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上有两次语言大变革，第一次是在商周春秋战国之际，中国文学语言由“殷商古语”变为“文言”；第二次是在1917年新文学革命期间，中国文学语言由“文言”变为“白话”。第二次文学语言变革广为人知，第一次文学语言巨变却少有人论及。因此，有必要揭示商周时期中国文学语言的巨变及其意义。
中国文学语言的起点是在殷商。现存殷商文献有甲骨卜辞、铜器铭文和《尚书·商书》，此外还有存在不少疑问的《诗经·商颂》。这些文献语言可以称之为“殷商古语”，特点是艰深古奥。虽然殷商甲骨文、铭文、《尚书》典诰誓命各类文体语言都有自己的特色，但“殷商古语”在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等方面仍存在着共同的形态特征：其语音是区别于西周方言语音的东方殷商古音；其文字尚处于汉字的草创阶段，有些甲骨文和铭文字形还不够稳定，甲骨文和铭文之中都有一批不能隶定的文字；其词汇意义非常古老，在历史形态上比后来的“文言”要早得多；其语法与后世“文言”大体相同，但也会有一些特殊的语法；除少数比喻之外，“殷商古语”较少运用修辞手法。从各方面来看，“殷商古语”都体现出它的古老性和原始性，都与后来的“文言”之间存在一条深深的鸿沟。
西周时期存在“殷商古语”和“文言”两种形态语言，西周铭文、周原甲骨文、《尚书·周书》、《诗经》雅颂语言因袭“殷商古语”，而《易经》、《国语》西周散文、《诗经》西周风诗、西周史官格言则采用相对平易的“文言”。前者沿袭殷商文学语言，后者则是周人通过扬弃“殷商古语”并提炼周人口语而形成的新形态的书面语言。这两种形态语言，一主一次，一雅一俗，一难一易，一因一革，差异十分明显。西周沿袭“殷商古语”有多方面的原因：文学语言本身具有稳定性和延续性；商周之际有一批殷商史官因不满纣王的残暴统治而由商奔周，直接将“殷商古语”带到西周；周初文化水平远逊于“大邑商”，因此周人对殷商文化有一种仰慕心理；西周统治者对殷纣王与其他殷商先王采取区别对待的态度，他们彻底否定的是殷纣王一人，而肯定从成汤至帝乙等殷商先王。西周初年重要文体如文诰、铭文、甲骨文、颂诗都是来自殷商，按照文体形式要求，西周作家必须运用“殷商古语”进行创作。周人在沿袭“殷商古语”过程中并非完全照抄，而是有自己的新变，如西周文诰、雅颂诗歌、铭文语言互渗，某些殷商文体语言(如铭文)在周人手中得到高度发展。
“文言”是继“殷商古语”之后又一种新的语言形态。《周易》卦爻辞、《诗经》西周风诗、《国语》西周散文、西周史官格言这几类作品是用“文言”创作的。“文言”与“殷商古语”的根本区别在词汇难易，就是说“文言”词汇要比“殷商古语”浅显易懂得多，此外在语音、文字、语法、修辞方面也有所差别。虽然“文言”在西周属于非主流文学语言，但它接近民众口语，作者易写，读者易懂。“文言”用语生动形象，自然灵活，长于叙述和描写，文学艺术性要远远高于“殷商古语”作品，因而它比远离民众生活口语、日益走向僵化的“殷商古语”有着更旺盛的生命力。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文言”都有取代“殷商古语”的优越条件。
春秋文学语言的发展大趋势，是“殷商古语”走向没落衰亡，而“文言”方兴未艾，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文学语言大变革——“文言”取代“殷商古语”，在此时宣告完成。从春秋铭文可以看出“殷商古语”在春秋时期走向式微，从《诗经·鲁颂》可以看出颂诗语言由“殷商古语”向“文言”转化，从鲁国《春秋》可以看出“文言”艺术的提升，春秋时期这三个语言范本展现了“殷商古语”与“文言”此消彼长的大势。“文言”取代“殷商古语”，有着宗教、政治、审美风尚以及作家创作心理、社会接受心理等多方面原因。
在经历了七八百年的辉煌之后，“殷商古语”终于在春秋时期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悄然退出中国文坛，让位于“文言”，从此中国文学语言从“殷商古语”进入了“文言”新纪元。
西周春秋时期“文言”取代“殷商古语”，其意义不亚于中国现代文学语言革命。从春秋战国到现代“白话”兴起，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学语言就是沿着《周易》、《国语》、《诗经》风诗、《春秋》的“文言”走下来的。
“文言”在春秋时期取代“殷商古语”之后，迅速在文学领域结出硕果，促成了战国文学的大发展大繁荣。从春秋末年到战国时代，中国历史进入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围绕如何一统天下的主题，战国诸子百家各开户牖，呈现思想井喷局面。选择什么样的语言来表达思想，是战国诸子首先面临的问题。如果诸子百家都采用“殷商古语”来表达思想观点，那么结果是难以想象的，不仅诸子百家不善于使用这种远离民众生活口语的上古晦涩语言，更重要的是受众根本无法听懂或看懂。所幸“殷商古语”此时已经基本退出历史舞台，诸子百家无一例外地运用“文言”进行写作。诸子采用相对平易的“文言”来自由地表达观点，犹如给巨人插上翅膀。需要强调的是，诸子百家不仅是用“文言”写作，而且他们所用的是比《国语》《春秋》更平易、更接近口语的语言，力求运用最浅显、最生动、最易懂的“文言”来传播深刻的思想观点。不少战国诸子的散文是他们讲学、游说的记录，诸子的讲学、游说过程中的某些特点，诸如口语化、浅显化、形象化等等，都如实地反映到书面语言之中。在战国文学语言发展史上，《论语》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论语》中不少对话体语录通俗浅显，明白如话，甚至比明清时代的古文还要好懂得多。战国诸子中也有一些不屑于、不善于或不需要游说的诸子学者，他们更乐意采用纯粹书斋着述的方式。不过，这种书斋着述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定要把文章语言写得晦涩艰深，因为他们同样要考虑如何让读者轻松接受自己的观点。因此，伏案写作的诸子也像游说之士一样追求语言的生动浅显。这样就蔚成一种时代风气，一种把深刻的思想往浅易里说的时代文风。
汉代以后，中国文学语言继续沿着战国“文言”方向发展。虽然由于各种原因，历代文学语言都有不同形式的微观调整，如魏晋南北朝文学语言走向骈偶化，少数作家出于仿古目的而刻意倡导《尚书》文诰体语言等等，但从总体上说，历代文学语言都是春秋战国“文言”的延伸。
商周春秋时期文学语言的因革，对当今文化创新至少有两点深刻启示。
应当充分重视网络词汇的兴起。当今文化创新大都与互联网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而互联网带来的语言变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网络词汇层出不穷。这些网络词汇良莠并存，人们对它们褒贬不一。虽然与传统汉语词汇相比，网络新词的数量还很小，远不足以取代传统汉语词汇，但是千万不可轻视网络词汇这一新的现象。汉语发展史表明，古今语法变化不大，变化最大的是词汇，“殷商古语”变“文言”，“文言”变“白话”，主要都是词汇的变化。未来网络新词走向如何，是否会继续发展壮大，是否有一天会演变成为继“殷商古语”“文言”“白话”之后一种新形态的主流书面语言，目前还不好预测，也不必过早地危言耸听。但是，对网络新词保持一种理性的开放心态，以积极的态度加以引导，使之成为当代文学语言中的新鲜血液，以此服务于新时代的文学事业，进而促进文学的繁荣，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文化创新必须处理好继承传统与革故鼎新的关系。任何文化创新都不可能完全抛开传统，在创新过程中应该努力吸取优秀传统。但是，传统并不是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维护，当传统成为文化创新的包袱或障碍时，就应该冲破一切不合理的陈旧传统，扫除一切创新道路上的障碍。文化创新永远在路上，一项文化创新完成之后，它就变成一种旧传统，成为下一个文化创新的基础。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永远伴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常变常新。“殷商古语”被“文言”取代，后来“文言”又被“白话”取代，虽然这两次文学语言重大变革采取了不同形式，前者的变革是一个长期的、自然的、渐变的过程，后者则是由当时的文坛领袖振臂提倡，但它们的实质都是对传统语言的革新，而革新的根本原因都是因为旧的文学语言已经积弊甚深，严重脱离现实民众生活口语，成为文学发展的障碍，因此不得已而承敝易变。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语言如此，文化亦然。
原标题：商周文学语言的因革及其启示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商周文学语言的发展演变”负责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