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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卫东:昆曲不是戏 更不能把昆曲当儿戏

2017-11-20 05:19 来源:北京青年报
张卫东在《琴挑》中饰演潘必正

  温饱之后,“青睐”带您追求更高的人文品质。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恐怕是对昆曲名家张卫东讲座的最深感受。11月12日下午,“青睐”讲座邀请到张卫东为读者讲解昆曲。

  听昆曲爱昆曲懂昆曲的人,估计没有不认识张卫东先生的,他自幼在北京昆曲研习社向吴鸿迈、周铨庵以及上海昆曲研习社樊伯炎学习古诗文诵念、琴曲、昆曲老生、老外以及正旦、小生等行当,被文博大家朱家溍收为入室弟子,多年来一直表演、研究、普及昆曲。

  11月12日上午又是新书首发活动,结束后张先生当即赶到北京青年报社青睐讲座现场,还没来得及寒暄他便自己布置讲台,铺上大红段子的桌围子并插上鲜花清供,立刻让原本刻板的讲桌变得有了古意,换好长袍马褂的张先生更像是从古代穿越而来,引经据典侃侃而谈,史料内容却又讲得生动活泼,兴之所至还吹起笛子清唱起昆曲,大家风范令人如沐春风,让人对昆曲这门艺术更生景仰和亲近之心。

  昆曲的根基和做人的道理是一样的

  为什么说昆曲不是戏?首先要从昆曲的音乐成分说起。

  1917年,王益友带领昆腔班“荣庆社”到北京天乐园演出。在此之前,北京已经五年没有出现职业的昆曲剧戏班了,上一次还是在宣统三年初秋,原来醇亲王府的恩庆、恩荣以及京东玉田县的益和等部分昆曲艺人在东安市场吉祥园演出。宣统三年十月,传来革命党武昌起义的消息,清王朝覆灭,昆曲戏班也就此星散,后流落到京畿周边农村。荣庆社在北京站稳脚跟以后,吸纳了京东广兴园郝振基的班子。自民国后的这五年,纯职业昆曲戏班又在北京有了立足之地。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倡导西学为主的教育方式,又舍不得让传统文化丢失,于是他主张同学们去听昆曲,最有文学性的戏莫过于昆腔,正是他“以美育代宗教”思想本质的体现。

  北京的昆曲曾经发生过几次断档:宣统三年到民国五年这五年之间,1940到1950年,这十年在北京剧坛上几乎没有纯粹的昆曲戏班。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国家领导人要听戏必要听昆腔,先听《夜奔》,再听《游园惊梦》,一是英雄主题,一是爱情主题。那个时代的文化人离不开这两个主题,这或许也是继承前代礼乐文明的一种象征。

  1956年,南方昆曲《十五贯》到北京来演出,作为政治戏的代表剧目,这并不是所谓的“一个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而是当时的社会现实需要《十五贯》这样的公案戏作为舆论宣传。救活昆曲的目的也是为了让这个剧种作为舆论宣传,编新、出新为观众服务。

  自始至终,舞台上、政坛上和艺术界内部都希望让昆曲作为文化宣传来出力,仅凭原来昆曲的艺术根基要想达到这个水平一时间还真的不能满足广大观众的欣赏水平。

  昆曲的根基,最早叫腔,也就是歌唱。歌唱包含曲词,歌唱人常说,字是骨头,腔是肉,板是老师傅;字为主,腔为宾;字宜刚,腔宜柔;字宜重,腔宜轻。这和做人的道理是一样的,外柔而内刚者是君子,外刚而内柔者是小人,都属于儒家中庸之道的审美象征。

  昆山不是昆曲的发源地

  昆曲的曲词溯源来自于花间派。唐代中末叶以来,很多文人逃避战乱,借诗词来陶冶自己,主题大都是风花雪月。这些词表面上看是花间派,实际上描写的是英雄的情致,用爱情来强调君子的气度。

资料图

  词调是自唐代中末叶开始,从唐诗的基础上发展的,且越来越丰富。词调的音乐成分相当多样,一个曲牌子对应一个调和一种唱法,因此留下了很多音乐基础。唐末以来,文人们又创作出了唐传奇,故事题材丰富,说唱艺术应运而生,可以一个人弹唱一整篇故事,称之为“诸宫调”。

  宋代继承唐代说唱的基础草创出曲牌联套,而后又把一个曲牌子贴着一个曲牌子,或者把半段曲牌子联上,如此比原来的词调更丰富。特别是到南宋时代,北宋文化直接传入北方。北方的读书人相比较,掌握文化命脉的统治者发展得很薄弱,金元时代诸宫调多是弹拨类伴奏的说唱形式,文学性比当年的花间派略低,比较注重口语和当代的时髦词。南宋的文化则不然,很多北方文人难逃后继续发展词调,晚期的辛弃疾、李清照等写的词更加细腻婉约,这些音乐文化都被当时的南曲吸收。文人创作以爱情为中心的剧本叫“南戏”,文辞典雅之程度可以直接把南宋词挪过来,因此还把这些文本称之为“戏文”;演奏以笛、萧为主,如此音乐节奏分明,因是笛、箫伴奏故音准也格外强。

  三废三兴的科举,使得元朝的文人们没有心思做官,纷纷隐居,可是他们却将南宋朝的南词和北金的诸宫调的音乐文化继承下来,使得南北曲合流,成为以地名为坐标的“昆山腔”。现在说昆山是昆曲的发源地倒是不假,但实际上的传人却是外来隐居的文人们,他们在昆山、太仓等地清唱南北曲而定名。

  四方之歌皆出吴门,昆山腔最雅,这是因为继承了南宋朝杭州的标准字音和歌唱。杭州经过战乱以后,大部分的文人流落到乡野山林之间,因有隐逸之情以至于存有故国眷恋家乡的心态,故而以度曲消磨岁月。顾阿瑛创立了玉山草堂,还有杨维桢、倪云林等人在书画之余歌唱,这便是昆山腔的雅集形式,用了竹笛伴奏并增添三弦、提琴、琵琶、笙管等。这种清唱的词令往往是自己即兴创作,而后的拆开合流曲牌更使音乐绚丽多彩,还在曲牌子的名称上体现出来,还有两个曲牌子合在一起,如明代中期的《牡丹亭·惊梦》里就有【山桃红】曲牌,这是把【小桃红】和【下山虎】的曲牌杂糅在一起的效果。这和当时整个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主体一脉相承,在中国音乐历史上定义为两宋音乐文化的沿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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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嘉 安琪

编辑:余小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