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女儿、好母亲、好妻子，才是中国女性成就感与归属感的根本所在

　　范必萱：那么，当代的女性尤其是知识女性，如何在儒家的义理中找到自身价值的归宿和依托？也就是说，她们如何在儒家的义理价值中找到安身立命的依托？当代女性就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感觉在生命信仰的追求中有些茫然。

　　蒋庆：现在是个职业社会，出现了知识女性，也出现了职业女性。古代的女性基本上不参加社会的公共生活，当然也有，比如皇太后或皇后干预朝政，还有女性做皇帝，但这些都是例外，不代表社会主流。现在知识女性的归属感或者说寄托感，应该是多方面的。儒家“礼”的设计也是多方面的，就是辜鸿铭说的：做女儿就做个好女儿，做母亲就做个好母亲，做妻子就做个好妻子。现在社会发生了变化，女性可以获得各种知识并从事各种职业，因而可以参加社会的公共生活，因此，我们应该再加上一句：女性做事业就做个好事业。

　　古代儒家对“女士”的解释是：“女子而有士行者”。“士行”就是参加社会的公共生活。现代女性参加社会的公共生活，就是现代“士行”的体现，并不违背儒家的根本精神。具体来说，孝敬父母公婆，被人称颂，扬名于后世，就是做个好女儿；养育孩子，使孩子健康成长、品学兼优，就是做个好母亲；按照妻的名分做好自己的分内事，主持维系好家庭生活，一生问心无愧，就是做个好妻子。这是中国女性从传统社会到现在依然存在的三个方面的角色定位，或者如你所说，是中国女性从传统社会到现在依然存在的三个方面的价值依托。如果三个方面都做到了，就可以问心无愧地安身立命了，即能获得你所说的女性的成就感与归属感了。然后，才去考虑在现代社会的公共生活取得成就，即成为一个成功的职业女性。

　　也就是说，做好女儿、好母亲、好妻子是女性的自然属性与家庭属性的必然要求，是衡量中国女性生命意义的最基本的价值依托，因而是中国女性成就感与归属感的根本所在。至于参加社会的公共生活，做一个成功的职业女性，则不是对中国女性的必然要求，更不是中国女性生命意义的最基本的价值依托，自然也不是中国女性成就感与归属感的根本所在。

　　做一个成功的职业女性，顶多只是女性在社会公共生活中的一个附带要求。不能将女性的生命意义与存在价值依托在外在的职业上，更不能将女性的成就感与归属感寄托在可遇不可求的事业成功上。也就是说，知识女性或职业女性在事业上的成功，只有在不违背上述三种女性角色定位的前提下才有意义。当然，如果你是一个全职太太，不在外面做事情，做一个好女儿、好母亲、好妻子就够了，就完全可以实现女性的生命意义与存在价值，获得女性自足的成就感与归属感，即获得女性本有的价值依托。

　　但是，现在要做到这种情况很难了。全职的家庭妇女现在已经很少了；再加上西方男女平等观对中国女性的影响，许多女性不自觉地都把参加社会公共生活取得职业或事业的成功看作是自己最基本的价值依托与成就感、归属感所在，甚至看作是最根本的生命意义与存在价值。这样的话，就背离了女性的自然属性与家庭属性，女性就不再是女性了，而是与男性没有区别了。因此，西方的男女平等观实际上是要求女性按照男性的标准做女人，而不是允许女性按照女性自己的标准做女人，因为当今世界所谓成功的职业与事业，都是按照男性的标准来定的。比如说做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基本上是以男性的标准为标准的。

　　虽然现代儒家不会否定女性在职业、事业上的成就感，但并不意味着职业、事业上的成功就是女性一生追求的唯一目的与根本价值，更不意味着女性建立在自然属性与家庭属性上的其他角色定位就无足轻重。现在有些知识女性把职业、事业的成功放到最重要的位置，其他的方面都忽视或轻视，这样儒家就不赞同了。但是，时至今日，如果只强调女性建立在自然属性与家庭属性上的传统角色定位，看不到现代职业、事业上的成功也是女性成就感与价值感的一个补充，可能又太食古不化了，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不可能要求女性全部回到家庭，完全以家庭为中心了。

　　如果今后中国的社会分配比较合理，比如韩国，男方的工资很高，维持体面的家庭生活绰绰有余，那么女性就可以完全不工作了，一心一意主持家政，女性的价值就完全可以通过上述三个角色定位来实现了。但现在还做不到，因为现在中国的分配制度不合理，逼着女性非得出去找工作，才能维持家庭的经济开支。就算是现在年轻人的小家庭，如果女方不工作，男方的工资也养不起这个家。你说妇女真的愿意离开家外出工作吗？我想按照妇女的本性是不愿意的，只是没有办法。如果我们设计的制度合理一点，男方的工资高一些，可以把整个家养起来，同时又设计出能够保护妇女的制度，如法律规定男方的工资有一半是国家通过男方分配给女方的，这样男方就没有理由认为全由自己养家而歧视女方了。

　　如果有这样的制度安排，能够保障女性实现自己的自然属性与家庭属性，使女性在家庭生活中获得自己应有的尊严感与成就感，那又未尝不好啊！现在城里的学龄前儿童几乎都是爷爷奶奶看管，爸爸妈妈除了星期六星期天外，就没有时间看管孩子。如果爷爷奶奶不在的情况下，就得请保姆，但保姆管不到教育，更建立不起亲情的交流。现在很多母亲们都想自己来看管孩子，但碍于会影响家庭的经济收入，只好作罢。所以，现在这个工资分配制度不合理，需要改革重建。

　　女性为何对佛教比对儒家更有亲近感？

　　范必萱：我还有一个问题，如何增进儒家对女性的亲和力？比如佛家，在宣传上，就给走进佛门的女性一种安全感和亲和力。而儒家相对来说，这种对女性的亲和力就比较稀疏，似乎还存在某种程度上的排斥和歧视。我认为儒家需要从义理的源头上找到依据，并梳理出一套比较适合现代女性修身齐家的理论，让女性在儒家这里找到自信。在佛教的经论中，或多或少可以看到对女性的关怀，当然，有的也许只是一种心理抚慰，但却体现了佛家对女性的悲悯和同情。

　　蒋庆：我知道，你讲的已经是生死灵魂的问题了，已经不是我们刚才讲的社会家庭层次的问题了。因为我们刚才讲的都涉及到家庭、社会、政治，而你现在焦虑的已经是出世间法了。如果用佛教的术语来说，儒家讲的是入世间法，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入世间法。

　　佛教超越世间所有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来看待生命，认为众生一切平等，当然包括男性与女性的平等。实际上，你说的这个问题男性也一样存在。一旦进入佛信仰教以后，男女差别没有了，家庭名分没有了，社会责任没有了，五伦关系没有了，所有人世间的道德标准与价值标准也都没有了，一切都是无自性的缘生法，即一切都如梦幻泡影，一切都空了，佛教的《心经》、《金刚经》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然而，儒家虽然强调入世间法，但儒家也有自己的出世间法，即儒家对于上帝存在、灵魂不灭、生命信仰、心性永恒等问题，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所以从宗教的角度来说，儒家亦即是儒教。但是，儒教立教的重点不像佛教，不是主要解决人的生死无明的解脱问题，而是主要解决人的生命意义的超越信仰问题。因为释迦牟尼立教的目的就是要出离生死，不管后来有多少佛经都是在解决出离生死上下功夫；而孔子立教的目的则是虔诚信仰上天以实现人天命之性的超越意义与神圣价值。

　　对于灵魂到底是死还是不死，我们看《诗经》、《礼记》等儒教经典就知道了：儒家也认为灵魂是不死的，这和佛家一样；但儒家没有灵魂再来的轮回观念，这是不一样的。讲灵魂不灭是所有宗教的根本特征，儒教也不例外，但每个宗教具体讲法不太一样：佛教有很复杂的轮回学说；基督教有末世审判的学说；儒教既无灵魂轮回也无末世审判，而是相信善人的灵魂升天“在帝左右”，享受天福，恶人的灵魂则变为厉鬼，不能升天，并继续危害世人。还有，儒家重视礼，特别是丧祭之礼。祭祀之礼的前提就是灵魂不灭，生命永恒。如果灵魂灭了，祭祀就没有意义了，因为祭祀就是通过祭礼使灵魂自上天降下人间享用祭品。

　　在中国古代儒教传统中，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对祭祀都非常重视。他们通过祭祀来与不灭的灵魂交往，以见证生命的永恒。在《诗经》特别是《二南》里面有好多妇女都参与祭祀，而且很多祭祀的准备工作都是妇女做的，妇女对祭祀活动非常虔诚非常积极，采集祭菜、清洁扫除、布置礼器等都是妇女在做，她们通过祭祀实现了与祖先生命的沟通与交往，实现了对灵魂不灭与永恒生命的见证。

　　所以，你说女性的归宿，归宿到哪里？活着时通过祭祀归宿到祖先之灵的周围，去世后灵魂不灭归宿到上天的“在帝左右”。只要你不做坏事，你的灵魂就可以永远在天上享福。但并不是说灵魂上了天就没事了，善人的灵魂还要对子孙起到保佑的作用，这不分男女，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汉以后的儒家学者对儒教的这一灵魂不灭信仰重视得不够，所以人们往往感觉到儒教在这一方面的资源没有佛教多，不能给人的生死焦虑带来应有的慰藉，这才使你感觉到儒教的亲和力似乎不如佛教。这正是儒教在当今中国的复兴必须重视并解决的问题。

　　为什么你在佛教里感受到的这些东西，在儒教里感受得少呢？一是儒家本身的缺陷。因为儒家是士大夫的学问，主要考虑治国平天下，在这个角度用心不多，虽然儒教里面有这个资源，但他们的所长不在这个方面，的确有待提高和改善的。第二是因为一般来说，女性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冲动相对要弱些，男性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冲动相对要强些。而一个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冲动很强的人，在佛家里面往往找不到资源，因为佛家不谈政治，不谈礼法。

　　宋明理学家在佛教里面还可以找到点感觉，因为宋明理学家谈心性，而汉儒在佛教里面就真的找不到感觉，因为汉儒谈政治。虽然生死问题在汉儒的生命中也有焦虑，但这不是他们的第一焦虑，他们的第一焦虑在治理国家。所以，他们到佛教里面就找不到感觉。反过来看女性，她们对政治、社会、礼法、制度方面的关心比较弱——虽然现代也有些女性关心社会与政治，但始终是少数——大部分女性天生是情感性的、内向的，而男性天生是思维性的、外向的。这样的活，佛教就很容易打动女性，因为佛教不讲社会与政治，只盯住一个生死问题，而生死问题最切近自己的生命，又往往能够激起人的悲悯情感，所以能够打动重感情的女性，让女性感到佛教有亲和力。

　　你问到生命的终极解脱问题，这也许对内向而重情感的女性很重要，对男性来说，好像并不是很重要。像梁漱溟先生虽然终身信佛，但他主要的焦虑还是家国天下的治理，如中国国家的重建与中国乡村的建设等方面。在他的生活中，并没有把生死问题放在第一位。他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与社会重建，在这些政治社会活动中得到解脱，即得到归宿感与成就感，亦即得到充实的生命意义与存在价值。女性在天性上是情感性与内向性的，就大部分女性而言，可能就不倾向于从外在的社会政治活动中寻找自己的生命解脱与意义安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