无奈只得在病榻之上削去头发，披上袈裟，后隐居于吴兴妙山的风雨庵。
吕晚村纪念亭(桐乡市崇福镇中山公园内吕园)
即便如此，生前在节义之间的挣扎结束了，死后却依旧难以免除是非。雍正十年，受到曾静案的牵连，吕留良被剖棺戮尸，甚至连累子孙以及门人，或被戮尸，或被斩首，或被流徙为奴，罹难之惨烈，可谓清代文字狱之首。
以上之所以稍稍详述吕留良生平，是因为其遗民心态之曲折，与其学术思想之发展息息相关。
二
吕留良一生从事朱学，然与当时其他讲理学者不同，不以语录、讲章行世，而以时文评选着称，《四书讲义》便是其时文评选之中发明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相关义理的精华。
《四书讲义》繁体竖排版
时文，也即八股文、《四书》文，又称经义、制义、时艺等。明清两代科举考试的第一场，就是以八股文的形式考试学子，且以《四书》中的句子命题，故而对于《四书》以及朱学是否有着正确的理解，也是科举成败的关键。当然，这样的评判标准，是建立在学风、士风端正的基础之上的，事实上，生逢明清之际的乱世，学风、士风皆难免乖戾，这在结社、选文上表现尤其突出。吕留良在《东皋遗选序》中说：“自万历中，卿大夫以门户声气为事，天下化之。士争为社，而以复社为东林之宗子，咸以其社属焉。自江、淮讫于浙，一大渊薮也。……凡社必选刻文字，以为囮媒。自周锺、张溥、吴应箕、杨廷枢、钱禧、周立勋、陈子龙、徐孚远之属，皆以选文行天下。选与社，例相为表里。”当时的复社、应社、几社，以及吕留良之兄吕愿良集合浙省十馀郡文士所举的澄社，吕留良之友孙爽、侄吕宣忠所举的征书社，也都有选文之举。而举征书社之时，年仅十三岁的吕留良就有参与。
吕留良两度从事时文评选，并成为与艾南英、陈子龙等齐名的时文名家。其前期的时文评选时间较短，顺治十二年至十八年，应陆文霦之邀而开始时文评选，主要由于出处节义而内心苦闷彷徨，故借以填补其心；康熙五年被革去秀才之后，再度从事时文评选，直到康熙十二年，一方面是因为放弃诸生后治生之需要，如在《与董方白书》中就说：“选文行世，非仆本怀，缘年来多费，按此粗给，遂不能遽已。”另一方面是因为寄托议论、讲明义理之需要，《与施愚山书》说：“某跧伏荒塍，日趋弇固，偶于时艺，寄发狂言，如病者之呻吟，亦其痛痒中自出之声，而赏音者以为有当于歌讴。”吕留良便在家中开设了天盖楼书局，自己刊刻发行所评选的时文选本，摆脱了书商约定评选时限、篇幅等约束，不只是收入的增加，而是真正实现改革时文，并借此弘扬朱子理学了。
关于吕留良为什么致力于时文评选，还需要说明三点。其一，吕留良对于晚明士人的结社、选文之风并不满意，认为是“以门户声气为事”，在《东皋遗选序》中就说：“于是郡邑必有数社，每社又必有异同，细如丝发之不可理。磨牙吮血，至使兄弟姻戚不复相顾。”士风之坏，除了结社还有评选时文，吕留良在《答赵湛卿书》中说：“盖选手二字，某所深耻而痛恨者，不幸其行迹如之。尝谓近世人品文章，皆为选手所坏。”他本人亲自从事选业十多年，故深知其中的弊病，确实当时“选手”多有“龌龊肺肠”，以至于坏了“人品文章”，吕留良之所以以选手为耻而又坚持评选，就是为了矫正不良之风。
《吕晚村先生文集》(民国十八年阳湖钱振锽排印本，天津图书馆藏)
其二，吕留良对八股取士并不认同，但也不认为问题出在八股上。他在《戊戌房书序》中说：“自科目以八股取士，而人不知所读何书。探其数卷枕秘之籍，不过一科贵人之业。”科举考试以八股文的考试为重，导致许多考生的枕边秘笈只有时文评选的册子了。不过究其病根，却并不在八股取士上头。吕留良接着说：“然以为科目之弊专由八股，则又不然。……夫科目之弊，由其安于庸腐，而侥幸苟且之心生。文气日漓，人才日替，陈陈相因，无所救止。”应该说他看得还是很准的，科举的弊病根源在于人心，也就是“侥幸苟且之心”，再养成“庸腐之习”，“故愚以为欲兴科目，必重革庸腐之习而后可”。吕留良之所以投入于时文十多年，就是希望用好的时文，来驱逐恶的时文。事实上，时文也有好文字，比如吕留良曾将自己所作时文汇集为《惭书》，为此书作序的黄周星说：“若如用晦所作，雄奇瑰丽，诡势瑰声，拔地倚天，云垂海立。读者以为诗赋可，以为制策可，以为经史子集诸大家皆无不可。何物帖括，有此奇观，真咄咄怪事哉！使世间习此技者皆如用晦，则八股何必不日星丽而岳渎尊也？”因此，吕留良以时文名家的身份来做时文评选，也就能顺理成章了。
其三，吕留良更为在意的是，通过讲章、时文反对俗学、异学。什么是俗学、异学？吕留良《四书讲义》卷一说：“除却俗学、异学，即是大学之道。俗学者，今之讲章、时文也；异学者，今之阳儒阴释以讲学者是也。”也就是说当时广泛流传的时文、讲章都是俗学，主要由村师所授；晚明以来的讲学先生多半受到阳明心学的影响，将佛、道等异学杂入儒学之中，他们所讲都是异学。对此问题，吕留良还在《答叶静远书》中有说明：“病在小时上学，即为村师所误。授以鄙悖之讲章，则以为章句传注之说不过如此；道以猥陋之时文，则以为发挥理解与文字法度之妙不过如此。凡所为先儒之精义与古人之实学，初未有知，亦未尝下火煅水磨之功。”俗学与异学导致士人“以为章句传注之说不过如此”，“以为发挥理解与文字法度之妙不过如此”，因此不对“先儒之精义与古人之实学”“下火煅水磨之功”，还自以为已有所得，结果就是离正道越来越远了。所以，吕留良要用时文评选来重新讲明章句传注，讲明先儒之精义与古人之实学，以及八股文的文字法度，把被俗学、异学搞得乌烟瘴气的讲章、时文风气端正过来。
吕留良僧装像(张宗祥摹黄九烟本，据桐乡市档案馆藏照片)
此外，还需要再补充一点，端正士人之心也只有时文最为有效。吴尔尧《天盖楼大题偶评序》中曾引吕留良的话：“读书未必能穷理，然而望穷理必于读书也。秀才未必能读书，然而望读书必于秀才也。识字未必能秀才，然而望秀才必于识字也。……舍此识字秀才读书者而安望耶？”在吕留良看来，直接针对士人，也即识字秀才，改变士风、学风的唯一办法就是通过人人都离不了的时文，以最为优秀的评选来作引导，从而端正人心，维挽世道。吕留良以时文反时文，因而着成一系列着名的时文选本，以及后人汇编的《四书讲义》等书，整整影响了有清一代。诚如对吕留良评述最为全面而实在的钱穆先生在《吕晚村学述》中所说：“在彼之意，实欲拔赵帜，立汉帜，借讲章之途径，正儒学之趋向。”
对于时文，吕留良也有矛盾的心态，在《与吴玉章第二书》中说：“取圣贤之书，虚心玩味，先通其文义而渐求其理之所归，不必作时文。有所见，即作古文论说亦得，或作讲义、或作书牍亦得。”他认为读书有得，与其写八股时文，不如写古文或讲义、书牍，也就是说作时文不见得真有必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