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主办的“2017年度名人堂”评选活动已全面启动，年度作家、年度诗人、年度图书、年度电影、年度电视剧、年度歌曲、年度文化大事件等7大榜单堪称文艺圈的成绩单，一经发布立刻引发读者、网友的投票热潮。
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新增的“年度文化大事件”榜单中，108万人次参观成博“丝路之魂”大展、《千里江山图》再引“故宫跑”、黄宾虹《黄山汤口》以3.45亿元创春拍纪录等文化界热点事件盘点，令不少读者记忆犹新。他们纷纷下载封面新闻APP，为那些与自己的精神食粮休戚相关的文化事件点赞。
这边厢，黄宾虹精品巨制《黄山汤口》在今年6月以3亿元落槌，加佣金后的3.45亿成交价不仅创其个人拍卖历史纪录，也创造了2017年中国艺术品在全球的春拍新纪录，成为“2017名人堂·年度文化大事件”的座上宾；那边厢，秋拍市场上好消息频频，不断刷新这一纪录，先是齐白石的《山水十二条屏》最终以9.315亿价格成交，成全球最贵中国艺术品；而后，四川国画大师张大千精笔描金作品《水月观音》成交价高达1.012亿元，创其人物画价格最高价。
对此，四川博物院首席专家魏学峰并不感觉惊奇，“这在意料之中。”12月19日下午，他一边展示一本装帧精美的《张大千留蜀精品》图册，一边对记者娓娓道来张大千与敦煌的情缘，“刚刚拍卖的这幅《水月观音》正是大千先生敦煌归来，在四川创作的精品，最终成交价过亿，说明大千先生的艺术成就已被国际艺术圈广泛认可。”
有趣的是，在川博二楼的张大千艺术馆中，另一幅大千先生的《水月观音》图正在展出。拍卖市场上令人咋舌的成交价，也带动了市民的观展热情。
敦煌摹画 负债5300两黄金
“张大千在上世纪40年代带动的敦煌热，以及之后兴起的敦煌学，让后人享用不尽。”魏学峰说，尽管张大千的作品成交价震惊世人，但很少有人知道当年他去敦煌时下定了“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决心。
1941年，张大千带着学生、家人一行数十人踏上敦煌之旅。目睹了气势恢宏的4.5万平方米的壁画之后，原本只打算停留两个月的张大千，直到1943年才返回四川，在敦煌一留就是两年零七个月。“从对敦煌的认识，到对敦煌的再现，让张大千从一个传统的绘画家转变成借古开今的一代大师。”
“大千先生从向往敦煌到最终成行，前后经历了20年。”魏学峰说，张大千第一次听说敦煌时刚从日本学习染织归来，艺术的起步就与敦煌息息相关。20年间，他查询了很多关于敦煌的资料，也听很多人解读敦煌的艺术，民国时期着名文人叶恭绰对其触动最大。叶恭绰启发他说，中国人物画从其顶峰唐宋时期至今已无甚变化，要想有所突破只有去敦煌。
敦煌之行，让张大千对人物画的表现方式有了全新的认识。传统的人物画法为“十八描”，而历经一千多年的敦煌壁画堪称“中古美术史”的缩写，其中人物画的技法更为丰富。此外，酷爱研究佛像艺术的大千，在敦煌对佛像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为了筹集资金，张大千不惜把自己收藏的宋元古画抵押到银行，贷款购买画布、颜料，供养一行人的衣食住行。中国绘画常用的颜料无法达到敦煌壁画色彩的亮度，他不惜斥重金在印度买沙绿、沙青作为颜料。而这种颜料中含有宝石磨成的粉末，异常昂贵。这趟敦煌苦旅，让张大千花掉了5300两黄金。债台高筑之下回到成都，他只得疯狂画画、办展还债。尽管经济上十分困窘，在最艰难的时候他对后人放话：“所有的画都能卖，敦煌壁画临摹品不能卖”。
水月观音 四川保存有三幅
佛经称观音菩萨有33个不同形象的法身，观水中月影状者称之水月观音。据说，供奉水月观音像可消灾去祸。有趣的是，除了拍卖破亿的《水月观音》之外，四川还保存了三幅张大千创作的《水月观音》图，成都市民可以去川博“近水楼台先得月”。
魏学峰打开图册讲解，其中两幅《水月观音》图藏于川博，一件临摹自西夏壁画，一件临摹自五代。展厅的《水月观音》临摹自五代，大千先生用重彩的方式来表现水月观音，色彩上用了石绿、石青和黄色、金色几个主要的色系，把水月观音的神态表现得非常好。
这幅《水月观音》创作于1941年到1943年。此前，张大千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创造的一些淡彩的观音与水月观音完全不一样，人物形象更接近唐代仕女丰腴的形象特征。敦煌之行的洗礼，让张大千对佛像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所以作品里表现出佛的庄严、精美、大气的色彩。
张大千本人对这幅作品非常满意，1945年，他又重新画了一幅纸本水月观音，如今珍藏于新都宝光寺。相比于敦煌时期的复原性临摹，这幅纸本《水月观音》中融入了大千先生的创意，结合了水墨创作的丰富性，文人气息更加浓厚，也与本次拍卖品更为相近。这幅《水月观音》精品一经亮相引起轰动，达官显贵争相出价购买。时任四川省教育厅厅长郭有守慧眼识珠，给当时的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请示，一定要把这幅国宝级的作品留下来。后来由齐白石的弟子姚石倩经手，保存于成都新都区的宝光寺。
捐赠川博 张大千留下艺术富矿
“四川博物院收藏了张大千各类书画作品共计655件，是中国大陆收藏其作品最多的艺术机构。”魏学峰介绍，1949年，张大千飞赴台湾之前，将183件敦煌临摹壁画、200余件敦煌粉本以及80多个印章，留在了四川。1955年，他的发妻曾正蓉携其家人，将这些价值连城的作品全部捐给了当时的四川省博物馆(现四川博物院)。时至今日，川博保存的曾正蓉女士关于捐赠的亲笔签字，见证了这段荡气回肠的历史。
张大千在敦煌临摹壁画276幅，其中有183件捐赠给了川博，占比超过六成，分量十分惊人。除了前文提及的文物之外，川博还收藏了大千先生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创作的80多幅水墨画，以及大千先生大风堂收藏的一代名画。“这五大类藏品合计构成了张大千的艺术体系，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敦煌壁画临摹品。敦煌壁画对于张大千本人、中国艺术史而言，都是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日复一日地在敦煌艺术之炉中熔炼，让张大千从中汲取到了丰富的养分。他更深切地感受到古人技法的严谨工细，看到那些劲秀绝伦的线条，他悟出了“铁画银钩”之美，这种上下求索让他迅速开启了“大匠之门”，所谓大匠也是大家。
他还在敦煌找回了逝去的色彩世界，开始转向唐以前水墨画尚未兴起之时以丹青勾填为主的高华而古老的传统。敦煌归来之后，他的人物图多用重彩色，例如川博馆藏的《文殊菩萨赴法会》图中，他还把敦煌藻井的图案运用到了人物的衣裙、装饰上，增强了装饰的效果，敦煌之行对大千先生最大的影响，莫过于重塑了宏大雄强的绘画格局。此前，他的作品多为传统尺幅，盈丈大作极少。而后，他在大尺幅上重现了壁画的气势，例如川博馆藏最大的张大千作品《劳度叉斗圣变》，长3.45米、宽9.25米，另一幅《观无量寿经变》图中光出场人物就多达百人，使用乐器多达百种，场面宏伟，气势恢宏。这些都是川博馆藏的精品，让市民不出成都，就能免费观赏到张大千先生绘画艺术的精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