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名驴友周穆王

　　大家好，这是掌上国学院“杨鹏评点《史记》人物”，今天我们分析周穆王。

　　周穆王是西周的第五位王，他在位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976年到公元前922年之间，大约55年，是西周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君王。

　　周穆王的民间形象很迷人。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着名的驴友。他率领大军浩浩荡荡西行上万里，据传到了新疆的天山天池，与西王母有绯闻对情歌。关于他西行的路线，后世诸多研究说法不一，有的说他越过葱岭抵达了中亚或更西地区，更有人甚至认为他抵达了波兰华沙一带。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敢于冒险的、浪漫的君王形象。

　　周穆王与犹太历史上的所罗门王同期

　　所罗门王以智慧着称，周穆王以西行着称。当时周人处在青铜时代，犹太人则已经进入铁器时代。

　　中国的周穆王跟犹太历史上的所罗门王(在位时间约公元前970年-公元前931年，大约40年)处于同一时期。所罗门王以智慧着称，周穆王以西行着称。他们俩有些共性，都很任性，而且都传有绯闻：所罗门王与示巴女王有绯闻，周穆王则是和西王母有绯闻。周穆王和所罗门王还有一个共性，他们都打开了国家由盛转衰的大门。

　　中国的盛世准则

　　大家看这是西周王朝的前五位王。周穆王是周昭王的儿子，之前的周成王、周康王时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盛世，叫成康之治。在这里我总结一下盛世得以实现的准则，首先是《逸周书》上说的：“惟上帝之言，克播百榖”，遵从上帝之言，认真播种百谷，从事生产劳动；其次就是《尚书》上所说：“敬天保民，明德慎刑。”要敬奉上天，保护百姓，一定要强调明德。“德”就是敬天保民，“慎刑”就是在动用刑罚的时候要非常谨慎；然后，就是《史记·周本纪》里讲到成康之治时说的：“务在节俭，毋多欲，以笃信临之”。非常的节俭，欲望不多，非常讲究信誉。“故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馀年不用”，四十多年都没有动用刑罚；最后是注重和平外交，用的词是“耀德不观兵”。就是以德服人，以德怀柔。类似后来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治”，“与民休息”。对内轻徭薄赋，对外和平外交，这样就造成了盛世。

　　宅兹中国

　　那个时候西周的中心地盘，主要是现在的渭水流域，即陕西、还有黄河中下游地区。当时的淮河流域属于东夷部族，南方汉水流域、长江流域属于楚人。西北地区是犬戎，犬戎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它是好多游牧民族的总称。也就是说，淮河流域、汉水、长江流域以及西北大片地区，都不在周王朝的控制下。那时，这一地域不称中国，所管辖的百姓也不叫中国人。

　　何尊铭文“宅兹中国”

　　“宅兹中国”出自何尊铭文，是“中国”一词的最早来源。在何尊铭文中，“中国”的含义，是指西周王朝的都城成周(今洛阳)地区。铭文记述了成王继承武王遗志，营建成周之事。

　　“中国”这个概念首次出现在周成王时期的青铜器“何尊”的铭文上，时间大约是公元前1030年。何尊铭文“宅兹中国”，“宅”是居住的意思，“宅兹中国”就是要住到中国去，搬迁到天下的中央地区去。大家看图片，当时“中国”两个字是这么写的。当时的“中国”就是西周时期的洛邑，也就是今天的洛阳及其周边地区。大家看一个细节，当时的“中国”的“国”字还没有围墙，不封闭，心态也是开放的。

　　“中国”是一个流动的概念，“中国”这个概念历史的演进有点像滚雪球，从夏商周开始滚起来，越滚越大，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滚进了“中国”这个大雪球里。未来“中国”这个概念还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昭王征楚失败葬身汉水

　　从国际关系看，周武王灭商的时候，得到过西北戎狄的帮助。所以周武王、周公、周成王以及周康王时期，尽量保持与西北戎狄的良好关系，尽量保持和平的外交政策。成王和康王时期，和淮河流域的东夷，以及殷商的反叛残部，仍有冲突。四十多年的时间里，与犬戎也有过两次冲突。但总体来说，它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即“耀德不观兵”。但是这种和平的外交政策，到周昭王时代，在周王朝综合实力达到强盛时，有了变化。

　　《史记·周本纪》说：“昭王之时，王道微缺”，说王道微微有点缺失，说得太轻了一点。从国际关系上看，是开始大缺。昭王改变了过去的和平外交政策，开始武力征伐。也就是说，到了周昭王、周穆王时代，改变了“务在节俭，毋多欲，以笃信临之”以及“耀德不观兵”的盛世原则，开始动兵征服。周昭王时期，除了对淮夷、对东方发兵征服之外，也发动了三次针对楚国的战争。

　　左图为湖北大冶铜绿山矿冶遗址

　　湖北铜绿山古矿冶遗址是中国商朝早期至汉朝的采铜和冶铜遗址，位于湖北黄石大冶市城区西南约4km，面积2平方千米。考古专家据墓葬出土文物判断，铜绿山一直被楚国控制，为其成就春秋霸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为什么周昭王要去攻打楚人？估计与湖北大冶铜绿山的古铜矿有关。青铜时代，铜矿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军事上需要青铜的刀剑，打造各种宗教法器也需要青铜。铜绿山这个从商朝就开始开发的铜矿，经常引发楚人跟中原的冲突。

　　周昭王先后三次征楚。楚人在汉水长江流域，包括现在的湖北、湖南和江西地区。楚人与中原分分合合。郭沫若认为楚人是东夷的一支，后来，迁到了现在的汉水长江流域。1987年，湖北荆门发掘出土的包山楚简，时间大约在公元前316年左右，里面有楚王祭祖的记录。楚王祭祀的祖先有老僮、祝融和媸酓，这说明楚人的祖先确实来自古远的东夷氏族，属于东夷的祭司氏族。

　　周昭王三次征楚都失败了，这是西周王朝由盛转衰的开始。在第三次征楚的时候，周昭王被淹死在汉水。《史记·周本纪》上说：“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昭王到南方去打猎没有回来，死在了江上，“江”指的就是汉水。这个说法很暧昧，周昭王到底怎么死的？没有清楚交代。总之，周昭王是死在征楚的战争中。征楚的战争失败了，这对周王朝是非常大的打击。

　　穆王征犬戎埋下灭国祸根

　　周穆王继位时，他面临的是征楚失败、王权开始衰微的状态。《史记·周本纪》说：“王道衰微，穆王闵文武之道缺”,“闵”是“担忧”、“忧虑”的意思。王道缺失，穆王想重振旗鼓。

　　《逸周书》上更详尽地描述穆王的心态。“穆王思保位惟难”，穆王忧虑保住周王朝的天下共主位置非常艰难。“恐贻世羞”，恐怕被世人羞辱。“欲自警悟，作史记”，想自己警惕觉悟起来，做史记，研究历史的成败经验。

　　周王朝进入鼎盛时期，却发生了周昭王征楚失败、葬身汉水的变故。周穆王面临变故，不甘平庸，很想有所作为。他的办法是什么呢？

　　我们讲过周王朝之所以进入盛世，是因为遵循了敬奉上帝、重视生产、明德慎刑等盛世原则。周穆王想重振旗鼓，是不是坚守这样的盛世准则呢？不是。他的办法是去强化军事力量。

　　周穆王计划征讨犬戎，当时有一位叫祭公谋父的人，劝周穆王说，犬戎没有违背任何传统的义务，我们不能主动去破坏跟犬戎的关系。《史记·周本纪》里记载祭公谋父的原话是：“吾闻犬戎树敦，率旧德而守终纯固，其有以御我矣。”但周穆王没有听从劝诫，还是任性地决定征讨犬戎。“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而且还抓了犬戎的五个王。其直接后果为“自是荒服者不至”。

　　伯唐父鼎及铭文

　　伯唐父鼎铭文反映周穆王在获得四白鹿、四白狼之后，采取一系列宗教祭祀活动，试图通过宗教活动来挽救战争失败的局面。

　　伯唐父鼎铭文在这件事上增加了新的信息。周穆王继位之初,欲加强对西部方国的管理,改革周初确定的朝贡服制，于是以西部犬戎诸方国不以宾服之礼向周王朝尽四时献祭的职责为由，征伐犬戎，获得四白鹿、四白狼而归。周穆王得到了白鹿和白狼以后，亲自拿箭射死，用于祭祀祖先，宣告征讨犬戎有成。但事实上犬戎并没有屈从，而是从此脱离了周王朝的管辖。

　　侵略了犬戎，最终又不能够掌控犬戎，就此结下深仇，也埋下了两百年后西周被犬戎所灭的种子。

　　穆天子西行寻“宝”

　　周穆王不满足于征讨淮夷，也不满足于征讨犬戎，他还带着大军西行。有研究认为周穆王于公元前964年开始浩浩荡荡的西游活动，历时两年左右。

　　关于周穆王西行的动机，有学者认为周人来源于西亚，有的猜测周人是以色列人，有的甚至认为周人是埃及人。总之，他们大多认为周穆王西行是“蓄怀故土之思”(见丁谦文《穆天子传地理考证》-编者注)，是想回到祖先之地，寻找信仰。我认为说周人来自埃及不太靠谱，因为周人的宗教跟埃及宗教很不一样。周人的宗教跟犹太教倒是有很多相似之处。当然，以上这些都是猜测，能给人启发，但缺少扎实的证据。

　　周穆王西行路线图之一种

　　《穆天子传》以日月为序，详细记载了周穆王驾八骏西巡天下之事，行程三万五千里，并会见西王母的浪漫故事。但穆天子西行具体路线如何，学界研究颇多分歧，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检索。本文认同其西行足迹远至新疆天山一带。

　　有两本书对周穆王西行有比较详细的记载，一本是《穆天子传》，另一本是《列子》。我仔细看这两本书，寻找周穆王西行的动机，发现了一些重要的信息。首先周穆王非常关注良马，“天子之马走千里，胜人猛兽”，天子之马能够奔跑千里。在书里面有30次提到马。周穆王赴西域，去找好马，我觉得这是基于军事考虑。战马、战车是周军的主力；其次，还特别多地提到玉石。比如说:“天子于是取玉三乘，玉器服物，于是载玉万只”。关注玉，这是宗教考虑。因为商朝和周朝的宗教，都需要用玉来献给上帝，献给祖先。祭祀的时候要烧玉，玉是非常重要的宗教物资。现在所发现的商周所使用的玉，原料大部分产自新疆；另外，周穆王还很关注武器和新技术。《列子》上说：“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献锟铻之剑”，西戎献了一种特别的宝剑。“其剑长尺有咫，练钢赤刃”，钢估计是铁制的宝剑。“用之切玉如切泥焉”，拿来切玉石就如同切泥一样。

　　之前我提到周穆王和犹太人的所罗门王处于同一时代，但在技术上，却不处于同一时代。所罗门王时期犹太人已经进入铁器时代，而周穆王时周人还处于青铜时代。当时，在技术和宗教上，中东都要先进得多。

　　史书记载周穆王一路西行，对技术环节非常关心。他见识了很多很怪异的技术。春秋后期中国进入铁器时代，也就迎来了战国时代，铁器在中国的出现，与周穆王西行有没有关系呢？有可能。从这个角度，我们或许可以说，周穆王大规模西行主要是为了寻宝，这个“宝”就是先进技术。周穆王向西方学习，想通过学习技术，引进良马和更好的刀剑，来强化周王朝的军事实力。

　　从现有的史料中看，周穆王西行基本符合《左传》所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特征。他关注军马，关注兵器，关注先进技术，同时关注祭祀使用的玉石。对周王来说，这是他执政的战略要点。从周穆王西行我们能看出，他是一位对宗教和技术有些迷恋的人。但是，似乎他的勇于探索并没能改进周国的军事系统。他带着大军旅行在外，颇多耗费，而且不理内政，在历史上备受诟病。也许周穆王确实是一位很有眼光的君王，他想从根本上解决周王朝军事衰败的问题，但在周的军事系统还没能消化他引入的技术之前，周王朝就开始走向衰败了。

　　公元前964年周穆王征讨犬戎，接近两百年后的公元前771年，犬戎攻陷了当时周的首都镐京，西周灭亡。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孟子有一句话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开国君子们的恩泽，历五代之后就会终结。说的是不是周穆王和周昭王呢？他们正好属于“五世而斩”。

　　资料图

　　看西周王朝的历史，从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周昭王，到周穆王征伐犬戎，最后引来犬戎灭国。你会发现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后来的西汉，从汉高祖邦、吕后、汉文帝、汉景帝到汉武帝，汉文帝、汉景帝之时是“文景盛世”，盛世之后迎来比较任性的君王：汉武帝。一般人看到的是汉武大帝征伐匈奴的伟大。但如果我们把时间线拉长一点，汉武帝征匈奴的后果，也许就是三百多年后的五胡入华。

　　所以，孟子说的“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或许就是世袭制君主王朝的宿命。有趣的是，往往是汉武帝、周穆王这样的人声名远播，而汉文帝、汉景帝、周成王、周康王这样的无为而治带来盛世的君王则相对默默无闻。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准则。首先是“惟上帝之言，克播百榖”，敬奉上帝，重视生产；其次是“敬天保民，明德慎刑”；然后是“务在节俭，毋多欲，以笃信临之”；最后是坚守和平外交，“耀德不观兵”。这样的盛世准则为什么第五代开始就很难坚持了呢？也许，生于富裕之中的君王比较容易自大，容易任性，容易不把钱当钱，也容易不把战争当战争。他们的任性最后往往是以整个国家的衰败作为代价。看来，世袭制的君主国家，都难免陷入“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困境。没有开放竞争，就难以保持持续的活力。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下一节课我们讲周召共和，这是周王朝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敬请期待。

　　“杨鹏评点史记人物”系掌上国学院公众号的重要栏目，截止目前，着名学者杨鹏已经点评过史记中记载的周文王、周公和孔子等中国古代名人，通过介绍这些名人生活的年代背景，以及他们的经历，让当今公众对他们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作者：杨鹏，着名学者，哈佛大学亚洲中心研究学者。着作有《成为上帝》、《东亚新文化的兴起》、《老子详解》、《上帝在中国源流考》、《为公益而共和》，2016年在美国出版《DAODEJING》英文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