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关《西游记》中孙悟空形象之来源的问题上，上个世纪初就发生过争论，几位当时着名的文学大师各有不同的解读。鲁迅认为是国产的，其原型为《水经注》中的水怪无支祁；而胡适、郑振铎认为是“进口”的，其原型为印度佛经中的神猴哈奴曼。这一争论虽已近百年，却迄无定论。

　　福建泉州开元寺元代石刻画中的《猴王哈奴曼》浮雕等，说明带有神话色彩的印度故事很早就传入中国。最近在敦煌石窟壁画发现的六幅《玄奘取经图》，时间跨度1400余年，有多达30余只形态各异的猴子形象。图中，玄奘身披袈裟，十分虔诚而恭敬；而孙悟空虽似人却猴相十足，毛发披肩，头戴金箍，手牵白马，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完全符合《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形象，其所蕴含的意义，是非常丰富的。

　　从敦煌石窟文献发现至今，已有百年时间，在海内外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敦煌学得以创立，并成为学术研究中的一门显学。学者们在敦煌石窟文献的整理方面做出了很大成绩，其中关于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更是成绩斐然。但如何加大对石窟艺术中壁画、雕刻等所涉及的与文学相关的内容进行系统整理与研究，却仍需要进一步重视。

　　河南巩义市石窟寺，论其规模，在我国石窟艺术中并不算大，然而却能名列前茅。它位于黄河南岸的邙山之南、洛水北岸。邙山原为秦岭的余脉，沿黄河向东延伸，直到郑州北郊。山不高，且多为黄土岭。唯独在巩义市老县城北五华里处，有一座突起的石山，名为大力山。大力山脚下，有一层巨大的灰黄色的岩石层，石如刀削，形成一个个悬崖绝壁。巩义市石窟寺便位于这一天然的石壁之上。河南巩义市石窟寺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它开凿时间早，且保存有特别珍贵的刻有北魏孝文帝及其皇后的18幅礼佛图，除3幅受损外，尚有15幅保存完整。礼佛图分为《皇帝礼佛图》和《皇后礼佛图》两种。《帝后礼佛图》为大型浮雕，人物众多，场面巨大，构图完整，错落有致。雕刻者刀法娴熟、形象逼真，充分显示出北魏雕刻工匠高超的艺术才能。它和同一时代产生的《洛阳伽蓝记》一样，理所当然成为认识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历史教科书。

　　河南巩义市石窟寺有一幅与《西游记》中人物孙悟空和猪八戒之原型相关的浮雕，在一个刻画力士的雕像下方，刻有众多神魔，其中一处，并排刻有一猴一猪，正使劲向上托举。这情景，立刻可以联想到《西游记》中的人物孙悟空和猪八戒。可是，《西游记》是明代的神魔小说，即使往上追根溯源，也只能追溯到唐代的玄奘取经故事，而巩义市石窟寺是从北魏宣武帝年间(500—503)就已“凿石为窟，刻佛千万像”，也就是说早于唐代的玄奘取经故事一百多年。其次，过去所知的有印度神猴哈奴曼，却未曾听到有神猪的故事，况且它们是何时一起传入中国的呢？

　　1930年《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二分册有陈寅恪《〈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其中有一段涉及神猪形象，原文如下：

　　又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叁《佛制苾刍发不应长缘》略云：

　　时具寿牛卧在峤闪毗国，住水林山出光王园内猪坎窟中。后于异时，其出光王于春阳月，林木皆茂，鹅、雁、鸳鸯、鹦鹉、舍利、孔雀诸鸟，在处哀鸣，遍诸林苑。出光王命掌园人曰：汝今可于水林山处，周遍芳园，皆可修治。除众瓦砾，多安净水，置守卫人。我欲暂往园中游戏。彼人敬喏，一依王教。即修营已，还白王知。时彼王即便将诸内宫以为侍从，往诣芳园。游戏既疲，偃卧而睡。时彼内人，性爱花果，于芳园里随处追求。时牛卧苾刍，须发皆长，上衣破碎，下裙垢恶，于一树下跏趺而坐。宫人遥见，各并惊惶，唱言：有鬼！有鬼！苾刍即往入坎窟中。王闻声已，即便睡觉，拔剑走趁。问宫人曰：鬼在何处？答曰：走入猪坎窟中。时王闻已，行至窟所，执剑而问，汝是何物？答言：大王！我是沙门。王曰：是何沙门？答曰：释家子。问言：汝得阿罗汉果耶？答言：不得。汝得不还，一来，预流果耶？答言不得。且置斯事，汝得初定，乃至四定？答：并不得。王闻是已，转更瞋怒，告大臣曰：此是凡人，犯我宫女，可将大蚁填满窟中，蜇螫其身。时有旧住天神近窟边者，闻斯语已，便作是念：此善沙门，来依附我，实无所犯，少欲自居。非法恶王，横加伤害。我今宜可作救济缘。即自身变为一大猪，从窟走出。王见猪已，告大臣曰：可将马来，并持弓箭。臣即授与，其猪遂走，急出花园。王随后逐。时彼苾刍，急持衣钵，疾行而去。

　　陈寅恪认为，“《西游记》猪八戒高老庄招亲故事，必非全出中国人臆撰，而印度又无猪豕招亲之故事”，是“故事文学之演变”的结果。又，陈氏此文中，也考查了沙僧的出处，是见于《慈恩法师传》。陈氏所提出的看法，对我们应有启示作用。

　　石窟艺术除了塑造有众多形象外，其数量可观的文字同样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敦煌石窟中的文字自不必多说，巩义市石窟寺中也发现有佛经经卷，它对于佛教经典的整理意义重大。

　　石窟中一般都会有许多碑刻题记，据统计，巩义市石窟寺中存有碑刻题记二百余块，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信息，甚至还保存了一首东汉时期的佚诗。这对于我们的学术研究，当然也包括古代文学研究，都有重要价值。

　　这首佚诗是很偶然发现的，它被刻在石窟寺内西侧一座土窑的崖壁上，该土窑位于村庄的打谷场旁边，过去长期被泥土掩埋。1972年，村里为避风雨而在此挖洞，挖开泥土后发现了这座土窑，并在土窑岩壁上发现这首七言诗。经考证，其年代应在东汉的中后期。目前研究者将其称为《诗说七言汉摩崖题记》。题记为隶书，共七句，49个字。据考释，这七句诗的文字是：

　　诗说七言甚无恶，多负官钱石上作。掾史高迁二千石，掾史为吏甚有德。兰台令史于常侍，明月之珠玉玑珥，子孙万代尽作吏。

　　据介绍，此诗出土后研究者曾向施蛰存先生请教，施先生认为，这是一位欠了官钱而被罚作石工的工人写的一篇题记，内容是歌颂一位叫于常侍的官员的功德，祝愿他子孙世代能做官。(详情请参看马建中《巩义市〈诗说七言汉摩崖题记〉考》，《中国书法》2015年第7期)关于我国七言诗的产生和形成的问题，曾经长期困扰着古代文学研究者，主要问题在于保存下来的早期相关资料太少，这篇以七言诗写成的题记，虽说文字比较一般，但对我们认识和研究七言诗的起源，是很有价值的。

　　在佛教传入中国的两千年间，我国各族人民以其聪明才智，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石窟艺术。在这些石窟艺术中，蕴藏着许许多多珍贵的文献资料，等待我们去调查，去发现。希望有更多研究者能投入更多的精力去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功夫不负有心人，相信大家一定能做出大大超越前人的成绩来，从而更好地推动多学科学术研究的发展与进步。