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其实一直都存在。
司(后)母戊鼎是目前已知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其名称是按照惯例依据铜鼎内壁上的铭文而定的。
但直到今天，这几个铭文的释读结果依然没有定论，争论最多的就是铭文中最上方的那个字究竟是“司”还是“后”。
这个表面上看似乎最容易辨认的“司”字，为什么会却会引起专家学者们的争论呢？
这其实是因为在铸造司(后)母戊鼎的晚商时期，无论是甲骨文还是金文中的用字都存在正反通用的情况。
也就是说，铭文中这个看上去是“司”的字形，其实也完全有可能是“后”的异体。也正因此，司(后)母戊鼎的命名从一开始就陷入了争论。
司(后)母戊鼎最初是在1939年被河南安阳武官村的农民所发现，但为了避免文物落入日寇手中，村民们在将它掘出之后又重新埋入地下，直到1946年4月，这座大鼎才再次被挖出。
在大鼎重新出土后不久，《申报》特派员邵慎之就赶到河南安阳进行了实地采访，在10月27日的《申报》报道中他最早将大鼎内的铭文释读为“后妻戊”“后戊妻”或者“妻戊”。
但是仅在21天后，古文字学家张凤就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了《安阳武官村出土方鼎铭文考释》一文，认为大鼎内的铭文应该释读为“司母戊”，这一观点后来则被官方采用。
同年7月，司(后)母戊鼎被收归国有，并在10月运往南京，此后收藏于当时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其名采用“司母戊方鼎”。
1950年3月司母戊鼎入藏刚刚成立的南京博物院。1959年又被征调至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并在“中国通史陈列”中展出。在此期间，这件文物一直沿用“司母戊鼎”的名称。
不过，尽管官方收藏机构一直采用“司母戊鼎”的名称，但争论却从未停止过。
反对者们质疑“司母戊鼎”这一名称的理由除了在字形上，“司”也可以释为“后”以外，更重要的还是很多学者都认为从铭文含义的解释来讲，“后母戊鼎”也比“司母戊鼎”更加合理。
将铭文解读为“司母戊”的观点，普遍认为这里的“司”同“祀”，铭文的含义为“祭祀母亲戊”。但这样的解释却不符合青铜器铭文内容的惯例，在商周时期表示作器者或者受器者的青铜器铭文制度中，并不存在动宾关系的句式。
但如果将其释读为“后母戊”就完全符合惯例。
“后”字在古时有“君王”“领袖”的含义，也可延伸为“王后”“母后”之意。如春秋时期的《竹书纪年》中就以“后”指夏朝的君王，即“夏后”；晚商甲骨文中则有将商王武丁之妻妇好称为“后妇好”的例证。
按照这样的解释，“后母戊”即可表示是商王的母亲戊，这样的释文在句式上似乎显得更为合理。
基于以上几点原因，2010-2011年基本完成改扩建工程之后，国家博物馆在出版图录和专题展览中将原来的“司母戊鼎”正式更名为“后母戊鼎”。
2011年3月6日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在报道国家博物馆布展筹备时首次采用“后母戊鼎”的新名称，但未作解释，引起不明真相的观众质疑央视错读。
不过，国家博物馆的这次更名并没能终结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争论，“后母戊鼎”的新名字同样受到了众多质疑。很多学者就提出，将“司母戊”视为动宾结构，其实是对“司”字的理解存在偏差。
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曹定云研究员就认为这里的“司”应当作“嗣”来理解，“司母”意为“王储之生母”，铭文含义同样为“商王的母亲戊”。类似的还有将“司”释为王的配偶、官职等观点。
总之，虽然国家博物馆将“司母戊鼎”更名为“后母戊鼎”，但由于其更名的依据中仍然有很大的推测成分，尚不能视为确证。
因此，“后母戊鼎”的新名称也并没有被普遍接受，学术界内的争议仍在继续。
本文参考：
李维明，《司母戊鼎——还有多少待解之谜》，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
原标题：“司”母戊鼎为什么要改名“后”母戊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