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公元前600-200年间，是世界的轴心时代。而中国的“轴心时代”正好落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个时代风起云涌，大分化、大动荡、大变革是其关键词。原来天下共主的周王室在春秋时期权威衰落，日益强大的诸侯国之间弱肉强食、兼并争霸。战国时代的周王室威信彻底丧失，小国被大国吞并，形成了七雄并立的竞争格局。
湖南省博物馆新馆开馆以来举办的第一个特别展览“东方既白——春秋战国文物大联展”，用全国30余座文博机构的240件/套珍贵文物，为观众讲述强秦攻灭诸侯、一统天下前后的故事，以及一个中央集权制如何取代诸侯制的故事。
西周天子“九鼎八簋”的列鼎制度只在文献中留存文字，只有在春秋早期的诸侯国君大墓中才发现有真正的早期实例。在位于河南新郑的郑韩故城，就发现了几套完整的青铜“九鼎八簋”，这说明与周宣王有直系血缘关系的郑国已经“挟天子以令诸侯”，周王威严被僭越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了。
我们还注意到，在这群气势撼人、等级威严的“九鼎八簋”一旁，还陈列有一对交龙纹方壶，交龙纹表现出强烈的动感与张力，壶的高度也颇为吸引眼球，这对形制扁方颇似纪念碑的方壶，绝对可以加入东周最出色的青铜礼器俱乐部，也预示着一种新的艺术风格挣脱传统的局限即将闪亮登场。
曲阜鲁国故城出土的组玉佩，属于服饰上的穿戴装饰，其中也透着极为严谨的礼制规范。春秋时期的秦国青铜礼乐器，在形制上与周王朝亦步亦趋，而装饰上却又有自身特色，可谓稳重图变。
地处南方的楚国势力日益强大，大有一统天下之势，楚庄王时曾饮马黄河、问鼎中原，与之为邻的小国或为楚所灭，或沦为楚国附庸。目前还没有发现早期的楚国王陵，在河南淅川下寺发现的春秋中晚期楚国令尹逺子冯的家室墓地，是我们现在了解楚国高级贵族葬俗的有限材料。
淅川下寺2号墓发现的王孙诰编钟共有26件之多，最大的一件重152.8公斤、高12.4厘米，在先秦时期青铜甬钟序列里也属于较大者。在“东方既白”展厅里，这组编钟与“九鼎八簋”对向展示，一边是代表“礼”的食器组合，一边是代表“乐”的乐悬组合，正是那个风云际会年代的“钟鸣鼎食”之象，贵族正是在青铜礼乐间娱乐、敬事、盟誓，以求“万年无期，永保用之”的愿望。
赵都城邯郸故城附近发现的铜马，是先秦铜器中少见的马形器，马可是当年重要的战略资源。用于调兵的杜虎符，只有左右两半相合方能出兵，而紧急情况下燃起烽火也能动兵。这件杜虎符目前只发现左半，保存在君王手里的右半至今没有出现。
早在三家分晋之前，北方晋国的六卿就把所有精力用在了权力斗争上面，此时的晋国已经成了一个徒有其表的内部分裂国家。独大的赵卿家族忙于从事盟誓活动，盟誓的内容被记录在玉石片上，写满了与末赵、中行、范氏等六卿家族之间的尔虞我诈，要求相互之间不背叛、不侵夺他人资产，不与敌方往来。
在太原附近的晋阳故城附近，发现了一座附葬44匹马的积石积碳大墓，积石积碳是为了防盗和避免树木根系侵入墓室，可沉重的碎石却将陪葬的青铜器礼器压成了碎片。经过修复的大型晋系侯马风格青铜器，给我们展示了晋卿赵简子的气派。
春秋时期的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如何也不会想到，他们佩用的精致兵器，在几百年后的战国中晚期，被作为战利品带到了楚国，实现了空间上的“位移”，而这其中饱含的你死我活、水火不容的复杂往事，承载了太多的无奈和鲜血，今之观者看到展厅里的君王兵器，也应该回想他们往日的荣光。
位于湖北荆州的江陵纪南城是“始都之郢”，附近楚墓密集，李家台4号墓出土的几何纹漆盾，以红黑黄三色，在长方形格里装饰规矩纹、连续三角纹等几何纹饰，是极为精彩的一件礼用兵器。
秦代石甲胄的材料经过磨制和钻孔以青铜丝串系，与秦俑身上塑造的铠甲相比更显得精制用工，反映了秦代高度发达的手工制造业。东周的日常是战争，现在发现了许多那时候的兵器，《左传》里面记录的战争不但数量多，而且交战方之间的恩怨纷繁复杂。商业交换的兴盛催生了货币，但由于东周时期各国经济发展不均衡和政治上割据状态的长期存在，列国货币形态发展也不均衡，之间度量衡的标准也不一致。总体上看，王畿、三晋地区流行布币，燕国、齐国流行刀币，材质以青铜为多数。而南方楚国除了青铜贝币以外，基于丰富的黄金矿源，还流行过金版货币，这种金版使用时需要切割成小块，用天平和砝码称量支付，极为贵重。长沙发现的楚燕客铜量，上面铸造有铸造量具用于征收赋税、发放俸禄之事的铭文，这篇铭文内容史上不载，也非其他铭文内容高度统一的量器所能比拟，是现今发现的量器中极为重要的一件。
马山1号墓发现的彩绘对凤纹耳杯上，用银粉描绘了一对凤鸟纹，图像受空间限制构图饱满、动感十足，其红、银、黑的时代颜色极具撞色感，堪称楚国最美耳杯。由于楚国人相信他们是凤鸟的后裔，凤鸟艺术被楚人演绎地精彩艳艳，这也是楚人精神世界的外在艺术表达。耳杯作为当时大量使用的饮酒器具，平时存放在外形酷似猪的酒具盒内。在天星观2号墓发现的酒具盒外壁，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乘坐马车狩猎、整理鹿皮的场景。
包山2号墓发现的人物车马出行图，实为一件漆器的一部分，上面人物款款、车马烈烈、大雁翩翩，甚至云朵和树木都变得饱含深情，是高度发达的楚国文艺的重要实证。而在湖北枣阳九连墩2号墓出土的漆木匜形杯上，我们可以看到其雕刻花纹是口中叼着蛇的凤鸟，意为楚国战胜其他部族，这是楚国漆器中的经典图式。凤鸟、鹿、蛇、青蛙、蜥蜴等动物在一个极小的空间中被立体化地呈现，它们相互交错共存、咬合相生，反应了当时胶着的纷争状态。
北方的侯马晋系风格青铜器在技术上实现了极大突破，表现在通用的耳、足等常见附件实现了预制，纹饰制作使用类似“印章”的戳印技术，铜器的先铸、后铸等“焊接技术”通行，最终以“流水线作业”替代了既往的耗时费工的纯手工雕刻作业，让生产力大大解放，把人的精力更多地用于创新性工作。这时期青铜器的装饰工艺也变得多样起来，错嵌工艺就是将红铜、金、银丝或细条，镶嵌于青铜器的凹槽中，经捶打坚实后再加以错磨，把不同金属的不同色彩叠加起来，赋予器物更多的美感。试想，红黄色的未经氧化的青铜色、黄金耀眼的金黄色、未经氧化的银色以及深黑色光亮的黑漆，同时出现在一件器物之上，这是属于那个时代的北方审美。
我们也不应该忽略中原农业居民与北方游牧人、西方中亚人之间的互动。内蒙古鄂尔多斯发现的金腰饰上面，用锤擛的方法刻画了虎和狼互相咬斗的凶狠场面，虎和狼多见于游牧区域，喜欢用黄金打造器物也是草原游牧民族喜欢做的。在陕西宝鸡益门曾发现过“黄金大墓”，出土了大量黄金饰品、兵器，虽然其中有些金饰品是中原造型，但如此大量的用金行为显然是受到了来自西部中亚文明的影响，“东方既白”特展上借展的金柄铁剑就是出自这座着名的墓葬。
帛书是古代以丝织品作为记录载体的文书，与简牍相比，帛书既有优点也有不足，优点在于其质地柔软平滑，易于运笔及舒卷，而且分量轻，便于携带。不足之处在于帛很贵重，不易获得，从而限制了它的使用。文字一旦书写在帛上，不能像简牍那样随意删改。
战国末期至秦统一时筑于秦都咸阳的宫殿遗址中，发现了绘有车马出行场景的壁画。壁画用比较飘逸轻灵的线条勾勒，设色以平涂为主，壁画以白色蛤粉打底，壁画显得绚灿丰富，奔跑的马匹马蹄交错、车轮滚滚，强秦不可一世的气度显现其中。位于西部的秦国，最终统一东方的六国，建立大一统的集权国家。
这个统一的国家从此在世界的东方屹立至今，“东方既白”就是属于这个东方大国的故事，正向咸阳宫的壁画图像一样，伴随着有力的马蹄继续奔向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