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历史学一直面临着两大困境，一个是认识论意义上的，一个是方法论意义上的。

　　前者是对科学主义的历史观进行的挑战，即人们究竟能否获得完全客观的历史，能否从历史的表述中排除解释、历史学的惟一基础——史料应该在什么意义上被信赖？这个话题因克罗齐、科林伍德的着作以及卡尔的《历史是什么》而一直众说纷纭，不仅被不断地讨论，而且在后现代历史学的挑战下变得更加尖锐。

　　后者则事涉历史记忆，即每个人都有自己对历史的记忆，历史文献，无论它包括了多么丰富的内容，都只是记述者个人或群体的历史记忆而已。但我们以往借以重构历史的资料主要是史家和官方的历史记忆，其他个人或群体的历史记忆却因社会的原因，很难通过文献保存下来。

　　与前者相关的是，人们筛选、保存和删除历史记忆的过程和机制是极其复杂的，我们面对的史料或者历史就是经过筛选被保存下来的那部分历史记忆，而我们是很难判断记述者保存的这残缺不全的部分是否“重要”到使我们认为这就是历史；即便我们认定这的确重要而且客观，通过文字保存并流传历史记忆的文化霸权，使得弱势群体很难通过文字保存并流传他们对历史的记忆。

　　仅仅凭借正史材料的历史记忆，难以重构完整的社会

　　如此，从总体来说发现历史时期女性的历史记忆是否可能？历史人类学也许是一条可以尝试来解决问题的路径。

　　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勒高夫曾在他所编的《新史学》中指出，史学应“优先与人类学对话”，他认为应使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相互结合，并用“历史人类学”这个名称来概括它。比尔吉埃尔则更为全面地讨论了对历史人类学的认识，他认为法国史学家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体现在研究饮食史、体质体格史、性行为史、家庭史等领域，本质上是要通过研究各种习惯来了解各种权力关系。正如比尔吉埃尔所说:“今天历史人类学正是在研究心态世界中继续进行着最卓有成效的研究。”

　　如果说历史学家倡导的历史人类学主要是借用人类学的关注视角和方法来改造历史学，来发现史学的一些新问题，那么人类学家则主要是希冀以此作为探讨过去的手段。人类学家提出历史人类学这个概念，其起点是批判用共时性和结构性概念统治人类学的做法。

　　按照这些人类学家的看法，历史人类学中有两大类别，一是历史民族志，即利用档案资料和当地的口述史资料，研究过去如何导致现在，或进行对过去的历时性和共时性研究；二是所谓对历史的人类学研究，即集中注意特定族群“藉以拟想、创造和再造他的过去，以至把过去和他们身处的现在连接在一起的各种方法和文化理路”，其中既研究过去的建构如何用来解释现在，也研究过去是如何在现在被创造出来的。

　　他们在上述着作中评述道:“这样的人类学几乎没有制造‘客观’历史的企图。相反地，它感兴趣的是人们对过去知道和记得些什么，如何记得，又为什么要记得，以及人们如何解释过去并和现在联接在一起。”

　　正如Dorothy Ko在她的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五四时期的历史观、特别是对女性受压迫的绝对强调，不仅歪曲了妇女史，也歪曲了19世纪以前中国社会的性质，因为这种观念必然导致一种期待，即妇女一旦可能便非逃即反。她希望用一个动态的三部曲模式来取代五四的二元对立模式，那也是变动中的现实的三个层面:理论或理想规范、实践、自我感知。

　　Dorothy Ko:《闺塾师——17世纪中国的女性文化》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5-1-1

　　我也曾通过分析明清时期女性的宗教活动和闲暇生活，来说明这一点。但是Ko选择的只是17世纪，那是一个社会流动性很强、思想很活跃的时代，而且即便如此，她用来表现女性自我感知的只是少数知识女性的闺阁诗文，我们大概可以通过类似材料来了解女性对历史的一部分记忆，但肯定是很少的一部分。历史学家在这里，通过传统的史学思路，似乎只有伫足不前。我们有没有可能通过其他途径来了解普通民众、包括普通女性的历史记忆呢？

　　美国人类学家萧凤霞的一项研究可以作为一个例子。她在《妇女何在———抗婚和华南地域文化的再思考》一文中，对珠江三角洲的“不落家”习俗进行了新的辨析。以往研究者从经济因素出发，认为19世纪以来当地缫丝业的发展使女性获得一定地位，导致她们用“不落家”的习俗来抵制传统婚姻，因此这是一种反抗男权压迫的表现。

　　但萧凤霞却发现，从清朝中期到民国时期，这一习俗得到当地的较大认同，甚至在社会精英中也比较流行。她不仅分析了传统文献如地方志中的《列女传》，还更多地利用了民间文献和田野资料，发现这与珠江三角洲的开发史有密切关系。那些在族谱中自称是来自中原的人们实际上本是当地土着，他们在获得经济地位之后，往往利用一切文化资源，包括风俗，来强调与国家的认同，同时与存在竞争关系的族群抗衡。

　　这样，她就为区域性的妇女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模式。而在方慧容关于“无事件境”的研究中，从女性对土改时期村落历史的回忆中，也发现了女性历史记忆的一些特点。这样，通过人类学问题意识的设定和借助田野工作方法，不仅可以发现关于女性历史的记忆，也可以发现女性自身对历史的记忆，这有可能为妇女史研究或历史与性别的研究提供新的方法论路径。

　　文字自从被发明以后，基本上就成为强势群体表达其思想、当然也成为记录和传播其历史记忆的工具。于是，除了从文献当中去发现零星的女性思想，除了对文本进行颠覆性的解读，我们还可以做的就是从非文字的遗存里去发掘历史时期女性的历史记忆。传说、故事、歌谣、实物、技术、行为……田野里的收获将会拿来与地方文献或政府档案做比较，会使历史时期的女性、也可能还有其他弱势群体的历史记忆浮出水面，从而得到一个比较完整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