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古代朝廷采用科举考试选拔人才以来，“金榜题名”与“名落孙山”始终结伴而行。于是，针对考生开发的“补习班”便应运而生。

　　说起古代的“补习班”，书院无疑名气最大、招牌最亮。书院始于唐，完备于宋，废止于清，前后有千余年的历史，产生了许多学霸，培养出诸多政治、学术、文学等大咖。范仲淹、魏源、左宗棠等历史名人都曾就读于书院。

　　书院分官私两类。私人书院最早为私人读书的书房，官办的书院则是官方修书、校书或偶尔为皇帝讲经之场所。唐末至五代期间，战乱频繁，官学衰败，许多读书人避居山林，遂模仿佛教禅林讲经制度创立书院，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进而打破了集藏书、教学等于一体的官办书院“一家独大”的垄断局面。私人书院主要是给业余时间愿意学习或是没有考中的学生提供的学习场所。据清嘉庆年间官修《全唐文》收录的南唐文字训诂学家徐锴“陈氏书堂记”载，五代时期，着名的“高考补习班”是南朝陈文帝第六子宜都王陈叔明后裔创办并不断扩大的位于浔阳县(今江西省德安傅山)的“陈氏书堂”。“堂庑数十间(上课的教室有数十间)，聚书数千卷(各种书籍达数千卷)，子弟之秀者弱冠以上皆就学焉……四方游学者，自是宦成而名立盖有之。”

　　进入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北宋初期，私人开办书院的现象越来越多，陆续诞生了睢阳(应天府)、岳麓、白鹿洞、嵩阳、石鼓、茅山、象山等知名书院。其中睢阳(应天府)、岳麓、白鹿洞、嵩阳书院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书院。据史料记载，两宋时的书院达700所，且大多为地方上热爱教育和文化的人出资兴建。他们花重金聘请已回乡或致仕的举人、进士或有名气的学者担任老师，欧阳修、梅尧臣、朱熹等都给书院的学生上过课。书院除了要求学生熟读四书五经，还锻炼学生们写八股文的能力，熟悉八股文的格律、步骤等。宋朝和唐朝的科举考试，策问一科是学生们的重点复习对象。于是，一些“年度热点问题”(如当年的自然灾害、河运海运、粮食问题、边界争端等)，便成为学生考前必须掌握的重中之重，有的学生考前就针对可能的考题做好并背熟文章，一旦考到，直接默写出来。明清时代，科举更为火爆，明代各类书院发展到1000多所，针对科考“八股文”，这些书院纷纷高薪聘请“名师”和已考取功名的才子担任补习老师，那些科场老手根据自己的考试经验，精心选编诸多标准的八股文训练学生，并装订成册供学生学习模仿，以便科考取得高分。由此可见，模拟考试以提高中榜率的做法，古人已经有相当多的经验。

　　更神的是，古代也有“押题”达人。史上最牛的“高考补习班”老师吕祖谦“押题”简直神乎其神。《宋史·卷一百五》载，出身官宦世家的浙江金华人吕祖谦，隆兴元年(1163年)登进士第，后历任太学博士、秘书郎、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等。他与朱熹、张栻齐名，时称“东南三贤”。吕祖谦着有《古周易》、《春秋左氏传说》、《东莱博议》、《吕氏家塾读诗记》、《东莱集》等。乾道二年(1166年)和乾道八年(1172年)，他在为母亲和父亲守丧时，还开办了“高考补习班”，亲自编写《丽泽讲义》、《东莱博议》等辅导教材，朱熹的儿子、张栻的女儿都曾投其门下求学。特别是针对科考，吕祖谦还专门创立了类似现代中学的“AA班”，并量身定制了一册“模拟复习大纲及考题”，因封面为黄色，所以又称“黄册子”，传说一名学生拥有“黄册子”且能正确解答里面的题目，科考就能顺利过关。于是，前来“补习”的学生“至千百”。吕祖谦最得意的学生巩丰在《咏玩珠亭》中说：“岁时来上冢，车马隘阡陌。念昔事先生，同门至千百。”在当时，“同门至千百”可谓是天文数字。当然，吕祖谦这种专门针对考试而施教的做法也备受诟病，同时期的温州乐清诗人刘黻就讥讽道：“区区黄册子，所事惟夺魁”。看来，古人也对拿高分的“应试”教育持有异议。

　　自宋仁宗执政末开始到清朝取缔科考止，封建朝廷也多次打压私人开办的书院，但都未能根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