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从大的目标来看都是研究人类历史的过去，二者的不同主要是研究的对象和方法有一定的差别(当然也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如文物学、文字学、铭刻学、简牍学、历史考古学等领域)。主要差别在于研究的对象一个侧重于文物和遗存，一个侧重于文献和文本；研究方法上一个侧重于田野考古发现，一个侧重于考据、分析、归纳和逻辑推理，二者都强调二重证据或多种证据法，但考古学的物(实)证特征更加突出。

　　目前考古学研究的目的可以分成三种趋向，一是物质文化史的研究，二是复原古代社会的研究，三是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与服务(即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与光大)。这三个目的有交叉也有区别，主要是根据目的采取的研究方法、理念、工作进程和文化价值选项判定的出发点不太一致。第一种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对考古学而言是以年代学为核心的研究，一直代表了中国考古学界的主流业态，其核心的研究方法以田野考古学为基础，在地层学、类型学和文化因素分析的研究当中，梳理一个区域考古学文化的主题面貌和发展脉络;第二种复原古代社会的研究是以聚落考古为核心的研究，其核心的研究方法是在前一种研究的基础上，更多采用科技考古的手段和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总结出一个区域、考古学文化时段遗存的社会结构、组织乃至文化精神方面的发展特征;第三种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与服务对考古学而言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当前大遗址的考古研究已经走在了这条路上。其核心的工作理念是在前两种研究的基础上，一方面要解决复原古代社会的问题，另一方面解决在保护的基础上，致力服务于国家和现代社会文化创造与发展的问题。

　　这三种趋向在对待历史文献或处理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关系方面也呈现出不同特点。第一种形式，文献或文本为考古学所用并发挥关键作用。如研究秦始皇陵的修建时间时，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有关“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的记述，得出秦始皇陵修建了38年(公元前246-前209年)，这是建立在司马迁记述真实的基础上推导出的时间，是否符合历史实际要随着秦始皇陵各组成要素年代的界定进行深入推敲和确认。这种形式，夏商周三代考古研究中更为突出。如殷人屡迁，是殷商史上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文献记载，殷人“不常厥邑”，屡次迁都，“前八后五”。成汤以前的八迁，基本上属于部族的流动或方国的转移，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都邑迁徙。成汤以后的五迁，学界耳熟能详，即仲丁自亳迁隞，河亶甲自隞迁相，祖乙迁邢，南庚迁奄，盘庚迁殷。这些文献记载对殷都的考古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依据对考古学文化分期和文化因素的不同理解，既引起了郑州商城“亳”“隞”之争，同时也逐步改变了学界对小屯殷墟的布局认识，形成了洹北商城应是盘庚迁殷最初地点的见解。

　　第二种形式，在搞清楚考古学文化时间堆积机理和遗存空间布局的基础上，把文献的研究贯穿于聚落考古研究的每一个层面和环节，并结合科技考古(自然环境、地理气候等)研究成果，总结复原一个聚落的发展面貌。如河南内黄三杨庄汉代聚落的形成及废弃过程就是借助文献记载得以进一步细化。三杨庄遗址的主体遗迹被水流冲积基层所叠压，其形成应与汉代黄河决溢、泛滥有密切关系。三杨庄遗址汉代隶属魏郡管辖，毗邻黄河，《汉书·沟洫志》记载，西汉哀帝时，因黄河经常从魏郡以下决口，故广征治河应对之策。贾让献《治河三策》，他在开篇处说：汉代一部分农夫，在原来黄河堤内的滩地上，“稍筑室宅，遂成聚落”，而且是“稍去其城郭，排水泽而居之”。如果我们以贾让所说的“新起庐舍”来观察和分析三杨庄遗址的总体布局，可以发现，这里不是汉代的寻常农村，而是在黄河滩地新垦殖区出现的新起庐舍。三杨庄汉代聚落整体上呈现为“田宅相接、宅建田中、宅与宅隔田相望”的形态，这种形态的历史意义在于其与闾里化聚落的巨大差别，预示了新的社会形势下农业聚落形态发展演变的一种新趋势。结合文献与考古发现来看，三杨庄遗址的形成与新莽始建国三年“河决魏郡”有着密切的关系，推断这一地区汉代聚落整体被淹没、埋藏的时间应在新莽天凤元年之后。通过这些细节，一幅活生生的汉代黄河滩地垦田兴衰的画卷跃然纸上。

　　第三种形式更加关注为现实社会生活服务，或者突出其历史和科学价值，或者突出文化与社会价值。各地在考古学研究基础上成为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地方尤其如此。如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分布于中岳嵩山南麓，包括观星台、太室阙和中岳庙、启母阙、少室阙、嵩岳寺塔、会善寺、少林寺建筑群在内的8处历史建筑。这些建筑既是中国古代先民集体劳动和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华文明发展演变的实物见证。以观星台为例，西周初年周公在阳城“以土圭之法，测土身，正日景，以求地中”;东汉天文学家张衡在《灵宪》一书中最终确定的天地之中也在古阳城。元代至元十三年至十六年，郭守敬以此为中心点观测，并推算出了当时较为先进的历法——《授时历》，其精确度与现行公历仅相差26秒，但创制时间却早了300年。因此可以说，周公测景台和观星台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天文观测建筑。诸如此类，对历史文献的解读，服务于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当然这些解读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也作为可信知的历史文化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与传播。又如我们在研究中原历史文化时，曾提出“中原历史文化”实质上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文化”“社会主导文化”(刘庆柱、韩国河《中原历史文化演进的考古学观察》《考古学报》2016年第3期)。这种大历史观的文化解读涉及的文献很多，既不能把历史文献拿来了事，也不能拘泥于文献而怀疑一切，更不能围绕自己的“中心文化价值”过度阐释，有意否认其他文献记录和考古事实。

　　第一，关于整体中国历史文化脉络与物化载体连贯性的互证把握，如“早期国家形态”与考古发现、历史解读问题。根据文献记载，夏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权国家。就目前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可将中原地区的王城岗遗址、新砦遗址和二里头遗址作为夏代早中晚三个都邑遗址。王城岗遗址发现大、小两座城址，发掘者认为，小城可能为“鲧作城”，大城应是“禹都阳城”，王城岗城址可能是夏王朝最早的都邑。新砦城址由外壕、城墙及护城河、内壕三重防御设施组成，城内复原面积约为70万平方米，与文献记载的“启居黄台之丘”基本一致。二里头遗址是一处规划缜密、布局严谨的大型都邑。布局以宫室宗庙区为中心，北面主要是祭祀区，南面多为铸铜、制作绿松石的手工业作坊区，宫城周围是贵族聚居区，外围分布有一般居民区和墓葬区。二里头遗址为夏代中晚期的都邑，有学者认为应为夏都斟寻。这些结论是几代考古人考古实践与文献甄别的结果。虽然“夏”的历史还需要文字来佐证，“早期国家形态”的考古学文化研究也需要更加细化文化发展模式的探索，但可以肯定的是从文献的已知(并得到考古学的印证)出发，到考古学未知的“物化文献”解读，这样的研究才更加符合寻找历史真相的方向。

　　第二，关于历史背景与文化研究立场的切入视角，如“郑卫之音”的文化属性与考古学发现判读问题。一般认为“郑卫之音”主要是指春秋时期以郑国、卫国地区(今河南省新郑至濮阳一带)为代表的民间音乐。这种民间音乐在先秦时期受到儒家的批评，被孔子贬斥为“淫乐”“亡国之音”。从考古发现来看，以郑国高等级墓葬和新郑中行祭祀遗址出土的乐器组合皆为金石之乐，以青铜编钟和石磬为主体，属于雅乐之器。根据王子初先生对中行遗址1和4号坑编钟的测音报告，其宫音相当于G这一标准，与西周编钟通行的C宫音律传统一脉相承，属于《诗经》郑卫诗歌的范畴。但是，通过对新郑城关出土的六件甬钟的测音结果可知，其音阶形式与西周钟“宫—角—徵—羽”的形式大相径庭，反而与安阳商钟和温县商钟的音阶关系亲近。结合郑卫之地属于殷商旧地分析，从音乐的传统和继承关系上来看，郑卫之音与商音具有一定的传承关系。因此，我们不能把郑卫地区出土的青铜乐器与郑卫之音直接等同，也不宜将墓葬或遗址中出土的成套乐器视为“郑卫之音”的具体表现。通过考古发现可知，郑卫地区的高等级贵族在祭祀、朝聘、殓葬等过程中使用的仍然是雅乐，而郑卫之音可能是民间音乐的一种(类)。郑卫之音与雅乐的区别不是地域之别而是使用者身份的等级差异。战国时期，郑卫之音兴盛远播并受到各诸侯国的欢迎，形成一股俗乐的潮流，并被后来的秦汉所接纳。可见文化立场不同，学术研究结果指向也不同。站在人民创造历史与文化的立场审视考古与文献的解释，更符合历史的实际与真相。

　　第三，关于考古发现真实及历史文化社会价值“溢出效应”(指超出历史真相的价值效应)的衔接，如河南太昊陵、湖南的炎帝陵等在考古视野中的真假问题。这一类现象很多，充斥在文献记载当中，当考古发现的真相指向历史原点的时候，由于历史文化载体所表现出的价值溢出效应，已经演变为一种精神象征。对此，就没有必要拘泥于考古的真实而质疑大家约定俗成的文化传统。而对于那些经过考古发现证实文献记载与史实不符的则既无须否定其“溢出效应”，又要恰当地反映出文献记载、历史真相与考古实证的关系。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洛阳邙山大汉冢与孟津刘秀坟。最近十几年，考古工作者一直在洛阳做东汉帝陵的考古调查研究工作，直接验证结果：邙山上的大汉冢是真正的光武帝刘秀的葬地(原陵)，而孟津黄河岸边的刘秀坟是北宋时期建造的假光武帝陵。关于“原陵”方位的文献记载，北宋初年曾于黄河南岸孟津铁榭村“刘秀坟”处立碑，即《大宋新修后汉光武皇帝庙朝碑铭》，此后学者多以“刘秀坟”为光武帝原陵所在地。该遗存1963年被定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年来，随着邙山东汉帝陵考古工作的不断开展，无论是帝陵方位、封土大小、陵寝建筑规模，均显示出邙山上三十里铺的“大汉冢”才是真正的“原陵”(《邙山陵墓群考古调查与勘测第一阶段考古报告》，文物出版社2018年版)。考古学术研究的求真态度必须坚持，修正文献的记载也不可避免，关键是如何解释好历史真实与社会价值带来的“溢出效应”关系成为文化遗产工作者面临的一大课题。坚持求真立场，站在大历史角度看待考古学与历史文献乃至其他学科的关系，不断吸收越来越多其他学科的内涵和理论，进行充分的交叉与融合，才能促进考古学科的深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