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出台，从此汉语拉丁化第一次有了由官方强力背书的标准化方案。从1950年代至今，汉语拼音方案在海内外影响愈来愈大，已经大有成为全世界默认的汉语拉丁转写方案的趋势。

　　但是鲜为人知的是，汉语拼音草创时代，不仅仅想用它来转写普通话的读音。恰恰相反，虽然汉语拼音设计基于北京语音，但是这套方案却用在了其他的方言，甚至其他语言上。

　　推广普通话的过渡产品

　　推广普通话作为基本国策正式写入宪法是1982年的事，可这并不代表推广普通话活动从1980年代才开始。1950年代，推广普通话已经成为中国语言政策的重要一部分。不过，当时强调各民族要先在内部推广自己的标准语。对于少数民族来说，学会民族标准语才是第一要务。对于很多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都依据汉语拼音方案制作了一系列文字方案。理想状况下，各少数民族应该先通过接近汉拼方案的少数民族文字学习自己民族的标准语，随后顺利接轨学习汉语普通话。

根据中国官方标准，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地名用汉拼拼写当地语言，上图为内蒙古部分地名的拼写

　　对于汉语使用者而言，所谓民族标准语自然就是汉语普通话。然而汉语方言众多，很多方言和普通话差距非常巨大。1958年，在制定汉拼方案同时，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调查也在火热进行。就方言调查的实用目的说，其主要诉求是摸清方言和标准语的对应规律以帮助民众更快地学会普通话。因此在各地调查结束后很快就出现了各类《XX人如何学习普通话》的小册子。不过当时人口流动远远没有现在剧烈，多数人能接触到普通话的唯一途径是收听广播，推广普通话的效果并不是太理想。

　　在现实困难下，类似少数民族那样，先推广一种区域性的标准音，再通过其为中介接轨到普通话上成为一种可能的操作模式。而要做到这一点，也就需要用汉语拼音的既定规则拼出地方方言。

《福建人怎样学习普通话》

　　方言拉丁化的尝试

　　根据一套较为统一的原则制定各地拼音方案在此之前就有先例。

　　1929年，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瞿秋白和苏联语言学家克洛科夫制定了一套基于北方话的汉语拉丁化方案。1931年，苏联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提出拉丁化新文字应该推行到各方言以迅速提高中国人的教育水平。许多方言拼音方案被制定出来，首当其冲的就是经常被当作汉语拼音前身的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此外，四川话拉丁化新文字、江南话拉丁化新文字(上海话)、厦门话拉丁化新文字、扬州话拉丁化字母表、瓯嘉话拉丁化新文字(温州话)相继问世。主要通行于当时的解放区和苏联远东中国侨民社区。

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方案，可以看出和后来的汉语拼音已经非常接近

　　这一系列的新文字虽然已经难以考证制定者之间到底有否密切交流，如何协调，但是最终方案的字母读音对应规则互相之间相似度非常高，而且已经和汉语拼音相当接近。虽然拉丁化新文字于1944年在解放区被废止，但是这一系列的方言拼音影响力仍然存在。1950年代的一些四川方言论文仍然有使用四川话拉丁化新文字标音的。可以说，这些形形色色的拉丁化新文字方案是汉拼式方言拼音的先声。

　　比较有意思的是，虽然理论上说，和普通话接近的北方方言更容易套用汉语拼音，但从1950年代以来的实际情况看，真正制造了汉拼式方言拼写的仍然以中国东南的南方方言区为主。

　　官话区内部差异相对较小，一方面在北京音以外另立标准作为学习普通话的过渡意义不大，另一方面，东南地区历史上传教士活动较多，他们为了方便传教往往制定过当地方言的拉丁拼音。这让东南地区对拉丁方案也有更大的熟悉度和需求。甚至有些方言，如闽南话的传教士拼音闽南白话字在当地取得了近乎正式文字的地位，不但不会汉字的文盲使用，就算会汉字的也乐于使用。

　　着名妇科专家林巧稚出生于厦门鼓浪屿。她除了是优秀的医生，也曾经担任过对台闽南语广播的播音员。作为书香门第出身的大家闺秀和医生，林巧稚当然不可能是文盲。但是根据记录，在撰写对台广播稿件时，林巧稚医生仍然习惯使用闽南白话字。不光如此，林巧稚医生发表的英文论文中，署名为Kha-Ti-Lim。仍然遵循闽南白话字中“林巧稚”的拼写。在20世纪50-60年代，闽南乡间使用白话字仍然相当广泛。甚至有人留意到白话字有一定的推广标准音功能：惠安县的农村妇女在用白话字读《圣经》时就自动转成了厦门话——白话字正是基于厦门语音的。

林巧稚医生1936年发表的论文

　　广东方言拼音方案

　　在这波制造拼音的浪潮中，位于中国南方、省内方言和北京话差异较大、同时内部差异显着的广东省可说最为积极。广东历史上由于偏居一隅，官话普及度向来很低，就算清朝在广东设置所谓正音书院效果也并不明显。加之广东是着名侨乡，港澳地区及海外都有大量广东籍人士，因此广东各方言的影响力也远远大于其他方言。种种因素作用下，在当时人看来，对广东省的方言制定拼音方案是很有必要的。

　　1960年9月，广东省教育部门一下推出了四套基于汉拼的拼音方案，分别是广州话拼音方案、潮州话拼音方案、潮州话拼音方案、海南话拼音方案(80年代之前海南属于广东省)。

　　由于汉语拼音方案根植于北京音系，其拼写主要照顾北京话的发音，用在语音系统大不相同的南方方言中都会遭遇严重的难题。原则上说，所有方言拼音和汉拼拼写相同的字母发音也应该相同相近。

传教士海南话拼音《创世纪》，后来的海南方案几乎全盘抛弃了这套拼音，而且标准音点由府城移至文昌

　　公允地说，对任何一个拼音设计者，戴上汉拼拼写规则枷锁再设计方言拼音都如同螺蛳壳里做道场，需要对有限的字母拼写资源进行重组利用。同时，北京话中的很多语音对立方言中并不存在，可是汉拼式的方言拼音只能放弃这些字母，不能将其回收使用。如20世纪中期以后，粤语中并不存在类似普通话s/x对立的区别，但是在汉拼式的粤语拼音中，规定i、ü前写x，其他元音前写s，所以“诗”拼为xi，“西”拼为sei。这种做法既跟19世纪至20世纪早期粤语存在对立时的拼音不同(拼写和元音无关，构成对立，如“锡”sek、“石”shek)，也跟基于粤语设计的拼音没有这种区别不同(如香港拼音“诗”si，“西”sai)。

　　汉语拼音e的发音在用拉丁字母的拼写中显得较为特殊，多数用拉丁字母的语言里，e多用来表示英语bed的元音/？/或/e/。这在普通话中不成问题，因为普通话里面/？/在单元音中并不存在。只有ye/yue等情况下e的发音才会变得类似/？/。相比而言，粤语情况几乎正好相反，e/em/ep/en/et/eng/ek/eu等韵母中的e都是/？/。

　　按照标音应遵循汉语拼音的规定，这些韵母都不应该直接用e。方案中被迫用了é来表示这个元音。而粤语中本没有汉拼e的发音，为了不至于浪费这个常见的元音字母，方案里这个字母用来表示粤语里的短a元音。而a字母用来表示长a。所以监的拼写为gam、金的拼写为gem。

广州话拼音的韵母表

　　尽管所有方案的目标都是对标汉语拼音，不过四套方言之间显然缺乏协调。粤语方案引入了普通话z/j分立的做法，但是海南话方案就直接废用了j字母。海南话拼音对字母资源浪费情况极其严重，拼写时c、f、j、k、q、r、t、w、x都不予使用。尽管这和海南方言自身的语音有很大关系，但考虑到方案中为了拼写海南话的独特发音存在hh、dd、gh、dh这样的字母组合，整个系统为了迁就汉语拼音的规则无论在美观还是方便程度上都可谓做了巨大的牺牲。

　　相较而言，四套拼音中以潮州话拼音最为成功。在以方言势力强大闻名的广东，潮汕地区也很特殊。相对广东其他地方而言，潮汕社会环境保守而稳定、宗族力量强大，方言在各种场合的使用率更高。作为闽南方言的分支，潮汕话发音和汉字对应关系复杂，对方言拼音的接受度也更好。相对设计上存在较严重缺陷的汉拼式粤语拼音或海南话拼音，潮州话拼音设计整体较为成功，拼写也比较美观。方案虽然以汕头音为正，但是给潮汕各地的语音都留有方便拼写乡音的接口。如“潮”字，汕头音dio，潮州则可径按潮州音拼为die。

　　潮汕拼音推出后应用相当广泛。尤其是在字典辞书中广泛使用。潮汕地区有方言读书的习惯，因此对知道生僻字的潮州话读音有强大的需求。潮汕地区中小学语文老师几乎人手一本《潮州音字典》。这些字典里面的注音就是用的潮州话拼音。

《潮州音》字典在潮汕地区有着近乎《新华字典》的地位

　　比起潮州话拼音的持久，广东1960年代的制定的其他三种拼音就命运多舛了。客家话和海南话影响力相对较小，拼音也并不算通行。广州话拼音则由于使用不便，在推出后并不受欢迎。不要说民间使用较少，甚至官方机构有时也不太待见，略带官方色彩的《广州话正音字典》就抛弃了60年代的汉拼式，而在《广州话、客家话、潮汕话与普通话对照词典》中，广州话的拼音也在60年代汉拼式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良，最为人诟病的e/a表示短a和长a被改成了a/aa，和近年香港等地使用的拼音方案取得了一致。

一本出售中的二手《广州话、客家话、潮汕话与普通话对照词典》

　　当然，以汉拼为基础制定方言拼音并不仅仅止于60年代的广东省。1982年10月，厦门大学主编的《普通话闽南方言词典》一书出版。这套书中的厦门话拼音依据汉语拼音制定，称作闽南方言拼音方案。后来又有柳州话方案、上海话方案等非官方主导的方案。不过其影响力和官方主导的广东四套汉拼式方言拼音就不可同日而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