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埃及人把象形文字称为“神的话语”，意思是说，它不仅是神的赐物，也是记录神的语言的工具。古埃及人在神庙和墓室墙壁以及其他载体上刻写宗教文献时，始终使用极具图画性质的书写形式，古希腊人称之为“神圣的文字”，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圣书体”；在编写账目、契约、书信、文学作品的时候，古埃及人不再以凿子为刻写工具，而是把芦苇秆做成笔，蘸上墨水在纸草、皮革、木板等载体上书写，象形符号逐渐被简化，其图画性质日益减弱。这种草写体早在古王国时期就已出现，大约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祭司们用它在纸草卷上编写和誊写宗教经文。因此，这种书写形式被古希腊人称为“祭司体”。

　　在拉美西斯时代，书吏们在抄写和誊写文书的过程中，将祭司体简化到了极致，以至于未受过专门训练的人都无法辨认，被现代学者们叫作“极端祭司体”。至公元前7世纪中叶，极端祭司体日臻完善，应用于宗教以外的所有领域，被古希腊人称为“大众体”。大约在公元4世纪末期，埃及基督徒为了不使用在他们看来属于“异教徒”的大众体来抄写《圣经》和其他基督教文献，发明了一种文字，被称为“科普特文”。这种文字主要由希腊字母构成，从大众体中沿用了几个希腊字母中不存在的符号。迄今流传下来的最晚的象形文字圣书体是公元394年刻写在坐落于菲莱岛上的伊西斯神庙墙壁上的铭文；而有据可查的大众体最后一次被使用是公元452年。至此，不要说有人仍然用圣书体书写文献，就连能读懂大众体的人已经寥寥无几。

　　据最新研究，曾经对希腊字母产生决定性影响的腓尼基字母是由原始西奈字母转化来的，而原始西奈字母又是借助来自埃及象形符号的24个字母构成的。象形文字—原始西奈字母—希腊字母，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不仅说明了文字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借鉴，而且证明了古埃及人未能独立完成这一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一步，而是借助腓尼基人和希腊人完成。

　　公元5世纪末，一位名叫荷鲁阿波罗的埃及祭司用希腊文撰写了一部阐释象形文字圣书体的书。在书中，他把这种距离自己所生活的时代并不很遥远的书写形式完全视为象征性文字，尝试着在符号的画面与其表达的意思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比如，在圣书体中，一只兔子表示“开启”的意思，按照他的理解，古埃及人之所以这样造词，是因为兔子从不闭眼。事实上，兔子在圣书体中是一个双音符号，表示w和n两个音，与兔子本身并没有内在的联系。荷鲁阿波罗的手稿于15世纪初被发现，不久以后，这部着作的印本问世，随后各种译本也相继面世，为文艺复兴时期不少对埃及怀有特殊情感的学者注入了新的动力。他们都采用荷鲁阿波罗的套路，以为象形文字就是图画文字，赋予其无限的内涵。结果是，象形文字的神秘感与日俱增，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拿破仑军队的士兵在埃及罗塞塔附近发现“罗塞塔石碑”为止。

　　1798年，拿破仑率领十万大军占领埃及。随从军队远赴埃及的还有100多位来自各研究领域的学者，其任务是在埃及收集有关法老历史的资料，为复原古埃及文明奠定基础。一俟军队占领开罗，学者们便建立了埃及研究所。1799年，研究所成员一致同意，把在埃及制作和抄录的图文整理出版，并命名为《埃及志》。

　　同年，在尼罗河三角洲西部小镇罗塞塔附近修筑工事的士兵发现了一块花岗岩石碑，上面有用三种字体书写的文字。驻军首领皮埃尔·布沙尔认出了其中的希腊文，其他文字无法辨认。他意识到这块石碑的重要性，马上派人将其送到开罗的埃及研究所。依据希腊文，石碑记述的内容是：公元前196年，埃及祭司在孟菲斯集会，感谢托勒密五世给予埃及神庙的恩惠，向这位国王表示效忠，并制作了这块石碑作为纪念。碑文中还说，这项教令分别用象形文字的圣书体和大众体以及希腊文书写。这意味着罗塞塔石碑为破解象形文字提供了一把钥匙。

　　1801年，法国军队战败，英法签订的停战协议中规定，法国军队必须将包括罗塞塔石碑在内的重要埃及文物交给英军。英国军队于1802年把石碑运往伦敦，存放在英国古文物学会。是年七月，学会将碑文上的希腊文部分制成拓片，寄给英国及其他致力于破译象形文字的学者；直到1803年初，才开始制作碑文上的圣书体和大众体部分的拓片。同年，石碑被送往大英博物馆，成为该馆无可争议的镇馆之宝。

　　罗塞塔石碑为花岗岩材质，高118厘米、宽77厘米、厚30厘米。石碑上圣书体部分破损一大块，大众体的前14行缺少每行的开头部分，希腊文的后27行缺少每行的末尾部分。1802年，瑞典学者约翰·阿克布拉德发现，圣书体中的椭圆形王名圈里，王名是用字母拼写的；大众体中的一些字母与科普特文完全一样，这只能解释为二者之间有着传承关系。1819年，英国物理学家托马斯·扬辨认出圣书体中的若干单词。尽管如此，有学者仍然相信象形文字是图画文字，古埃及人只有在拼写诸如托勒密、克娄巴特拉等外来名字时才使用表音符号。

　　法国学者让-弗朗索瓦·商博良认为，既然三种字体在内容上相对应，假如圣书体中的每个符号表示独立的事物、行为或概念，那么其中的符号应当与希腊文中的单词同样多。但是，这块石碑上的希腊文只有486个单词，圣书体中的象形符号却多达1419个，考虑到石碑上的圣书体有缺失部分，其实际数量应当更多。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符号都独立表意。他进一步发现，不计重复出现的象形符号，共有166个。它们作为字母太多，作为单词又太少。

　　商博良把注意力集中在王名圈里的符号。人们当时普遍认为，当王名圈里出现来自其他语言的名字时，其象形符号表音，除此之外，没有哪个符号是专门用来表音的。商博良设法在罗塞塔石碑以外的其他铭文中发现更多的王名圈。他不仅找到了亚历山大大帝以及托勒密王朝和罗马帝国统治者的名字，而且还有了惊人的发现：罗塞塔石碑上拼写外来名字所使用的字母竟然也出现在拉美西斯和图特摩斯这两个古埃及新王国时期常用的名字当中。商博良的研究结果归纳起来有三点：大众体只是圣书体的简写，二者的语法规则相同；大众体是比圣书体和祭司体更加简略的书写形式；象形文字从本质上说是字母文字。1822年，商博良公布了这一研究成果，标志着埃及学的诞生。

　　按照商博良的理解，象形符号在古埃及语中分别扮演表意、表音和限定符号的角色，或者兼具其中两个甚至三个特征。在古埃及人最常用的大约500个象形符号中，有24个单音符号，相当于后来西方字母表中的字母。理论上，古埃及人可以用这24个字母达到表达意思和交流思想的目的。但是，他们可能感到这样的书写方式不够详细、过于抽象，因此创造了许多双音和多音符号；这样，多数单词由若干单音符号和多音符号构成，单音符号此时提示多音符号的发音，起到辅助作用。商博良去世后出版的《象形文字语法》(1836)和《象形文字字典》(1841)奠定了其作为象形文字释读者和埃及学创建者的地位。

　　多卷本图文并茂的《埃及志》出版以及象形文字的成功破译更加激发了欧洲人对埃及文明的热情。自1800年至1850年的半个世纪里，英国出版了100多部有关埃及的游记；英法德等国举办了各种形式的埃及文物展；与古埃及文明相关的文物、模型、照片、文字等都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继而促使部分人决定亲历现场目睹遗迹。

　　1858年，经法国人奥古斯特·马里耶特的多方努力，布拉克博物馆在开罗开馆，这是整个西亚北非地区最早的博物馆。1859年，马里耶特说服埃及总督萨义德建立埃及文物部，并出任文物部主任，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专门管理考古和文物保护的政府机构。马里耶特采取一系列措施规范外国人在埃及的考古发掘活动，其继任者加斯东·马斯佩罗进一步规范了在埃及的考古发掘活动，实施考古许可证制度，明确规定了出土文物分配比例，以及必须及时、科学地发表发掘结果。1902年，位于开罗解放广场的埃及博物馆正式开馆。不久，马斯佩罗组织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对馆藏品进行分类、编目、出版。

　　1873年至1874年，英国女记者阿梅莉亚·爱德华兹赴埃及游历，并于1877年出版了纪实小说《尼罗河千里纪行》，成为畅销书。1882年，爱德华兹出资并募捐成立了“埃及考察基金会”，1919年更名为“埃及考察协会”。协会首个考古点定为尼罗河三角洲东部的泰尔—马斯库塔，考古队领队是瑞士人爱德华·纳维尔。纳维尔在泰尔—马斯库塔发现了由拉美西斯二世建造的军营和粮仓的遗址，似乎可以用来证明《旧约》中有关以色列人为埃及法老制作土坯和建造城池的描写。经过伦敦报刊杂志的宣传和渲染，无数虔诚的信徒和考古爱好者成为协会会员并慷慨解囊。

　　1892年，爱德华兹出资在伦敦大学设立埃及考古学教授职位，第一位教授是威廉·皮特里。爱德华兹与皮特里于1914年共同创建了英语世界第一份埃及学杂志，二人之后又联手成立了“古埃及文物保护协会”，旨在阻止古埃及文物流失。他们建议开罗埃及博物馆出售门票，埃及当局从旅游税中出资，用以保存和修复文物。

　　自1891年至1892年，皮特里对涅迦达的史前墓地进行发掘，出土物包括燧石刀、权标头和陶器等。他做了翔实记录并分析研究这些器物的装饰、图案，以及使用程度、出现频率等，复原其演变过程并从风格上建构它们的年代学，从而发展出“序列断代法”，由此形成古埃及新石器文化的相对年代顺序。皮特里制定了一系列考古发掘规则，并把多年的考古和发掘经验加以总结，于1904年出版了专着《考古学的方法与目的》。

　　1906年至1907年，在德国柏林大学获得埃及学博士学位的美国第一位埃及学家詹姆斯·布雷斯特德出版了五卷本的《埃及古文献》，包括当时所有涉及古埃及历史的文献，为研究古埃及的政治、历史和文化等提供了翔实且权威的资料库。在洛克菲勒的资助下，布雷斯特德于1919年在芝加哥大学建立了东方研究所，当务之急是以科学方法和逼真手段记录古埃及地上日益遭受自然风化和人为破坏的古迹，东方研究所为保存大量古埃及文献及文物保护作出贡献并树立了榜样。

　　商博良破译象形文字和埃及学的出现为埃及考古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马里耶特、马斯佩罗、爱德华兹、皮特里、布雷斯特德等人在考古发掘、文物整理和发表以及文物保护等方面的卓越工作促成了埃及考古学在短时间内从诞生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