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仁爱”和“博爱”这两种价值或者作为一种核心概念来建构一种理论，谁更好或者谁更优？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除了概念和历史的梳理与澄清之外，这个辩题更关乎当代中国处在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适合的行动，究竟要做怎样的价值抉择问题？
尽管中国儒家孟子讲恻隐之心，但在现实社会里，我们所看到的更多的是许多人面对不公正事件采取的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的确人人都有恻隐之心，但这种恻隐之心仅仅停留在内在的一种情感状态，而没有表现为一种行动。由此现实的状态来看，我们可以说，儒家没有提供实践的动力，而不是没有好的道德理论。
西方基督教是通过教会的社会组织来推广“博爱”的。儒家“仁爱”没有一种社会组织来推广他的“仁爱”思想，而是通过千百万分散的家庭来展开它的伦理教育。因此儒家在实现“仁爱”的手段上，社会有益程度的普遍化上的问题方面，是弱于基督教的。我们现在已不是农业社会，而是进入了工业化社会，面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儒家“仁爱”的继承和发扬，仅仅停留在文本是不够的，必须要在社会制度或组织的建设面上把儒家思想发展出来。若不能发展出来，儒家思想很大程度上还是理论文本和存在于个人人心之内，这样以来，它的实际作用就是非常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