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

　　作为中国最大的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和举世闻名的世界文化遗产，故宫博物院近几年在文物保护利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上开拓创新，成绩斐然。近日，本报微信公众号“侠客岛”独家对话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听他畅谈保护利用文物、传承文化遗产、传播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心得与体会。

　　做有温度的文化殿堂

　　记者：故宫博物院近几年变化很大，包括环境、设施、服务等方面。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力气去改变？

　　单霁翔：故宫是世界最大规模的宫殿建筑群，也是收藏中国文物藏品最多的博物馆，还是观众来访量最多的艺术博物馆。但这些“最”对一个普通观众来说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他(她)在故宫的文化之旅中获得了什么。

　　如果说馆所宏大，但70%的范围都立个牌子，上面写着“非开放区，观众止步”；如果说藏品多，但99%的藏品都放在库房里，人们看不到；如果说观众多，但80%的观众进了故宫后，目不斜视地往前走，并不去两边看展览，那么这个博物馆能让观众获得什么呢？这里所拥有的文化资源，能给人们贡献什么呢？

　　中国目前有4870所博物馆，收藏的国家珍贵文物，即一级、二级、三级文物共401万件。这其中，故宫博物院就收藏着168万件，占全国珍贵文物的42%，因此故宫有责任承担起传播文化的职能。人们进入故宫博物院，不只是进入一群建筑，而且是进入一个文化的殿堂，一片文化的绿洲，所以我们要开始改变。

　　记者：能举例谈谈有哪些变化吗？

　　单霁翔：博物馆应该是有温度的。我们现在主张精细化管理，其实应该是精细化服务，为每一个观众服务好。

　　过去人们到故宫，进门就很困难，特别是旺季，常常要排队一小时甚至一个半小时，买完票后还要验票、安检、存包，进去后已经精疲力尽。为了改变这一情况，我们采取一系列措施。比如削峰填谷，让淡季的观众增长，旺季的观众减少。我们还有序地推行全网购票，让人们节省买票时间，快速进入故宫。

　　过去故宫的门前广场没有椅凳，人们在树坑里席地而坐，没有尊严，于是我们做了200把椅子，这样就没人坐树坑了。过去在故宫参观累了只能坐在台阶或者铁栏杆上，把很多铁栏杆坐弯了，我们就研发了适合高频率使用、和环境协调的1400把座椅，供人们休息。

　　过去故宫的宫殿里都是黑的，观众往里挤，看不清楚之外，很辛苦也很危险，我们就探讨能不能把大殿点亮。因为宫殿是木结构，不能进电线，而且里面的陈设也不能长期受灯光照射，所以我们研发了一种LED的冷光源，制作专门的灯架，使其远离古建筑不发热。灯开了以后，还派专业人员值守。这样一来，紫禁城的大殿如今全被点亮了。

　　几十年来，故宫博物院累积搭建了135栋临时建筑，一共是14800平方米，为清理这些临时建筑，我们下了很大的工夫。经过三四年的时间，我们进行室内10项环境整治、室外12项环境整治。我们希望人们到故宫，能看到绿地、蓝天、红墙、黄瓦，看到和平鸽、鸳鸯、小鸟、故宫猫，看到花卉、植物、树木、果树，春夏秋冬各有景致。

　　大家可能发现我们的观众现在很少往地上扔垃圾，在墙上写“到此一游”这类字了。为什么？因为环境搞好了，他也会一起来维护。

　　以开放带动保护利用

　　记者：现在到故宫博物院，明显觉得可看的东西多了，开放的区域多了，展览也变多了。

　　单霁翔：是的。

　　2002年，故宫的观众第一次突破700万，当时世界上观众接待最多的博物馆是法国的卢浮宫。但是过了10年，到2012年，我们就突破了1500万。去年卢浮宫和大英博物馆的观众数量加起来是1400万，而去年故宫的观众接待量达到了1600万。

　　面对观众增长的压力，我们认为最好的应对就是尽可能地扩大开放。扩大开放的前提是要把古建筑修好。故宫从2002年开始修缮古建筑，如武英殿，由办公场所清理改变成书画馆，每天观众很多。最大的慈宁宫，清退有关部门后成为雕塑馆，每天几乎1/3的观众要来这里参观。

　　我们也尽可能办更多、更好的展览。今年我们精心策划的几个展览，如《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特展》、五大名窑展览，都非常吸引人。我们还设计出牡丹题材、菊花题材、瑞鹿题材等展览，结合室内、室外，物质、非物质，动态、静态的各类各时代器物进行展陈。比如牡丹花开了，我们就把洛阳的一万盆牡丹搬到故宫，把跟牡丹有关的瓷器、玉器、漆器、珐琅器等拿出来展。

　　明年，我们还将推出“回乡展”。故宫藏品来自于全国各地，这些艺术品再回故乡，可以增加故乡人的自豪感和对家乡的热爱。我们准备成系列地推出这类个展，如明四家回到苏州、黄公望回到杭州、扬州八怪回扬州、寿山石回福州、紫砂回宜兴。这样一来，让更多的展览走出红墙，走出紫禁城。

　　即便如此，故宫文化资源的呈现、文化能量的释放还远远不够。我们的藏品展览目前只增长了一倍，从过去的七八千件到一万七八千件这样的水平，只展出1%左右。除了扩大展览区域，不断加强加快文物修复，我们还在厦门鼓浪屿建了外国文物馆，与香港特区政府合作建故宫文化博物馆，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建了故宫精品博物馆，等等。这些努力还要持续，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得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让故宫的文物藏品更多地融入到社会中，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这是我们今天的目标。

　　记者：不久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来故宫专程参观了文物医院。故宫有这么多宝贝，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作为参观的一个重点？

　　单霁翔：为了让文物更好地融入现代社会生活，科学的修复很重要。

　　全世界的文物修复都是一种模式，文物藏品坏了或是需要保养了，直接送到文物修复部门，由他们送到专家手里，凭专家的丰富经验来修。今天，我们对待文物的态度是要保存我们的生命历程，所以要有更加科学的态度。因此，故宫成立了全世界第一个文物医院。

　　我们给文物医院配备的是故宫最长的房子，361米；配备了200名文物医生，一般国际上的大博物馆有三四十名文物修复人员已经了不起了，故宫编制很紧张，但我们拿出200名编制用于文物修复；我们还配备了100多台现代最好的文物修复设备。有了这个医院，我们的文物修复如虎添翼。我们有把握对故宫的231种类别的文物藏品进行科学修复，在最大限度保留历史信息的前提下，不改变文物的原状，同时进行传统工艺技术的传承，这就是文化加科技的力量。

　　创新才能吸引年轻人

　　记者：紫禁城建成快600年了，现在大家反而觉得它更年轻，这其中有什么经验？

　　单霁翔：首先，故宫要确保“健康”。为此，我们重点推进了古建筑修缮工程、“平安故宫”工程；第二，故宫要更加“智慧”。我们通过互联网技术、数字技术来强大我们的安防系统；其次，故宫要不断开放，不断创新。

　　今年，故宫办了《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赵孟頫书画特展》等，70%以上的观众是年轻人。我们根据年轻人的需求进行很大的改变。比如过去展厅经常禁止拍照，可是年轻人现在用手机，不用闪光灯，对文物没有伤害。于是，我们就鼓励大家拍照。大家把作品拍走后发到网络，发到朋友圈，其实是扩大了对展览的宣传。

　　我们还应用科技手段，特别是多媒体技术和数字技术，加快网站建设，英文网站、少儿网站、APP、VR，在这些基础上研发大量的数字文化创意产品，每天都有呈现。我们也尝试去拍年轻人喜欢的影视作品，像《我在故宫修文物》这部片子影响很大，特别是打动了年轻人，70%点赞的是18岁到22岁的大学生。去年报考故宫修文物的人非常非常多，我觉得很感动。

　　记者：“故宫淘宝”现在非常受年轻人的欢迎。在文创方面，故宫是怎么做到“萌文化”和历史文化的结合？

　　单霁翔：过去故宫的文化创意产品80%不是自己做的，而是来自全国各地，什么好卖就进什么货，满足不了人们把故宫文化带回家的愿望，因此我们开始研发自己的文创产品。

　　关于文创产品，我们总结了10条体会，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文创产品必须要研究人们的生活，研究人们的需求。过去我们复制一些故宫的文物，很精美但实用性不强，人们买的并不多。所以，我们充分挖掘故宫文化资源，把它们的历史性、知识性、科技性呈现出来，与人们生活的需求对接起来，这样才能使文创产品真正蕴含故宫文化。

　　我们还和国内外一些着名品牌合作，把他们的设计能力、制作能力和故宫的文化对接起来。几方面融合以后，形成了良性循环。现在每次展览前我们都会配套推出文创产品。今年我们文创产品超过万种。当然我们也在不断淘汰、更新和加强。

　　新时代文物工作者的使命

　　记者：网上有不少您讲话的视频，网友们很喜欢您的幽默，称您是故宫里隐藏的“段子手”，同时大家也对您记各种数字的能力惊讶不已，对此您怎么看？

　　单霁翔：他们说我说段子，其实我是讲故事。讲好中国故事，是要用生动的语言的。故宫故事很多，三天三夜都讲不完。我只是在讲故事，从来没有编段子。而且，我们是言必信、行必果，说到就要做到。

　　记数字也没什么难的。一个售货员对他身后货架上的商品价格，不能说我去看看多少再告诉顾客，他都是脱口而出的。所以，要记住这些数字并不难，因为这是工作，你平时经常用，自然就记住了，不用刻意背。

　　记者：您师从吴良镛先生，与郑孝燮等老一辈文保专家有很深的交往。与他们相比，您觉得现在做文物保护是容易了还是难了？

　　单霁翔：老一辈文保专家学者，当时做研究和保护工作是在法制还不太健全的时候。1982年《文物保护法》公布了，国家还设立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1985年我国加入了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公约，2002年《文物保护法》修订了——今天比较完善的文物保护法规体系和与国际社会共同保护世界遗产的体系，是在老先生们长期的呼吁和指导下实现的。

　　但今天我们有新的难题。比如人们对文化的需求、对文化设施的要求大不一样了。再比如故宫开放再多区域，举办再多展览，到故宫访问的观众也只占全球人口很少的一部分。如果想进一步增强文化传播力，扩大影响力，需要不断拓展我们的传播能力和方法。

　　我们要应对新时期的新变化，严格遵守《文物保护法》，在前辈们的精神指引下，与时俱进地往前走。每个时代文物工作者、文化工作者都有不同的使命，我们今天面对的是一个更加需要奋斗的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