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天子号称“富有四海”，然而清代道光皇帝却崇尚节俭。《喻大华评说道光帝》一书介绍：道光皇帝日常使用的是普通的毛笔、砚台，每餐不过4样菜肴，衣服除了龙袍外，都是缝缝补补。道光元年，皇帝发表节俭宣言——《御制声色货利谕》，规定停止各省进贡，不再增建宫殿楼阁。道光十一年夏，发布《御制慎德堂记》，告诫皇子皇孙祖宗创业不易，吃饭不要追求山珍海味，穿衣戴帽不要追求华美时髦，耳目不要被视听享乐所引诱，居住不要被豪华气派所迷惑。道光皇帝对官员要求也极为严格，规定旗员六品以下，不得衣着绸缎，一律布衣布靴。有人举报盛京将军经常在家里演戏宴乐，道光帝立即将他革职。

　　然而，道光崇俭治奢没有换来官场的清风正气，其影响不出紫禁城。离开北京，官场风气照样腐化不堪，奢靡成风。据道光年间在西北任职的张集馨回忆，来往于西藏、新疆以及甘肃、四川的官员经过西安时，西安地方官均竭力招待，“每次皆戏两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窝烧烤，中席亦鱼翅海参……大宴会则无月无之，小应酬则无日无之……终日送往迎来，听戏宴会”。就拿宴席来说，一种豆腐就有20多种做法，猪肉能做出50多种花样。官员们的生活声色犬马，极端奢侈，与道光的节俭之风形成鲜明对比。那么，道光纠治奢靡之风到底败在哪里呢？

　　首先是重口谕轻法治，不敢奢不能奢的外部环境未能形成。“法者，治之端也。”作为封建帝王，道光皇帝虽然对臣民有生杀予夺之权，但没有建立完善的法规制度，形成科学的监督机制，他对奢靡之风的种种指示和倡导，终究只能停留在一人一事上。中国历史上，在帝国初期政治清明、皇权威信尚可之时，尚能维系一时之效；到了皇朝中期以后，一旦皇权威望下降，这种靠皇帝个人意旨乾纲独断的人治方式就必然变异走偏。大清王朝到道光时期，皇帝对官场的钳制力、震慑力已大为降低，这也难怪道光苦心孤诣，各级官员却阳奉阴违、自行其是。

　　其次是重处罚轻教育，不愿奢不想奢的内部环境未能形成。虽然道光皇帝屡发上谕、身体力行，也惩治了一些贪官，但历经康乾盛世，社会相对承平，享乐主义不可遏止地抬头泛滥，此时艰苦奋斗教育长期缺位、以俭养德教育严重缺失，加之“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必然规律，道光皇帝的崇俭治奢没有成为一种风尚、一种共识。比如内务府官员不仅不积极执行，反而利用手中职权愚弄皇帝、大饱私囊。据《春冰室野乘》记载，当时一条新裤子不过一两银子，而道光皇帝打一个补丁内务府却要报销上千两银子。有一天，道光突然想吃“片儿汤”，时价大概纹银40钱，而内务府却借此奏请增设专制“片儿汤膳房”，提出近万两白银的开办费。

　　第三是重形式轻实质，真俭朴敢作为的健康生态未能形成。道光皇帝的许多要求和做法，有的甚至演变成一种形式主义。当时京城官员上朝都穿着打补丁的衣服，闲聊时也常常装模作样地哭穷诉苦。在讨论诸如海防、边务、黄河治理等问题时，大臣一提到拨款，道光皇帝立即面露不悦之色。比如在探讨新疆设防方案时，将军们提出一万八千名士兵的守疆员额，道光一下子就砍去三分之二，只批准六千人。时间一长就形成了不敢作为、不愿作为的不良习气，许多该办急办的事无法顺畅完成，一些想干事能干事的人不受待见，留下许多隐患。

　　“奢靡之始，危亡之渐。”道光皇帝崇俭治奢的努力无果而终，从根本上讲，是封建专制制度已经彻底腐朽没落的表现，同时其政策执行机制不完善也是重要原因。习近平主席指出：“解决‘四风’问题，要从实际出发，抓住主要矛盾”。我们要从历史上戒奢倡俭的经验教训中获取有益的启示，抓住“四风”问题的主要矛盾，努力把崇俭治奢的时代考题回答好。

　　原标题：道光皇帝崇俭治奢何以无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