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如何维系？不是靠人的自然属性，而是靠宗教、道德、义务和责任

　　范必萱：在传统婚姻中，由于多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女性难有自主选择的权利，这会不会影响到她们婚后的幸福呢？

　　蒋庆：关于传统婚姻中女性的幸福问题，“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批判说古代的婚姻是包办的，所以女性无幸福可言。其实，如果婚姻真的依“礼”进行，男女双方要经过来回好几个环节，其中并不是完全排斥女子的意见，而是每一个环节都很慎重，中间哪一个环节通不过，这桩婚事就不能进行。只有少数很贫穷的家庭，才指腹为婚，女子出生后成为童养媳。在传统的婚姻家庭中，妇女的幸福感并不来源于是否自主，因为男方也同样不能自主。

　　我们在许多材料中看到，古时候妇女的幸福感并不差于现代的自由婚姻。现在有个词叫“闪婚族”，就像我那个朋友，一年离一次婚，你说他那些妻子幸福吗？又比如丈夫是个大学教授，突然有哪个女博士看上他了，他回家就对太太不高兴了，不高兴就离婚嘛，很简单的事情。可当时结婚正是她自己做主的啊。所以，自己做主的婚姻就一定幸福吗？显然不是。现在有些女性，一旦找到一个有能力的男性，心理就开始不踏实了，因为随时可能有第三者插进来，男方一旦动心，婚姻就结束了。相反，古时候婚姻要稳定得多，离婚是没有意志自由的，不像现在离婚可以没有理由，合不来就行了。古时候的“七出”大家都知道，达不到这些条件就不准离婚。

　　我有一个朋友，他原来的妻子我认识，是一个很优秀的高中老师。突然一次他打电话对我说他刚刚又结婚了，我感到惊奇，心想肯定是出问题了。后来我们见面，他说：“我现在才体会到什么是婚姻。”意思是说现在这个新妻子比他前妻好。我想肯定的嘛，他前妻比现在的这个妻子大二十多岁，人家辛辛苦苦把你们的小孩带那么大，已经老了，现在新妻子年轻漂亮，你当然要说这个话喽。哎，这就是所谓的高级知识分子，所谓的“现在才知道什么是婚姻”。

　　古代礼法中规定了离婚的条件，有很高的门槛，对妇女是一种保护。现在结婚自主了，离婚自由了，没有条件限制了，结果给弱势的一方带来了悲剧。比如，容易衰老是女方的一个弱势，如果没有法律的保护，就可能造成家庭的离散。现在有两种家庭离散的方式，一种是离婚，一种是包“二奶”。他不把“二奶”带回家，家里知道了他也不怕，反正我和她没有法律关系，法律上承认的还是你。因此，比较妇女在古代家庭和现代家庭中的幸福感，“五四”那些认为自主婚姻比传统婚姻幸福的观点是要打许多折扣的。

　　民国初期在两种婚姻制度交替时出现的好多情况，往往都属于过渡时期的特殊事例。像鲁迅的妻子朱安的情况，是极少的。朱安恰恰是新式婚姻的受害者，不是传统婚姻的受害者。因为如果没有新式知识分子对传统婚姻的抗拒，朱安应该是幸福的。朱安很得婆婆喜爱，再把老爷照顾得很好，又能传宗接代，结果肯定是满心欢喜。因此，不能说朱安的悲剧是传统婚姻的悲剧。比如胡适也是传统婚姻，但胡适的太太很幸福，他对太太很恭敬，到美国做大使时也把太太带上，你看她的幸福感有多高。

　　所以，我觉得古代婚姻的幸福感相对要高一些。因为除了法律保护外，古代还有社会习俗的保护。并且，古代女性有多重幸福感，不只是建立在她丈夫一人身上。因为夫有夫的礼，妇有妇的礼，古代女性有许多幸福感是建立在“妇礼”之上的。比如孝敬公婆、相夫教子、主持家庭、维护名节都是妇的礼，妇做到了这些礼，就会产生很强的幸福感。如果一个妇女能培养出一个优秀的孩子来，得到社会的广泛称颂，她的幸福感该有多高啊！在相夫一面，如果她尽力在道义上、生活上、事业上支持夫君，使夫君有所成就，也会给她带来很大的幸福感。古时候许多女性在这方面做得都很好，像《列女传》中就有很多这类女性的典型，她们深明大义，在重大的政治原则和社会原则上为其夫君出主意，鼓励其夫君保持崇高的节操与人格。

　　以上这些都表明，儒家是根据女性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来给女性以合理的安顿，使女性在“妇道”与“妇礼”中获得属于自己的生命意义与存在价值。

　　当然，那是古代社会，现在社会变了，儒家的这套女性观是不是过时了呢？我觉得并没有过时。由于受到西方自由主义的影响，除伊斯兰世界外，全世界的婚姻都面临着巨大的危机。现在中国的离婚率在全世界最高，包“二奶”、一夜情、换妻、试婚、同性恋婚姻(事实婚姻)等现象，都在不断冲击正常的婚姻制度。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如果在文化上没有一种价值来稳定维系家庭，家庭一旦崩溃，社会也就崩溃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儒家的女性观与婚姻观应该加强。

　　现在中国的家庭隐隐约约还保留着一些传统的因素，比如在教育子女上，我们看到那些给子女陪读的绝大多数是妇女。妇女的天性会使她更关注孩子的教育，这是她作为母亲的家庭责任，也是她主持家庭的权力。还有现在大多数家庭的财政也是由妇女来掌管的，很少有妇女说我不管钱，把钱全部交给丈夫的。另外，儒家讲“夫义妇贞”，贞就是正，“夫义妇贞”的意思就是夫有夫的名分，妻有妻的名分，比如夫要对家庭“忠”，妇也要对家庭“忠”，我想没有一个女性结婚时是希望家庭不稳定、想对家庭不忠诚的。当然，对男性也是一样的要求，也要对家庭“忠”。

　　不过，这些观念要想说服人，还需要做一些工作。由于“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过分负面宣传，使人们对中国儒家的女性观与婚姻观有很大的误解。现代人一听到在婚姻生活中讲责任就很反感，他们只讲权利、讲自由。你要讲责任、讲义务，他们就不高兴了，就感觉自己受压迫了。但是，婚姻肯定是靠责任和义务来维持的。其实我们从常理和经验来看，结婚之后，尤其是生小孩之后，婚姻的维持主要就是靠义务和责任了。当然，在中国还比较注重情感。如果婚姻真是靠自由、权利和马克思强调的靠性爱来维持，那婚姻到生小孩后就会处于危机中了。

　　婚姻不是靠人的自然属性来维持的，是靠宗教、道德、义务和责任来维持的，这样对婚姻双方才会有约束力。比如，通过各种道德、礼俗、舆论来约束男性，不准他包“二奶”破坏家庭，这难道不应该吗？西方的天主教国家现在仍然把婚姻的稳定放在教会事务的首位；新教国家，如美国，在福音派兴起后，他们感到家庭崩溃的危机，也强调回到传统婚姻观。所以，小布什上台后，违背美国政府政教分离的原则，第一次拨款给宗教组织，用以维护传统家庭价值。在中国，我们当然不能靠基督教，而要靠儒家文化维护传统家庭价值。

　　在儒家理想的社会里，男女有别，夫妇有别

　　范必萱：蒋老师讲得很好，解决了我多年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很受启发。可是，夫妇间的权利和责任是不是抽象的呢？反观女性自身，当她们的社会属性张扬出来的时候，我们应该建立一套什么样的价值体系来提高她们的理性自觉呢？

　　蒋庆：我知道你的意思，很多人都问我这个问题。这当然要靠女性自己去解决。她们的存在感、意义感、幸福感、成就感、归属感，都要靠她们自己去争取。

　　在儒家理想的社会里，男女有别，夫妇有别。儒家虽然也讲普遍的“仁”与“良知”，但不像西方的理性主义，并不倡导一种超越具体社会关系的抽象价值。比如说，男女是性别的特殊存在，夫妻是家庭的特殊存在，西方的理性主义把人的这些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抽掉，以普遍的无差别的抽象的人作为立论的基础，即以普遍抽象的人来讲人权，来讲男女夫妻的权利，忽视了男女夫妻的特殊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即忽视了儒家所说的男女有别与夫妇有别，认为男女夫妻在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是平等的，都有同等的权利与自由。

　　然而，儒家却非如此，而是从具体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上来看人，把夫妻看作是社会关系中具体而特殊的存在，因而夫妻具有各自不同的权利与责任。这就是说，在儒家关于男女夫妻的义理结构中，男有男的理，女有女的理，夫有夫的理，妻有妻的理，这个理不是抽象的普遍理性，而是具体的特殊名分。西方理性主义的婚姻观是男女都要遵守同一个理，即男女都具有法律上的权利与义务，而儒家的婚姻观则认为男要遵从男的理，女要遵从女的理，男女夫妻各自都要按照自己在社会关系中的不同名分生活。

　　实际上，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从来没有看到过抽象的人，我们看到的只是男人和女人，结了婚后看到的只是丈夫和妻子，夫妻中还看到年轻的夫妻和年老的夫妻、有孩子的夫妻和没有孩子的夫妻，这些都是不一样的具体特殊的人，而不是一样的抽象普遍的人。所以，儒家在你说的成就感与社会归属感等方面，并不给出一个男女夫妻都可以共同遵从的普遍标准与抽象价值，而是给出男女夫妻各自的具体标准与独特价值，比如说，夫要义，妇要贞，男守男的礼，女守女的礼。

　　所以，在家庭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中，男和女、夫和妻的作用、成就感、归属感都是不一样的。因此，儒家没有拿出一个普遍的抽象标准来要求男女都一样，要求男女都平等，即要求男的要这样做，女的也同样要这样做。现在受西方社会以及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中国社会，男和女都只有一个标准了：在政治上男的可以做总统，女的也可以做总统，做了总统就是事业上最大的成功；在经济上男的可以做公司总裁，女的也可以做公司总裁，在社会世俗的职业上也是如此，要求男、女都一样，这样男与女都获得了同样的成就感与归属感。但是，我觉得这不合理，违背了儒家“男女有别”的原则，男与女虽然会有一些共同的价值，如“仁”、“孝”等等，但相对于男与女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男与女的成就感与归属感肯定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