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成纪教授新着、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先秦两汉艺术观念史》(以下简称《观念史》)作为一部研究先秦两汉艺术观念进展的力作，以观念史这一全新视角重新审视中国美学和艺术史，提出很多有价值、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有力推进了当代中国美学史和艺术史的研究。
任何一本具有重大理论贡献的着作都得益于其观念和方法的创新，《观念史》一书的写作正是如此。作者之所以选择观念史角度介入先秦两汉艺术史研究，不仅在于观念史研究更能体现作者“美学下去，艺术上来”的学术思路，而且还在于观念史作为哲学的前历史或潜历史，更容易突破固化的理论概念对艺术史的束缚，重建艺术与理论的交互或连续关系。该书意识到用西方现代美学和艺术理论解释中国艺术史必然存在体用分离的弊端，所以强调回归中国历史、回归中国艺术观念本身。在作者看来，这种观念形成的背景是中国传统礼乐文明，美和艺术则构成了它的本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种由美延伸出的天下情怀与尚和观念，是中国传统美学的精髓所在，也是中国传统礼乐文明给予人类的智慧。在这种艺术观念烛照下，中国古典美学关注的对象绝不仅是文学艺术，而是有着心怀天下的广远视野。中国文学艺术的价值也不仅在于愉悦性情，而且具有为政治注入诗意并在理想层面引领政治的双重功能。这一解读完全破除了中国美学界长期受西方现代美学影响的以“美的艺术”、以情感自由为核心的非功利的艺术观，是对中国艺术性质和边界的合理界定，而其中关于礼乐文明、家国情怀、天下意识与艺术关系的论述，更是彰显了自先秦两汉以来中国艺术精神的精髓与智慧。
作为一部断代史的中国美学和艺术史着作，作者之所以选择先秦两汉，是因为这一时期是中国文明的轴心时代，也是中国艺术极具原创性，很能彰显本土价值的时代。这种选择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它较好地解决了中国艺术观念的起点和奠基问题，充分展示了先秦两汉艺术的观念特征；二是作者摒弃了中国艺术史写作长期存在的以美的自律为中心的艺术观，形成了更为开放、多元的价值观念。以西周礼乐制度为背景，不仅形成了中国艺术与宗教、政治、道德等因素的多层次交融，而且彰显了美和艺术之于传统中国的重要性。以这种眼光看待中国艺术观念的演进，春秋战国时期艺术的雅俗、古今之争以及对艺术的肯定与否定，汉代对先秦主流艺术观念的大成和体系化，其内在的逻辑和价值均可以充分地展示出来。即使是魏晋时期的“美的艺术”，其艺术形式发展的完备性以及表现出来的精神特征也能得到更好的说明。如果没有先秦两汉对包括艺术在内的中国礼乐文明传统的奠定，魏晋时期艺术向美的聚集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观念史》提出“保持价值中立，让艺术史最大限度地回归中国历史本身”的原则，其目的也是为了贯通先秦两汉与整个中国艺术史的研究。在作者看来，艺术观念史研究在中国仍然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一方面，自先秦至近代，中国人长期保持了崇文尚艺的传统，各种艺术观念在艺文和哲学领域弥漫；另一方面，对于艺术观念的专史研究却是阙如的，所以以先秦两汉艺术观念为对象，以比较宽泛的学术视野和翔实可信的文献资料展开研究亦显得非常重要。同时，作者这种以文献文字为基础的“信史”研究又充满哲学的深度和精神的高度，其对艺术问题的思考，始终坚持实用、审美、象征的多元价值评判，认为中国艺术虽然以审美为目标，但美从来不是唯一的目的，在美之上往往有更高的伦理、哲学追求，艺术也最终走向哲学。这一研究视野，不仅可以很好地呈现先秦两汉时期艺术的整体面貌，而且也对中国美学和艺术史中许多关键性理论问题作出了新的阐发。比如，作者认为，甲骨文对构建中国艺术观念“信史”的起点极为重要。正是通过对甲骨文字和史前器物的分析，作者重申了摹仿作为中国上古图绘艺术的基本理念的价值，并认为自传说中的夏禹“铸鼎象物”始，逼真地摹写现实就是中国绘画艺术不可动摇的基础，认知功能对于中国绘画永远具有奠基性。这可以说是对学界长期流行的中国艺术重表现而轻摹仿观念的有力纠正。论及汉代书画艺术时，作者亦注意到汉代地图与中国山水画的关系，认为它有助于重新界定这一画种的本质特性，即认知先于审美。但作者并没有停留于此，而是进一步进入象征的层次，认为中国社会对物的伦理意义的引申，至少在新石器时期就开始了；中国社会早期的礼器，往往在具有审美特征的造型中包含着对天地宇宙的看法，充当了某种伦理、神学观念的视觉相等物。而后世中国的山水画，更是在根本上蔑视审美化的形色表现，将哲学性的显道或写意作为艺术的根本任务。这些看法均是发人深省的创见。
与许多专业化的艺术史写作不同，《观念史》一书选择先秦两汉对中国艺术观念进行探讨，目的并不仅仅在于美和艺术本身。作者多年致力于先秦两汉艺术史研究，最重要的体会就是美和艺术与家国历史的不可分割。或者说，在中国文明的起点处，美和艺术不但强力参与了国家制度文明的创构，而且为中国数千年的文明进程提供了精神支柱和理想指向。正因如此，本书以礼乐文明为核心的艺术观念史建构，要求中国艺术史研究重新回归中国历史本身，就不仅是学术上的求真问题，而且是确立中国艺术的本体地位，并从中提炼出民族性的艺术精神的重要前提。这也是该书在观念与方法上提供的重要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