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文明是人类文明史上和两河流域文明、尼罗河文明、印度河文明一样齐名于世的大河文明或农业文明。而其古老而绵延不绝的生命力、求新求变的文化精神，更使它在人类古文明史的比较中独树一帜，分外靓丽。而以往，变革精神这个黄河文明的显着特色，一直未被人们所重视，即人们总是给这种平原流域文明冠以保守性的特征，这种认识误区，在确凿的历史事实面前，应该得到扭转。
过分强调大河流域文化、平原文化或农业文明的保守属性，主要是源自于黑格尔的影响。黑格尔在其名着《历史哲学》中提出了一个“历史的地理基础”概念，并按照地理特征把世界区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干燥的高地同广阔的草原和平原；一种是平原流域，是巨川大江流过的地方；另一种是跟海相连的海岸区域。在这三种不同地域生活着的人们，塑造了不同的文化精神：高地居民的性格是好客和掠夺，平原上居民的特性是守旧、呆板和孤僻，海岸居民的性格是勇敢、沉着和机智。“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壤上，把他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34页)。这便是将平原流域的农业文化或农业文明打上保守性特征的基础性论证。
人类早期文明受到地理环境很深的影响，这是没有异议的；平原流域文化或文明有其保守性的一面，也可以找到不少例证。但是，我们也必须明白一个道理，地理环境的影响作用不是绝对的；在类似地理环境中生存发展的不同民族，其文明道路也不是千篇一律的。对一种文化或文明的研究，对其历史属性的判断，最根本的还是要回到实证的历史中。而一旦回到实证的研究领域，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明显的事实，那就是在中国黄河文明的古老基因中，持续活跃着一个求新求变的思想要素。
黄河文明的经典之作《周易》六十四卦中，第四十九卦是“革卦”，经文曰：“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意思是说，革卦象征变革，在“巳日”(祭祀的日期)推行变革并取信于民众，前景就至为亨通。革卦的《彖传》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不仅求变，而且倡导顺乎天而应乎人的革命性变革。
后世对“革卦”及其传文的阐释，也都强调了变革、革命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周易正义》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以明人革也。夏桀、殷纣，凶狂无度，天既震怒，人亦叛亡。殷汤、周武，聪明睿智，上顺天命，下应人心，放桀鸣条，诛纣牧野，革其王命，改其恶俗，故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计王者相承，改正易服，皆有变革，而独举汤、武者，盖舜、禹禅让，犹或因循，汤、武干戈，极其损益，故取相变甚者，以明人革也。‘革之时大矣哉’者，备论革道之广讫，总结叹其大，故曰‘大矣哉’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8页)《周易正义》的阐释强调了革命、变革的重大意义，释“革之时大矣哉”是“备论革道之广讫”，还创造了“人革”和“革道”概念，以强调历史的变革之道。
朱熹解释革卦时也说：“革，是更革之谓，到这里须尽翻转更变一番”；“须彻底从新铸造一番，非止补苴罅漏而已。”(《朱子语类》第五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47页)朱熹的话也强调了“革卦”所隐喻的激烈变革意义。
不仅社会的变革如此，对于人的基本素质的培育也是如此，要求个体的修养、成长也要日日求新。同是孕育于黄河文明的典籍《大学》，就反复教诲人们要去创造，去求新。《大学》云：“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汤盘的铭文说，假如一天自新，就能天天自新，每天自新；《康诰》说，鼓舞人们自新；《诗》说，周虽然是个旧邦国，国运则是新的；因此，君子应该无处不竭力自新。
这样一种强调求新求变的思想，既是历史本身的观念反映，也反过来催生历史的变革和发展。中国早期文明道路，就证实了这种历史的变革。三代文明的发展就是如此。夏商周(西周)三代只有千余年的历史，这对于早期文明的历史过程来说并不算长，但却经历了多次重大的变迁。就三代的历史沿革说，就具有明显的文明变迁意义。
《礼记·表记》中有一段话集中表述了夏商周三代文化精神的重大变迁。“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先禄而后威，先赏而后罚，亲而不尊。其民之敝，憃而愚，乔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蔽。”夏道尊命，殷人尊神，周人尊礼，夏商周不仅是王朝的变革，同时也是文化精神的变革，三代文明各有特点。夏代的核心观念是尊崇君主，殷代的观念是尊崇鬼神，周代的观念是尊崇礼法，三代各有不同的治国原则，文化观念的变迁也清晰可见。这反映着历史本身的深刻变化。
黄河文明的变革精神，在同人类早期文明史上着名的几大文明相比是较为突出的。譬如古埃及文明的基本标志之一——象形文字，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中亦没有大的进展。有学者指出，“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从公元前4000年代后半叶开始出现，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一直使用到公元4世纪末，大约流行了三四千年。”(刘文鹏、令狐若明：《论古埃及文明的特性》，《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1期)由多名美国历史学家集体撰写的《世界文明史》一书，在谈到古埃及象形文字时说：“早在古王国时期，埃及象形文字就以三种书写符号为基础：象形、音节，以及字母。前两种已是楔形文字的组成部分，后一种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发明。假如埃及人采取措施把其字母符号——24个音符，每一个代表人类语声的辅音——与非字母符号区分开来，在其文字交流中只使用字母符号，那么他们就会发明一种完全现代的文字体系。遗憾的是，保守性阻碍了埃及人，以致第一种单一的字母体系要等到公元前1400年左右由地中海东岸的一支闪族语系人即腓尼基人去发明。”(该书中译本上卷，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95页)而与此不同，作为黄河文明主要标志的汉字，从殷商的甲骨文，经过金文、大篆、小篆到隶书，即从类似象形文字的甲骨文，发展到接近今天汉字形态的隶书，也只有千余年的时间。黄河文明文化形态中文字的变化、沿革，成为这种文明变革精神、创造精神的又一个鲜明例证。
黄河文明的变革精神，深深影响了政治文明的进程及其特点，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变革，就是这种文明内生性的历史巨变。中国历史的这场深刻变革，既是黄河文化区域内的政治变革，也在思想层面上受到“天地革而四时成”变革精神的支撑。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内的变法运动，大都继承这样清晰的变革思想。《商君书·更法》中关于变法的名言：“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都是“天地革而四时成”变革思想的展开和实践。正是这样强烈的变革思想，支撑了长达数百年的变法运动，终于把行之千余年的贵族制推进到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完成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时人用“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来形容这场历史剧变，是对这个大变革时代的真切感受。
即使在秦统一中国开辟了新的历史时代之后，中国的政治体制也不是一成不变，不管是其政治体制的核心官僚制度，还是经济制度、选官制度、文化思想等等各个方面，从秦到清发展变化的脉络也清晰可循。以往有一个所谓“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说法，说中国古代社会长期迟滞或停滞不前，较之欧洲的封建时代要显得特别漫长，这可以看作是黄河文明保守性的例证。其实，这完全是一个认识误区，而且也是一种并不恰当的历史比较。这种比较首先假设了欧洲封建社会的典型性、普遍性或代表性；其次毫无分析地把中国秦至清的帝制时代类同于欧洲的封建社会，缺乏对中国帝制时代社会形态的具体分析；最后，严重忽略了中国这二千年社会的重大变迁。这种所谓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超级稳定、迟滞发展的说法，完全无法解释中国在长达千余年的时间里毫无争议地走在世界前列的历史事实。事实上，古代中国并没有传统所理解的农业社会那种无限依赖于土地所造成的孤僻、呆板和保守，而是在平原流域丰厚的土壤条件上，创造了早于西方千余年的中央集权制度，创造了体现社会公平的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创造了取代贵族世袭的官僚制度，更是创造了直接影响西方政治进程的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马克思曾说：“火药、罗盘针、印刷术——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罗盘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并且一般地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创造精神发展的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推动力。”(《1862—1863年经济学手稿》)这无疑是对黄河文明求新求变及其创造能力的最高褒扬！
黄河文明作为一种农业文明，相对于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来说，没有保守性的文化因素是不可能的，但一种显示了巨大创造力的文化，只注意到它的保守性的一面，显然是不客观不公允的。黄河流域历史、进而包括整体中国历史的文明进程，提示我们要特别重视黄河文明中求新求变的思想要素。这是这种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大河文明的独特之处，也是身处新的大变革时代的当代国人，需要从先民身上汲取的思想营养和宝贵品格。
原标题：谈黄河文明的变革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